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想一位百岁老人，手臂松弛，动作僵硬地瘫坐，用模糊的视力凝视银幕上长裙翩跹、步态袅娜的少女——那个自己因为陌生，已彻底沦为背叛者和敌人。往日的骄傲，能否成为暮年的支撑？也许我们积累记忆，不过是在捡拾为晚年带来余温的柴薪。
我们是靠记忆养活的。据说松鸦是种聪明的动物，它在收获季藏好松果，并以石子标记埋藏之地；等到大雪覆盖的寒冬，它能找到三万粒果实中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假如记忆消失，它将被饿死。
我是提前的老龄者吧？抑或，是一只懒惰的松鸦——我所体验的虚无，是往日懒惰遗留下来的报复。无论怎样，前路坎坷，我们需要坚持活到寂寞的高龄，坚持活到尽头，哪怕无所爱、无所恨，哪怕这个世界剩下的都是陌生人……似乎，那象征峰值的幸福。
今天的我们到底需要获取什么，然后，才能低声说出那个词：幸福？
如果选择早晨七八点钟的上班高峰时间去乘坐北京地铁，你会发现，周围全是年轻人：皮肤饱满，弹力十足，还没有被生活压榨出浆汁。即使空间逼仄，窒息得令人丧失立锥之地，这些被希望支撑的孩子们依然蓬勃。我站在换乘电梯的拐角，观察那些密集排列的脸渐渐升高……活跃的血红细胞将随着地下的城市脉管，输送到各自的劳动之中。我会诧异并猜测，那些消失的中年人，他们此时在哪儿？
在私人轿车的方向盘后等待红灯。在高铁的疾速里闲看财富杂志。在飞机上闭目养神，脖子上套着用于保护颈椎、看起来像是牛马挽具的气垫圈。事业成功的中年人用青春作赌，赢得了今天的舒适与精致。但曾经流泪流汗的咸日子，并非全无踪迹——仔细看，他们一副被生活卤过的样子。许多人的表情疲倦、虚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生活中塌陷下去。因脱缰的梦想远去……他们脸上留下的，是蹄印践踏过后的凹痕。多数时间都用于应对琐事，真正的美好时光在一生中所占比例甚微。怎能不悲伤？我们把生命中最漫长最宝贵的时间用来殉葬。
席聚一堂的时候，我观察旁边那些阴虚阳燥、神亏气散的脸，一问，却与自己同龄；心惊之下，我也明白自己在他人眼中是怎样一副模样。还用别人提醒吗？老得这么快，看着镜子我简直想管自己叫“妈”。
我奔波生计，后来那就成了摆脱梦想的借口。一再欺哄自己，熬过某个阶段就好了，未来可以重新扳回道岔，与梦想并轨。然而，所有无聊的事物都擅长生育，不停排出密密麻麻的卵粒，让我穷于应对。渐渐沦陷，我难以克服对自己的失望。有时自问：生活真的盘剥过你吗？还是你自己出于某种恐惧，自觉纳贡，祭献了你的渴望？
时值中年的生活，像在公园的池水里泛舟。因为没有流动的水，即使松开双桨，它们也像鱼鳍一样轻摆在固体的体侧位置，小船随水漾动，不会偏离到哪里去。这是我安全的被豢养的不会碰壁的生活。我知道水里放养着什么样的鱼苗，清理过什么样的藻草。换言之，这是一种没有意外的生活。之所以敢于松懈，是因为，即使随波逐流，我也不会触礁。尽管我经常暗想如何摧毁自己，但止于情绪上的挑衅和释放，与行动无关。
更多的是平静。因更多而廉价的平静。
惊讶与感慨，除了暴露了我们的天真之外，何用之有？历史上太多的残酷倾轧，有太多鲜血淋漓的灾难，我们的生活里一点点花椒粉式的变味处理，根本谈不上人生的辛辣。
以前，一个作家在他的小说里渴死条鱼都引起我不快，更看不得虐杀，以为作家在通过文字施暴获得享乐。如今对这些内容平静看待，我在危险地进步吗？还是获得了职业化的冷静，抑或职业化的麻木？
阅读感受下降，体验的强度下降，我是否还剩下足够的敏感和力量去表达，去继续始自少年的作家梦？
去年中秋，几个写作的朋友小聚。煮酒烧红叶，带霜分紫蟹，都谈到中年的不甘。怀才不遇或壮志未酬的样子，说来说去，是丧失了幸福感、其实看一看我们写下的文字：没有激情，只剩下表达的惯性；有衡量中的委屈，缺乏一种干净干净的愤怒。我们很少自省，总是苛责外在环境的冷落和不公。到底怎样我们才心满意足？在网页的饼铛上，获得一分钟的翻身热度？或者，热衷赢得半径更大的圆形方孔钱作为自己脖颈上的枷锁？是不是我们老了，那么迫切地要领取保障晚年的荣誉抚恤金？我们为什么那样着急地想替历史表态，想为自己的创作一锤定音……那么着急，凿好墓碑上的字，要迫不及待地躺进去一试尺寸？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身体和心智已散发着秘而不宣的腐气。
柳宗元写过一种小虫子，它会把沿途所遇尽可能捡拾起来，放在背上负重前行。这种虫子背部粗糙，东西堆积在上面难以掉落，但即使疲惫到极点，它还是不停累加，直到仆倒在地。
人到中年的吃力，是不是因为我们这种形同负重小虫的习惯？一天天、一年年地活着，悲欢交织在发酵的回忆里……安慰的余温，悔恨的遗毒，我们背着越来越重的时光。疲惫也是一种资本吧，至少，它囊括了你为既往生活所支付的体能。
或者沉重，或者虚无。背负的时候，我心怀隐忧，担心自己被过程消耗，无法体验储藏到最后才能享用的晚年自由。卸下的时候，我亦疑虑，稍不小心，自己就滑陷到那种由虚无感构成的黑洞里——所以需要大声说话、饕餮，需要偶尔的张狂，需要夸饰地流露有毒的模样。前半生制造种种错误，后半生反刍和追悔，我是否由此错过与真理相认的机会？可从另一个角度，假如我对自己果真像自己形容中的那样不满，为什么我又如此惧怕成为别人？还是说，我的自恋以一种强力的虚伪掩饰了它自己？也许并非自恋，我只是对成为他人所象征的未知满怀恐惧，我只有在惯性里才能维护某种安全感。说来说去，安全感，大概是世上最不安全的危险物种：它难以捕捉，令人频繁受到惊吓，无法被长久而安然地搁置。
我看着镜子，里面的陌生女性神情混沌——认识四十多年，她对我来说依旧陌生。一个人的脸，如同时间手中的橡皮泥，被随意捏制……但愿我们的皱纹是神留下的指纹。
可能越老，我们越热衷在残羹岁月中，享受怀旧中的余温。然而，无论怎样爱恨痴缠、颠簸起伏的一生，从更宏大的时空来衡量，我们的命运轻盈，不比一只昆虫的骨灰重多少。想起美国著名作家兼记者亨特·S·汤普森，他的个性张狂，烟不离手、酗酒、吸毒，他几乎是在挥霍一生。传奇的汤普森先生死于六十七岁，临终时刻他在与妻子通电话，心平气和，谈着谈着就朝自己开了枪。汤普森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填进炮膛，在空中炸散——最后他卓尔不群的葬礼果真如此举行。后来，这种别具创意的告别被越来越多的效仿者继承。焰火华丽，照彻暗夜——那是上升到高处的骨灰，最后的璀璨。
年少时，我以为自己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起义的灵魂，我以为它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现在我看到自己不断的松懈、妥协乃至姑息。我甚至把对自己的纵容视作学习宽容。不原谅自己也是小气的表现吧？我像一块易于变脏的木头，是否需要不断刨去表面，才能露出新鲜的花纹？在灵魂的贫瘠之地，我能否艰难地掘进，找寻幸福的矿脉，并把它作为一种终身制的努力——由此我才能获得亮度，获得来自内心的光源？
小时候因为胆怯，我总是把灯绳拴在床头。绳子很细，棕色的，韧度足够。半夜醒束，害怕的时候我只要拉动绳端，房间里就充满咒语般即刻降临的辉煌。不是童年了，我不可复得那种奢侈的明亮，但依然可以拥有缓慢而柔软的烛焰。我应该更乐观地看待黄昏以及随后而来的幽暗吧？或许说，我必须如此，别无他途。所谓乐观，不是喧嚣而外在的生存主义口号，而是作为一辆老车，如何努力，把维系运行所需的动力保持在低油耗的水准上。
许多年以后，一个邻居告诉我，余姐姐死于胰腺癌。得知死讯之前，我们从无联系。我早就忘了那双焦糖色的眼睛，忘了记载在她瞳孔上、时间最初的刻度。她是否体验过足够的爱憎，见识过足够的恩怨，她是否获得平衡后的安详？我看到了祝愿里面的内容，原来，它藏着一枚小阴谋般黑硬的仁儿——所谓长寿，不过是有幸见识过更多的死亡。
月亮像只笨手笨脚的闹钟。时间老了，落叶松掉落了它的指针。我不知道，晚年是否就像一盘渐渐凉掉的晚餐，但我明白，必然存在某个转折的时刻，老，不再成为耻辱，而是一种可供炫耀的沉甸甸的资本——它就像跑完整个赛程才能赢取的荣誉。
尽管走过必然的弯路，对于未来，我还是一无所知。但生活还是教会我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不要迷恋那些看起来伟大其实愚蠢的东西。比如，对那些年轻时被分外轻视的东西，我已学会另外的理解。甚至针对他人的妥协，我亦抱温存——关节般的屈服，也不纯粹是弯折，也许是为了压力之下持久的支撑。既然我自己都不具备向死而生、虽败犹荣的那种披靡，我要求他人就是一种苛刻的勒索。
生活中充满不等式，无人能在跷跷板上享受安逸的睡眠……我们起伏，变化，渐行渐远，但愿我们由此获得动荡里的生机。
每年，我都是春天以后才开始自己晚上的散步习惯。我早不愿承受严苛的锻炼，只能维护温暖中的养生。其实散步只是借口，我迷恋的是微温中的遐想，是草木葱茏的气息，是夜间笼罩一切的月色和星空……仿佛自己正和静谧的事物一起发光。
繁星满天，童年的我曾从那里倾听天籁。当中年的我再次仰望，星空——大神打开了表盘的内部，浩大时间在其中精密运行。对渺小个体来说，分秒从身边流逝的，每瞬都是永恒。个体是难以构成计量单位的，星空下的整个人类文明不过是落入钟表的一粒微尘，我们，极小的目不可视的细菌，我们只是彼此知晓而不能被神明的肉眼所注视。我们短暂。也许，正因为必然的告别，我们才应对病床上的余生给予温柔的善待。
爷爷那只康恩贝牌老怀表竟然还可以走动。它挂在那儿，像枚私属的小月亮，黑暗中泛着珍珠色的晕彩。滴答滴答，时间的涟漪，渐近我心脏的节奏。
我们都是上帝的机械玩偶，他在我们体内设置精密的发条和血肉。走动吧，克服空气和路途上的摩擦，克服秘密的锈迹。
……这是子夜，这是盛年，时间与河流的中游。即使略带倦意，即使木刺划进指端，我有必要勉励自己不放开握桨之手。
原载《大家》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