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资源匮乏、国际市场不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总沿着“长江、长城”找“馍馍”，围着“黄山、黄河”做买卖、建“厂子”，“馍馍”再多也会吃光，买卖再好哪有“不散的席”，“厂子”再大也装不下太多的中国人。要生存、要发展，岂能不难？如果能在“四大洋”及其所连接着的其他土地上找“馍馍”、办“厂子”、做买卖，吃别人的鸡下的蛋，花从别人那里挣来的钱，又有何难！因此，中国必须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才能拥有良好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今天的中国，长期囿于“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大陆观念，还缺乏掌握和控制海上咽喉要道的意识。这在“天下大同”的情况下是一种值得赞扬的美德，但在弱肉强食丛林规则当道的今天，则是一种愚昧！有没有能力控制是一回事，而有没有意识去控制是另一回事。只有具有了控制的意识，才可能拥有控制的能力。
地缘政治·中国·地缘意识
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翻转地球”的阿基米德，他所发明创造的杠杆、滑轮和螺旋等机械，特别是其“杠杆原理”，在不同人的手中有不同的用处；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万物皆变，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的论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理解或者作为不同的论据。
一个时期以来，一提到“地缘政治”，人们往往立刻就会想到那个曾经给全世界带来灾难的疯子希特勒以及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曾经帮助希特勒完成《我的奋斗》的赫茨以及与赫茨关系甚密的K·豪斯霍弗尔。因为，在许多人看来K·豪斯霍弗尔的“地缘政治”思想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政治理论界对此多持鲜明的批评态度。
“地缘政治”到底是什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地缘政治学”一条写道：地缘政治学——西方国家关于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军事活动制约于地理环境的一种学说。其基本观点是：国家的政治事件、对外政策、国际政治事件和国际关系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它是一些西方国家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战略形势，制定政治、军事战略、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也是影响军事地理学研究和发展的一种观点。地缘政治学源于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即把国家视为生命有机体，认为国家的兴盛需要广阔的空间，国家占据空间位置具有增长、缩小和最终消亡的过程。瑞典地理学家R·契伦于1917年首次提出“地缘政治学”一词。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等书中强调海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认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他的理论被称为“海权论”。英国地理学家H·J·麦金德提出“大陆心脏说”，认为东欧和中亚是欧亚大陆的心脏，谁能控制这里，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继而控制世界。德国的K·豪斯霍弗尔利用国家有机说和生存空间论以及“大陆心脏说”，为法西斯德国侵略扩张服务。他提出德国缺乏必要的生存空间与足够的自然资源，极力主张德国收回失去的殖民地，重新分配世界领土。由于他利用地缘政治学为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政策制造舆论，遭到地理学界的摈弃，致使地缘政治学在一定时期内因声名狼藉而一度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通信、运输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洲际导弹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学中关于地理位置和其他地理条件对于国家安全影响的观念，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在自然地理空间结构及其战略意义，经济地理和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影响，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关系等理论研究方面；在对战后全球政治地理格局演变的分析，对海洋战略意义的重新评价，对世界大国军事部署等实际形势分析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
由地缘政治学所派生的地缘政治学战争论，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表明对战争总的看法和根本的态度。由于受到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其“口碑”也极差。如《苏联军事百科词典》写道：“地缘政治学战争论”，是关于战争起源和本质的反科学的反动理论。它的基本论点是：军事冲突的根源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地理因素和种族优劣。地缘政治学战争论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为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和侵略辩解的。地缘政治学是法西斯德国的官方理论。这种征服“生存空间”的思想，德、日帝国主义分子在准备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广泛地运用过。现代美国地缘政治论者肆无忌惮地宣称，地球上任何原料丰富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对美国都是“迫切需要的”，他们还利用这个站不住脚的理由干涉他国人民的内政。《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也写道：“地缘政治学战争论”——用地理因素解释战争根源的一种理论。它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理论基础，机械地搬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等观点，将国家类比为生物，认为它向邻国扩张领土，是一种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学战争论已被世界许多国家摈弃。
从上述可见，“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战争论”，一度被主流意识形态看作“异教邪说”。所以至此，一方面，由于它“造就了希特勒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政策与行为”，法西斯德国、日本在历史上确实曾经打着“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战争论”的理论大旗，从事了野蛮、疯狂的侵略扩张。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战争论”的基本理论缺乏深入的了解，加之斯大林时期苏联学术界的竭力批判，以至使之“臭名昭著”。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对地缘政治理论包括这一学说的形成及其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等，进行认真的整理和系统的研究，逐步澄清了一些错误认识。国际上许多政治家也认识到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认识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法的重要价值。在中国，对于地缘政治理论有一定研究的李亦鸣先生认为，地理政治研究很有实际意义。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外交与国防等一系列问题，面临开放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艰巨课题，都应当从根本上考虑地理政治因素的影响。此外，关系国家利益的相应课题还有领海与公海、国家边疆、祖国统一及新旧省区的划置等具体问题，甚至思想文化界在反思我们民族历史与国情的时候，也强烈地涉及到地理政治的命题。因为地理政治理论不仅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而且还触及了历史哲学的深层，诸如文明的兴衰与更迭；社会的民主与专制；民族的发达与落后；世界的发展与环境；人类的战争与和平等等，都可以从它对国家社会的地理透视中得到深刻反映。地理政治研究不仅有社会历史经验性研究的一面，并且在实践上还具有超前与规范性研究的一面。如H·J·麦金德1904年的“大陆腹地说”之后发生的一次世界大战；K·豪斯霍弗尔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之后来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N·J·斯皮曼克的“大陆边缘理论”对于后来冷战时代的影响……在历史的决定论与或然论面前，人们的思考会遇到愈来愈多的选择与困惑，而地理政治研究正是在这些困惑中孕育着某种启示，愈来愈多的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意识到，在观察纷纭的社会发展与国际事务问题时，新型的地理政治学思想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传统思维定式。地理政治研究不是脱离宏观世界的整体单一地观察社会，它强调对历史、政治、文化、经济与地理等重大社会要素的综合分析，对学科研究形成一种严谨的整体约束，给多方位的完备的探讨提供了可能。
从上述可见，“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其实质无非是用社会的地理透视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探讨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国家民族与区域的空间历史、起源以及演化规律的一门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分析研究人类社会本质与规律的一种方法和角度。与政治地理学的不同点，地缘政治学更侧重于国家或者民族间关系的整体性与战略性问题的研究。简言之，“地缘政治”问题的核心，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研究地缘政治问题，都是以本国家、本民族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为基点的；其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建立有利的国家关系，获取本国家、本民族所需要的资源、市场，传播本民族文化或者本国家主流意识。
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关地缘政治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所不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等，实质上都是一种地缘政治理论所衍生的地缘战略。不能否认，历史上的地缘政治理论带有一定的强权政治色彩，亦不能否认地缘政治学曾被法西斯分子所用。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地缘政治理论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的实际价值。这就如同《孙子兵法》，共产党的军队学习借鉴、国民党的军队也学习借鉴，中国人学习借鉴、外国人也学习借鉴，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一样。更何况地缘政治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潘恩的人权论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说一样，都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思想”。地缘政治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全球政治的纪元。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在学术上得到了重新认识与更新，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以及思想舆论界中的影响越来越深远。
“地缘政治”仍然是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法
当今世界，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问题的做法又一次悄然兴起。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提》、《大外交》，美国前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政治纲领》、《大棋局》、《大失败》等论著，实际上都是美国政治家和战略家对历史的总结、对未来世界政治大格局变化的重新预测和思考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所以发动侵华战争，是因为它“坚信只有直接占领满洲领土，而后占领重要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才能实现日本增强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之所以坚定不移地控制车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条重要的石油管道从车臣地区通过，“控制车臣是保住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美国所以对古巴采取长期制裁措施、对巴拿马大打出手，是把拉丁美洲看成自家的“后院”；所以对伊拉克一会儿一个“沙漠盾牌”、“沙漠风暴”、“沙漠军刀”，一会儿又来一个“沙漠惊雷”，最终还把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这之中的缘由除了“大中东计划”之外，就是把中东地区看成自家的“油库”；所以始终与英国“亲密无间”，是因为“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的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不再需要“阻遏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所发起的推进”，但自己也无法靠过去对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强权政治来获取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加上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从而形成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建立由北向南——日本、朝鲜半岛、台湾、菲律宾、泰国、越南的对华“封锁线”，通过阻遏中国走向太平洋，进而达成阻遏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目的。因为美国人最清楚，一个不能走向世界的国家，永远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就永远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真正的威胁。
亨利·基辛格是世界“多极化”理论的首倡者之一，他在《大外交》一书中，融国际关系史、美国外交史、政治学理论、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纵论古今，视接万里。在他看来，今天的世界秩序类似于18、19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现实政治体系。美国虽然较之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力量，但并不能操纵和控制一切，只是“几个大国中的头一号”。其他大国包括中国、联合起来的欧洲、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它们在新秩序中的位置与美国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整体性质还不明朗。
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发表一篇题为《新的世界力量对比——一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侦探小说》的文章，文章的副标题是“21世纪谁主沉浮”。文章说：今后三四十年里大国政治格局将会如何，对此没有人可望预见到。在今后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对欧洲和美国的安全，不大可能有任何重大挑战，民主制暂时是所向披靡的。在下个世纪头几十年里，实力将如何在全世界重新分配，这种再分配将如何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合理猜测的结果令西方民主国家不安。这项地缘政治侦察工作涉及四个问题，即成为强国的四个条件：第一，其国家经济要富裕到使它买得起这样一支军队：它能够被用在很远的地方，而不仅是在本国的边境附近。一支能够在全球施威的军队包括一个洲际射程的核武库，它的规模和受保护程度足以使它经受住另外一个核大国的一次袭击。这支军队还必须包括一支远征军。这支远征军能够迅速派遣到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并在那里受到保护和获得给养。第二，这个国家还必须拥有一个能够实施生机勃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这个政府应能理智地决定自己想干什么，然后采取手段把事情做成。这些手段在必要情况下包括动用那支能够在全球逞威的军队。第三，国民是否希望外交政策强而有力。他们若有此愿望，愿意进军世界并冒丧生的风险，则同其人民没有这种愿望的国家相比，这个国家较有可能跻身世界大国的行列。第四，该国是否还有一些实际理由要卷入本国边境以外的事情。国外可能有某种东西是它所迫切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或者向其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的食品；也可能有某种东西是它想要避免的：对其重要进出口所途经的海上航道的威胁，或者对某个重要盟国的生存的挑战。符合其中任何一项或者两项条件的国家会以极大兴趣注视着外部世界所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有充分理由想要采取对策。文章认为，按照上述四个条件来审视一张世界地图，到2030年，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产生任何主要大国的可能性都很小，拉丁美洲也几乎不可能，就连印度这个长期困扰着地缘政治学家的不解之谜大概也将如此，尽管它拥有将近十亿人口，经济繁荣兴旺、军队精锐强盛，但它无法信心十足地走上世界舞台。这样一来，实际上只有俄罗斯、日本、美国、欧洲、中国等是真正的竞争者。从各国的具体情况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