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贝壳》的由来
谈到过去，谈我们当年做学生的一些事情，好像就有了许多话要说。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学校内外的情况与今天差别很大，特别是文化环境的变化就更大了。说起三十年前我们校园的文学生活，跟今天对比一下可以看出许多不同。
当年求学的情景还在眼前。当时恢复高考不久，每一级的入学间隔时间还没有调整好，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学校交汇的时间很长。这就有了更多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人在一起，说话南腔北调，特别有意思。
当时热爱文学的同学比现在多，中文系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上课谈文学谈语言，下课更是如此，大家常常就新读过的作品讨论争论起来。七十年代末国内各大学都成立文学社团，据说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传统是一样的。我们学校中文系有两个文学社，后来合办了一个文学刊物，那就是《贝壳》了。
一开始由我们文学社的几个人拟了好几个名字，找系主任肖平老师决定，他看了看说，就叫这个吧，我们在大海边上，等于是拣回了一些美丽的贝壳。
第一期是手刻蜡板印出来的，这在我们眼里漂亮得不得了。后来才是打印的，那已经是更高级的东西了。
我们刻蜡板的同学有一手好仿宋体，设计封面和插图的人能写能画，总之人才很多。那时学生当中不完全是稚气的小脸，还有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那会儿即便是刚刚二十多岁的人，也觉得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什么都懂，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所以现在一看到青年人的那份骄傲，总是十分熟悉和理解。人应该有这股劲头，这是冲劲。当年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天文地理无所不晓，而且能够迅速地阅读，牢牢地记忆，顽强地消化。在这种情形下进步肯定是很快的。
除了上课，再就是尝试写作。有的写诗，有的写小说和散文。小说一般被认为是最难的，篇幅长，还需要有人物和情节。过去说的“写书”，就是指写小说。怎样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诱惑。要写出丰满动人的人物，教写作的老师不停地举例子、强调，所以反而让人有了神秘感。
初学写作，最难的就是写出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当时处心积虑地想个不停，主要是围绕“人物”。
我们有了刊物，就分别写稿，分开栏目，各自完成“主打作品”。那时好胜心极强，一心要超过其他院校寄来的社团刊物。当年铅印的院校刊物还不多，在今天看来都是很简陋的。不过当时并不这样看，只觉得寄来的所有刊物都香气逼人。这仿佛是一场较劲的比赛，既有趣又费力，四周吸引了很多的人。
同学们飞快传递彼此的一些阅读信息，总是非常兴奋。比如说一个人在阅览室里读了一篇刚刚发表的作品，就赶快告诉大家。什么刊物出了一个新的作者，哪一篇作品产生了影响，大家心里清楚极了。那时候没有网络，基本上也没有电视，就靠阅览室来满足我们。问一下，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那间大阅览室了。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多少欢乐的时光、产生过多少激动。
还记得第一次看二十多寸的彩色电视，是在中文系合堂教室里。看的第一个话剧是曹禺的《雷雨》，不久又看了德国作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那种激动如在眼前：回到宿舍里已经很晚了，还要讨论剧情，多半夜都不愿睡觉。看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当年任何一个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或散文都不会被我们忽略。
由此来看我们热衷于办文学社和编刊物，也就容易理解了。
现在的标准
那时每年都有全国小说评奖，一次评出二十篇小说。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哪一个作品能够得奖。就像打赌似的，每个人列出一个二十篇作品的单子，只等新闻联播公布结果。可见那时的文学公信力之强。一连几年，大家猜中的都在十几篇以上。这与今天完全不同。如今不要说在校的大学生了，就是著名的专家也猜不出。原因就是现在的文学标准改变了，变得空前复杂了。
有人可能说现在的作品多了，出其不意的情况也就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写作已经是五花八门，这就不好掌握统一的标准了。其实文学怎么会有其他的古怪标准？它只能是一个文学的标准，只能是坚持这个标准的问题。如果社会变得混乱无序了，没有是非了，文学的标准当然也不会有。
有人固执地说现在是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因为随处什么东西都给“解构”了，说不清了，无论什么事物，说好说坏都可以。还有人认为“真理”也是不存在的，世上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这样的时代难道不是很可怕吗？因为到处都是这种“相对”，人们也就不再需要去追求真理了，因为凡事此一时彼一时，可以得过且过。生活在这样的人群里还能再谈文学、还值得再谈文学吗？不可能也不必要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追求真理的族群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关于写作，没有文学的标准，那就一定会有其他的标准来代替，比如商业的标准、对某种利益集团有用的一些标准。这都与文学无关――不，这只会对文学产生极其严重的伤害和扭曲。文学是人的心灵之业，对文学扭曲了，对人也就扭曲了，这个社会也就变得畸形了。
过去我们大致都知道什么作品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现在则不知道了。那时候我们还幼稚，只二十来岁，没有写出更多的书，也没有读到今天这么多高论，可是我们还算清楚地知道自己向往什么、什么能感动我们，怎样的作品能够引领我们的心灵走向更美更善。现在反而犹豫不决了，我们有可能变得更高深了，文化的文学的视野也比过去变得开阔了不知多少倍，结果也就变成这样的无所适从。降临到我们身上是真正的噩运：丧失了判断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法弄得清哪些是好的作品，哪些又是不太好甚至是很坏的作品了。
有时候我们刚刚被一部作品深深地感动过，比如说被它的语言、被它的故事和人物、被它蕴藏的某种东西给激发起来――可是我们一直信赖或比较信赖的专业朋友看了却很生气，说这分明是一部很坏的作品……类似的例子或正好相反的例子数不胜数。这样时间久了，我们就给弄糊涂了，不断地怀疑自己。最后，我们不得不试着放弃一直秉持的一些标准。
有人会说世上再也没有比艺术这种东西更难掌握的了，它有一万个标准、有千变万化的奇特因素。可是我们也知道，它尽管复杂，仍然还要我们去读、我们去感受吧，仍然还要落在我们的良知里，被我们的知性过滤和筛选一遍吧。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怪异，也并不等于没有标准了。
如今网络上滚动着无数的“文学”，书店和地摊上也摆放了无数的“文学”。各种读物像海洋一样涌过来，这一切在有标准的人那里哪怕稍稍做以停留，也会让人心烦意乱。这种捡选的工作量是巨大的，能把人累得崩溃。所以一个适时而至的办法，就是认同这个时代的无标准说。没有标准是最好的，最省心了，怎样都行。也许现代真的不再需要标准，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来到了一个重商主义时代、物质主义时代，人们不需要文学也能活得挺好。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这大约也就是非人的时代了。动物不需要精神生活，只要满足了口腹之欲，它们一定是很高兴的、欢欢乐乐的。
访师散记一
因为从很早起就向往写作，并且听信了一个说法，就是干任何事情要想成功就必须寻一个好老师。这个说法今天看也不能说就是错的，只不过文学方面更复杂一些罢了。
记得自己从很早起就在找这样的老师，这里不是指从书本上找，而是从活生生的人群当中找。我曾想象，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一定会按照严格的拜师礼去做。听说有的行当拜师需要一套繁琐的程序，比如磕头上香、穿特别的衣服之类。这一套我是很烦的，但为了有个像样的、令人钦佩的老师，我也会不打折扣地马上去做。
最大的问题是很难找到这样的老师。他们在那个年头里非常稀缺，这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文学方面可以做老师的人多得不得了，每一座城市里都有一批，而且经常可以看到挂牌营业的人。那时则不同，文学爱好者很多，能做老师的人很少。有时候我们觉得某个人完全可以做老师了，但你一旦真的要拜他为师，他就会吓得赶紧走开。
我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段时间里，游走的地方很多，虽然是为生活所迫，但其中还是少不了文学内容。我把交往文学朋友和寻找老师这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一听说哪里有老师就赶紧跑了去。这种访师寻友的传统可能主要是东方式的，翻翻我们过去的历史，其中有很流派师承这一类的故事，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样的说法。我对师傅和老师一直是非常尊敬的，比如说我永远不会对老师辈的人说出不恭之言，只不过为了“一日”而“终生为父”，似乎还做不到。
在我们东方这里，做一门艺术或一门手艺，没有师承就很成问题，一个专业人物出门混事，人们总会问起一个最基本的、自然而然的问题：你的老师是谁？这等于问你是不是出于正门、有没有专业上的渊源。没有一个名声很大的老师藏在身后，要从事专业会是格外不顺的。当然，我当年急于寻师绝没有想过这么多，而只是为了快些摸到入门的路径。在许多人眼里，文学写作是很神秘内在的一门学问，它尤其需要高人的指点。
从书本里学习是重要的，我当时所具有的一点写作能力，可能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书本。我看了好的作品就模仿，就是这样开始的。可是我还是有点心虚，因为没有老师而忐忑不安，就怕有人猛地问我一句：你是跟谁学的？你的老师是谁？所以我一方面因为进步和开窍太慢，恨不得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另一方面也深受中国从师传统的影响，极想投到一位老师门下。
在初中读书时，我不知听谁说到有一个很大的作家，这人就住在南部山区的一个洞里，于是就趁假期和一个同学去找他了。当年我们的学校就在海边，认为这里偏僻得像天涯海角差不多；而南部山区看上去只是深蓝色的一溜影子，完全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我们真的要闯一闯大山了，并且是去找一位住在山洞里的高人，只一想就激动不已。
记得我们两人骑了自行车，带了水壶，登了快一天的车子，这才来到了山里的那个小村——它原来不过是村名里有一个“洞”字，高人本人并不住在山洞里。这使我们多少有点失望。同样失望的还有大山，它也不是从远处看到的那种深蓝色，而是土石相嵌粗粝粝的，树木也不太茂密。
急急地打听那个老师，有人最后把我们带到了一间水气缭绕的粉丝房里，指了一下蹲在炕上抽旱烟的中年男子。他的个子可真高，双眼明亮，手脚很大。我和伙伴吞吞吐吐说出了求师的事情、我们心里的迫切。他一直听着，面容严肃。这样呆了一会儿，说那走吧，跟身旁的人打个招呼，就领我们离开了。
原来他要领我们回自己的家，那是一间不大的瓦房。进屋后他就脱鞋上了炕，也让我们这样做。大家在炕上盘腿而坐，他这才开始谈文学――从那以后只要谈文学，我觉得最正规最庄重的，就是脱了鞋子上炕，是盘着腿谈。这可能是第一次拜师养成的习惯。
他仔细询问了我们练习写作的一些情形，然后拿出了自己的稿子：一叠字迹密密、涂了许多红色墨水的方格稿纸。它们装在炕上的一个小柜子里，我们探头看了看，有许多。可是发表在报刊上的并不多，他订成的一个本子里，大致是篇幅极小的剪报。我和伙伴激动得脸色彤红。这是一些通讯报道。
老师一个人生活，老婆不孝顺爹娘，被他赶跑了。他与我们交谈中，主要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自己要孝顺，将来找个女人也要孝顺；二是写作要多用方言土语，这才是最重要的。
访师散记二
第一次拜师的经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和伙伴从南山骑车回来，一路上都兴冲冲的，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们最高兴的，是从今以后终于有了一位老师，这不仅是我们文学上能够得以飞快进步的重要的条件，而且还让我们有了一个不会轻易宣称的秘密。我们可能告诉别人在写作这方面已经有了师傅，却不会说出他的名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