谢列斯特讲过，1966年12月5日他在捷尔诺波尔州。州国家安全局局长斯图帕克深夜到他那里求见。斯图帕克汇报了州里的形势，然后才转入他为之而来的主要话题。他告诉谢列斯特，克格勃中央机关的一大帮人来过州里。莫斯科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毫不避讳地谈论勃列日涅夫。按照这位州局局长的说法，“莫斯科人不喜欢勃列日涅夫，并不真正把他当作国务活动家。他们都说他是一个侥幸成功的人物，他掌握政权是宫廷政变的结果，因为支持他的都是一些容易轻信的人。无论聪明才智或组织才能他都并不出色，也不懂经济。他是个阴谋家和演员，但上不了大舞台，只能在外省的露天舞台上表演。有着如此个人品质的人竟然成为苏共中央首脑，只能让人感到惊奇……”
谢列斯特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不可能做出若无其事的模样。是什么阻碍那位斯图帕克直接去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谢列斯特企图隐瞒这一事件？自己为了此事去见勃列日涅夫同样危险：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可能会掉脑袋。
谢列斯特让州局局长将这一切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他自己则按习惯找波德戈尔内商量。波德戈尔内回答说：
“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要注意——你可能被误解。”
尽管如此，谢列斯特还是判定，如果他将国家安全部门中央机关的倾向性汇报上去，无异于给新主人帮了大忙。波德戈尔内转告勃列日涅夫，说谢列斯特有话要两人单独交谈。
12月8日早晨，勃列日涅夫给谢列斯特来电话，要谢列斯特明天上午就到他那里去，而且说要派伊尔-18飞机去接谢列斯特，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彼得·叶菲莫维奇，你早点儿起飞，我们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之前见面并谈一谈，会议两点半开始。”勃列日涅夫说。
翌日12时30分谢列斯特来到老广场。一开始谢列斯特汇报共和国的情况，但勃列日涅夫听得漫不经心。
于是谢列斯特将话题转向最主要之点——转述与捷尔诺波尔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谈话，并转交了此人所写的报告。勃列日涅夫看完报告后神色慌张，双唇发紫。
他很关心还有谁知道此事。
谢列斯特回答说，除开波德戈尔内，谁都不知道，他向波德戈尔内也只是讲过事情的大概。
谢米恰斯内注定完蛋。勃列日涅夫的出发点是，如果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们不知道部门领导人的倾向是这样，他们绝不会如此露骨地发表对总书记的意见。
1967年5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谢米恰斯内被撤销克格勃主席职务。谢列斯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描写了这个场面。
政治局会议之前，勃列日涅夫让谢列斯特去见他，说：
“你要注意，今天我们要解决关于解除谢米恰斯内克格勃主席职务的问题。”
对谢列斯特而言，此乃出人意料之事：
“什么原因呢？”
勃列日涅夫想回避交谈：
“有很多理由，以后你都会知道的。我找你是想商量一下，把谢米恰斯内安排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好一些。我们不打算让他留在莫斯科。”
“可是，到底为什么要撤职呢，是什么原因？”谢列斯特又问了一遍。
勃列日涅夫几乎是恼怒地回答：
“我给你说过了，以后你会全都知道的。并不想让他太受委屈，也许，你能在乌克兰给找个什么职位？”
谢列斯特建议任命谢米恰斯内为州委第一书记，比如基洛夫格勒州。
勃列日涅夫略加思索：
“不，不想让他搞党务工作。还可能有些什么方案呢？”
于是谢列斯特提出给谢米恰斯内一个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位。
勃列日涅夫点点头：
“第一副主席。”
谢列斯特反对：
“已经有两名第一副主席了。”
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
“这不成其为障碍。你给中央委员会写个报告——我们让再补上一个第一副主席的职位就是了。”
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说：
“把谢米恰斯内叫来。”
谢米恰斯内并不了解因为什么问题叫他。他不知所措……
勃列日涅夫宣布：
“现在我们必须讨论一下有关谢米恰斯内的问题了。”
“讨论什么问题呀？”谢米恰斯内问。
“有人建议解除您克格勃主席职务并调任其他工作，”勃列日涅夫回答。
“为什么呢？”谢米恰斯内感到吃惊，“谁也没有同我谈过这个话题，我连这样调动的原因都不清楚……”
勃列日涅夫以粗暴的喝斥应声作答：
“克格勃工作中的缺点很多，侦查和情报工作搞得很糟糕！……还有阿利卢耶娃是怎么回事？她为何能够跑到印度，又从哪里飞往美国？您就去乌克兰吧。”
“我在那里能干什么呢？”谢米恰斯内问。
谢列斯特回过头对他说：
“我们会在那里给您找到工作的。”
“彼得·叶菲莫维奇，怎么该由您给我找工作呢？”谢米恰斯内火了，“我登记在州的地方是莫斯科的党组织，并不是在您那里。为什么要您给我找工作？我是苏共中央委员，并不是乌克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不应当混淆这个界限。”
然而已经没有任何人听他的了，问题已经解决。当即便批准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为新任克格勃主席。
动身去乌克兰之前，谢米恰斯内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说他要走了。勃列日涅夫不喜欢争吵，关切地问道：
“您想到我这里来吗？您找我有什么问题？”
谢米恰斯内骄傲地回答：
“不，我没有什么问题要找您。”
勃列日涅夫受到了侮辱。
5月23日谢米恰斯内抵达基辅。据谢列斯特说，他大受震撼，心慌意乱。5月29日发布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任命谢米恰斯内为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命令。
谢米恰斯内的政治前途宣告结束，其时年仅43岁。其他人在这个年纪还站在奥林波斯山脚下，着迷地朝上张望呢。
当然，他并不相信一切都已终结、无可挽回，以为一切都将发生改变。然而通向莫斯科之路业已对他封闭，他已被无限期放逐。
谢米恰斯内在乌克兰政府中主管文化和体育。他终于受到了高等教育——1973年毕业于基辅国立舍甫琴科大学夜校部历史系。
夏天，正与勃列日涅夫一道休养的政治局委员波德戈尔内从克里米亚给谢列斯特来电话，他想知道谢米恰斯内何时去何地休养。
“我明白了，”谢列斯特写道，“勃列日涅夫仍在密切注意谢米恰斯内。他担心谢米恰斯内与谢列平以及其他年轻干部交往。我并未发现谢米恰斯内有任何特别之处，他是个正直而坦诚的人，对工作认真负责，努力钻研他不太熟悉的业务。毫无疑问，他心情抑郁、恼怒，每当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时，他的身体便仿佛遭到高压电击，不难想象，如果能够办到，他会对勃列日涅夫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谢米恰斯内所有电话遭到窃听，乌克兰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一直跟踪他，将其一举一动向莫斯科报告。
在乌克兰共产党例行代表大会上，曾打算让这位前克格勃主席担任中央委员，按照职务他理所应当，莫斯科却表示不满。谢列斯特向勃列日涅夫解释说，谢米恰斯内应当入选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因为他毕竟是政府的第一副主席。
勃列日涅夫表示反对：
“不错，他是第一副主席，但并不是所有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都能当中央委员。”
时至深夜，已经在打印乌克兰共产党未来的中央委员名单了，最终还是删去了谢米恰斯内的名字。他是政府第一副主席中唯一一位连代表都不让当的人，尽管按他的级别这是理所应当的事。
谢米恰斯内认为在乌克兰的工作是个负担，请求为他物色一个合心的事情，然而却连连遭到拒绝，尽管勃列日涅夫对待他貌似充满善意。勃列日涅夫将谢米恰斯内撤销职务，清出政界，逐出莫斯科，但并未置之死地。
“勃列日涅夫来过乌克兰一两次，”谢米恰斯内回忆道，“有一次到来我记得很清楚。在机场上他忽然找到我，拥抱我，并且当众与我同行，他真是个演员。我们还彼此为对方讲笑话。整个基辅都谣传我要调回莫斯科了，然而这终归是谣传而已。”
谢米恰斯内发生大面积心肌梗塞，在基辅的医院里卧床四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曾给勃列日涅夫写过三封信。契尔年科延揽了谢米恰斯内，开始为他挑选工作。但他并未能重返政界。1981年谢米恰斯内被批准为全苏知识协会理事会副主席，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莫斯科领导人换马
下一个被撤掉的人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这是党内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起初勃列日涅夫颇为赏识这位莫斯科书记，视其为可靠支柱。他在全会上作报告后，晚上打电话：
“喂，科利亚，我的讲话怎么样？”
叶戈雷切夫中规中矩地回答：
“报告精彩极了，分析得很透彻。”
“也许，你明天也发个言？”
“我准备发言。”
后来关系搞坏了。
叶戈雷切夫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莫斯科有些小道消息开始流传。中央主席团会议刚刚开过，满城就已经在谈论它的决议和所讨论的问题。有一天叶戈雷切夫去看望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抱怨说：
“尼古拉，我们怎么也不明白，是哪里走漏了消息。你交给手下的人去办吧，也许，他们能查出来。”
叶戈雷切夫找来莫斯科市兼莫斯科州的克格勃局长，转告了他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要求对方查一查。
大约一星期之后，那位局长垂头丧气地来见叶戈雷切夫：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真糟糕！”
“怎么了？”
“我们找到那个源头了。旅馆里的一名房间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闲着没事，就散布了一整套消息。”
“她从哪里知道的？”
“她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女儿的朋友，不分昼夜都能出入这个家庭。”
叶戈雷切夫去见勃列日涅夫，说：
“查到了！”
“是谁呀？”
“把那个女的从您家里赶走吧。”
勃列日涅夫满脸飞红，无言以对。叶戈雷切夫并不追问他们究系何种关系，只是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已经下令把这些材料烧掉了。不过您还是将她赶走吧……”
1966年12月，正在筹备为莫斯科城下击溃德军20周年举行庆祝晚会。各英雄城市的代表应邀前来首都。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给叶戈雷切夫打电话。他有所不满：
“为什么新罗西斯克的人一个也没有邀请？”
“那并不是英雄城市。”叶戈雷切夫回答。
“可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在那里战斗过呀！”卡皮托诺夫意味深长地说。
“好吧！我们这就邀请。”叶戈雷切夫同意。
“还应当让他们发言。”卡皮托诺夫再坚持。
“不，这不行。”
“可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在那里战斗过呀！”卡皮托诺夫更加坚定不移地说。
“要是我们这样做，我们只会伤害列昂尼德·伊里奇。”
晚会进行得很顺利。朱可夫元帅出席，受到热烈鼓掌欢呼。
《真理报》当时是国内的主要报纸，本来打算广泛报道这一事件，为叶戈雷切夫的讲话预留了整整一个专栏，可是发表出来的却只是短短一段文字。原来，勃列日涅夫对叶戈雷切夫感到不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名字在报告中仅仅提到了一次。
“正值莫斯科兴盛时期我却离职这件事，即便对于那些与我最为亲近的人也出乎意料，”叶戈雷切夫说，“不过我对此早有准备。我一直瞒着他们所有的人，所以他们以为我和勃列日涅夫私交很好。然而事情要复杂得多。勃列日涅夫大概认为我在觊觎他的位子。这纯属子虚乌有。原来，我在莫斯科享有很高的威望。1966年的党代表会议上经过秘密投票，我以全体一致通过的结果当选。这样的情况可是前所未有，以往总有几票反对。”
撤掉叶戈雷切夫的借口是1967年6月找到的。中东六日战争刚刚结束。以色列数日之内彻底击败了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阿拉伯国家军队。阿拉伯军队的失败令苏联领导人心情沉重，军事官员大为震惊。
1967年6月20日，中央全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个问题——“关于针对以色列在中东的侵略行动的苏联政策”，勃列日涅夫作了长篇报告。午餐后按照事先确定的名单开始发言。一切进行顺利，直到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讲话。
六日战争之前两个月，他曾率领党的代表团出访埃及。
“在埃及，当时有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激动，”叶戈雷切夫回忆说，“回国之后，我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情况报告，其中写到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分析研究埃及所发生的事件。我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答应会面，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想听取我的意见。”
叶戈雷切夫的一名助手读过他将要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原文之后，试图让他警醒：您值得作这样尖锐的发言吗？因为明明知道，何人会感到受辱并力图采取何种行动进行回击……叶戈雷切夫感到诧异。
“我反对赫鲁晓夫都不害怕，难道现在倒缺乏勇气了吗？！”
叶戈雷切夫属于1964年秋曾帮助勃列日涅夫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那批人。人们都预言他前程远大，认为他马上就会被选为中央书记，跻身政治局。然而叶戈雷切夫过于独立不羁，常常批评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坚持自己的观点，总之，不合时宜。勃列日涅夫有一次顺便去看望在老广场另一个大厅里面办公的叶戈雷切夫，发现其办公室内并未挂他的肖像。
当年也是党务工作者的叶戈雷切夫的妻子回忆道：
“全会前他让我看他准备在会上发表的讲话文本，以往他从来不曾这样做过，他想知道我的看法，因为作为发言，应当十分认真负责，切中要害。
他批评中央委员会很少关注莫斯科的防卫状况，此外，还提出了民族问题。在他的发言中，这个问题谈得非常全面和尖锐，他指出各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日益增长，也触及了犹太问题，说我国的犹太人正在被消灭。”
妻子劝告叶戈雷切夫：
“应当让发言变得委婉一些，现在谁也不会这样讲话的。”
“我还是要按照所准备的那样讲。”他回答说。
首都市委书记在中央全会上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我想表达一个愿望，希望我们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纳赛尔总统本人的关系中多一些严格要求。比如，纳赛尔总统曾不负责任地声称，阿拉伯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同意以色列的存在，开罗广播电台在战争的头一天便宣称‘埃及人民终于要给以色列上死亡的一课了’，这些话所付出的是何等巨大的代价。”
叶戈雷切夫还谈到，以色列空军对埃及空军的明显优势，引发了一个莫斯科防空和防导弹能力的可靠程度的问题。我国首都对可能敌人的空军和导弹的防卫是否很充分？
“同样明显的是，”叶戈雷切夫提醒说，“国防部门所作的武断决策，对武装力量，尤其是对空军、海军，一定程度上也对摩托机械化部队，造成了明显的损害。同志们，请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谁也不想冒犯，也没有暗示任何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行为负有高度的个人责任……”
将军们一再保证，莫斯科的空防是可靠的。叶戈雷切夫认为，军方是在粉饰实际状况：
“已经到了在全会上听取国防状况报告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作为莫斯科防空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就很担心首都空防不够可靠。现存的系统日益无形老化，已经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应将其现代化，建立新的首都防空系统之事又拖延得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