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性格较开朗外向，所以遇到挫折时，比较达观，能随遇而安。被贬朗州、连州，仍旧饮酒访妓，游览唱和，求得自娱。更重要的是，敢于用作品直接宣泄心中的不满与郁结。他的《聚蚊谣》、《昏镜词》、《养鸷词》、《百舌吟》、《飞鸢操》、《有獭吟》、《摩镜篇》、《学阮公体》等等，都是政治讽刺诗。抨击政敌，讥讽时政，发泄不满，表示与对手势不两立。在贬谪十年之后，被召回京，作了着名《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直白地讽刺了依附宦官的新贵，引起“执政不悦”，于是和他的朋友再度被贬。又过十余年，再召回京，任主客郎中，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表达了虽一再遭受打击，仍坚持自己信念，绝不妥协的心情，以及对政敌的蔑视。因为这首诗，他又被改任太子宾客这一闲官。然而，正是敢于发泄，敢于出气，心中少些郁结，日子不那么难过，健康就不太受损害。
刘禹锡只是对政敌不妥协，在官场上却交游甚广。以其父刘绪的关系，更因为他做过多年幕僚，认识的大小官员相当多。只要不是政敌，都能同他们交往应酬，表现出他为人圆通的一面，因而也能得到他们的关照。比如公元815年将被派遣去播州（今贵州遵义），势必与老母永诀，就是宰相裴度为他说情，才改派连州的。他的交游，淡化了孤寂与忧愤。
柳宗元的曾祖父（一说曾伯祖）柳灭，高宗时任宰相，因得罪武后而被杀。其父柳镇任侍御史，以刚直闻名。柳宗元早熟，精敏绝伦，乐为他人，热心政治，急于建功立业。受贬谪后，对政治仍很执着。深感失落与抑郁，而又不像刘禹锡那样敢说敢骂。他写诗文，都很当一回事，不草率为之。宣泄忧愤的成分较少，心灵熬炼则很多，而且写作本身也是高强度劳动。当柳州刺史时，力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革除弊政，解放奴婢，兴办文教，蠲免民间各种债务，破除一些迷信陋习，为柳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公务辛劳之余，生活清苦寂寥，又老是挂念着一些同时被贬的友人。从《登柳州城楼寄汀漳连封四州》，可以想象到他的处境和心情：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贴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联系到以前的《行路难》、《咏三良》、《商山临路有孤松》、《读书》、《江雪》、《笼鹰词》、《哭连州凌员外司马》等作品，他多么悲愤愁思，多么孤苦压抑，就可想见大概。用世与放逐的矛盾，处处触景生情。有许多话要说，却又无处可说。勇于为别人尽心尽力，却无“有气力得位者推挽”于困厄。痛苦太多太深，而又未能排遣。在精神上、感情上，他都活得太累、太沉重，而物质条件又不好，自己也不注意养护。夫人早死，更是雪上加霜。于是，仅仅四十七岁，就走完了人生道路，虽然太快，却易理解。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说：“虽然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指文学词章），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不是“为将相于一时”所可比拟。当然，这是文学家、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从历史上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还是愿意选取“为将相于一时”的。
刘柳寿命长短，主要是性格决定的。
刘禹锡活得比较潇洒自在，终于得以被召回“再游玄都观”，颐养天年；柳宗元在困厄中沉重煎熬，让生命迅速燃烧，“卒死于穷裔”，才会有罗池庙——柳侯祠，才会有那么多杜鹃啼血之作。
刘禹锡的作品，以意境动人，以清新吸引人，艺术上达到当时的最高层次；柳宗元的作品，以人格力量感人，以思想闪光照人，除了他自己谁也写不出。
孰得孰失？
他们生前，未必会想它。只是按照各自的性格，走完人生的路。让得失交给时间评说。
朱元璋难懂
在《海瑞罢官》被祭刀之前，我就知道吴晗的名字，主要是由于读了他四十年代出版的《朱元璋传》。
只记得，那个本子以生动、有激情、深入浅出的文字，为朱元璋画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御像。到了山雨欲来的时候，看到了他重写的书，那《自序》一上来，就郑重其事地检讨了几个“严重错误”，我傻了眼。粗粗翻翻，觉得就像明朝那个聪明的画工为朱元璋画的，使他龙心大悦的标准像，兴味索然。加之，那时我日子已十分艰难，放屁都有人记账，没有那个闲心思细读了。
近日偶得新印的旧本子，竟不由自主地重读了一遍。全书包括：小流氓——红军大帅——从吴国公到吴王——大皇帝的统治术——恐怖政治——家庭生活，共六章加一个年表。将投奔郭子兴之前的朱元璋，用小流氓来概括，不免有些偏激，但确实写出了这个一心想出人头地、泼辣阴狠的人，怎样抓住了时代提供的机遇。第二三章写传主怎样处心积虑抓军权，一步步往上窜，坐第三把交椅而实际上是主帅，将小明王韩林儿害死以取而代之，勾画出了一个野心家发迹的历程。最精彩的是第四五章。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依靠武力，用特务网、文字狱，实行大屠杀。到他晚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归顺的地方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通过奴化教育所造就的新士大夫，成了朱元璋的奴才、恶狗。他除了法典之外，在大诰里还有许多死罪和酷刑，反正他就在法律之上、法律之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于是，皇权就达到了顶点，与嬴政前后相映，成为专制统治的两个极端。虽然，“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天下臣民，莫之适从”，可是，他却一贯“圣神钦明”。
对于传主的心理、性格，书中也有很多出色的描述。朱元璋小时穷苦失学，当过和尚，早年又被元朝称为红贼。当了皇帝，禁忌特多，这也不许说，那也不许写，动不动说人家影射攻击。他那没有根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自卑心理，经常表现为极度的自尊，谁不小心误入禁区，便是刀下冤鬼。“圣德作则”，则念成贼；“取法象魏”，取法读作去发；“天下有道”，成了有盗；“遥瞻帝扉”，成了帝非。诸如此类，杀了不知多少。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了，竟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立即逮来杀掉。这种心理，真是阿Q望尘莫及。而拥有无限权力，便可用捕风捉影的罪名随意杀人。不涉及这些禁忌的，如有人诗中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他认为影响军心，捉来丢进水里淹死。有老婆子与人谈话，称他为“老头子”，正好被他微服察访听见了，将那一带民家都抄没了。他大权独揽，高高在上，而生性多疑，处处觉得有人会谋害他，要暗算他，或者可能危及皇权。于是，老是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惧之中，什么是非、恩德、仁义、情谊都全然不顾的。真像他遗嘱所说的，在位期间，“忧危积心”。于是长年累月都在琢磨统治术，达到很高的水准。每一次大屠杀，都要讲一通杀得好的道理。他又时常手令面谕，要官吏为农民着想。一方面为自己制造爱民圣主形象，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是民不聊生会危及朱家王朝。晚年还颁布《皇明祖训》，想以此让朱允炆顺利继承皇位，大明王朝永远巩固，永远照他设计的轨道运行。只是朱允炆登基不久，就被其叔燕王朱棣取而代之。
我不曾研究明史。但觉得这书是很生动的文学传记，从注脚看得出言必有据，而笔墨洗练，可读性很强。更主要的是，将传主由游民到皇帝，极度地发展了专制统治，写得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有一些看来稍觉偏激的描述，吴晗后来说是影射蒋介石。从传记文学的要求来说，影射自然不可取。
然而，被影射的蒋介石，不知何故，并没有因此制造文字狱。是他的“检校”和“锦衣卫”失职没有觉察呢，还是蒋介石没有顾得上或不想查办呢，就不知道了。更难以理解的是后来，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什么都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环境里，政治家带头大骂、百般批判蒋介石，为什么一本以前在国统区出的传记有所影射，竟成了严重错误呢？为什么一方面重用了反蒋有功的吴晗，给予文化人罕有的殊遇，另一方面却指出这本书的严重错误，示意重写呢？
在重写《朱元璋传》之前，吴晗响应最高指示写了《海瑞罢官》和其他关于海瑞的文章，为什么在几年后又被最高指示说“要害是罢官”，与庐山会议的彭德怀事件挂起钩来？这事同四十年代的《朱元璋传》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对一本文学传记那么印象深刻？吴晗又为什么要因《海瑞罢官》受批判而自杀呢？
也许，吴晗懂历史而不懂政治。也许，吴晗懂明史而不懂全部中国历史。也许，吴晗只是书面上读懂明史，实际上也没有全懂。
不是也许，我没有读懂《朱元璋传》。书本好懂，生活难懂。真的。
莫忘此人
近年，一些历史上大人物、帝王将相，红火非常。文章，传记，故居，坟墓，纪念馆，历史小说，电影，电视，令人目不暇接。
我忽然想起一个似乎被遗忘了的人：魏忠贤。
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人物。晚明最大的宦官，权倾朝野的九千岁，宦官政治最后的高峰。
他与皇帝朱由校（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勾结，手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光是从这些文武亲信死党的称谓，就可知他的厉害和威风。而且，内阁六部和四方督抚，都安插了他的亲信，或者亲信的亲信。许多官吏争相阿附，民间无耻之徒望风膜拜。没有这些人，没有庞大的特务机构，没有社会基础，他能在短短六七年里，屡兴大狱，清洗异己，弄得朝廷都空了，让他的党羽越级提升去填补吗？能将闲谈中触犯他的百姓捉去剥皮、割舌，杀得人们在路上相见，只能以目示意，不敢交谈吗？能在全国到处建立生祠，肉麻地为九千岁歌功颂德，甚至有人提出祭祀孔子时也要搭上这个活着的并列皇帝吗？
当魏忠贤自缢后，人们纷纷将刚建造和未建成的生祠平毁了。不少当然是痛恨这个“大阉”包括受他迫害者的家属，但我想也一定有许多“阉党”和建祠积极分子。前者为了义愤，后者为了掩盖。魏忠贤死后，相继掌权的温体仁、薛国观等人，都是与之有牵连，准备为之翻案的角色。
那么多生祠，想必没有一个完整地保存下来。如果确乎没有，就很可惜。现在很多地方重修古迹，或新建古代大人物的纪念馆。我想，很可以在合适的地方，按照当时生祠的形式，为魏忠贤建一个或几个。纪念馆含褒扬之意不合适，就叫展览馆。除生祠一应摆设外，还照他的生平，搞些图画、雕塑，朱由校、客氏、重要“阉党”，反“阉党”、受迫害的主要官员百姓，当然都要出现。将来有新的专着、电影、电视，不断加以充实。这将会是别具一格、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场所和旅游景点。
说到专着、电影、电视，魏忠贤自缢前一年，在苏州的斗争就十分激烈，很有戏剧性的。只要有中等水平，就比现在大半历史题材的作品好看得多。搞出精品，更是会传之久远。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和李玉的《清忠谱》很可以拓展、丰富、改编。至于魏忠贤一生，几十集的电视剧也可能搞得满满荡荡。
这是一个中国特有而又非常耐人寻味的“国粹”。如果有展览馆和各种作品，不但可以让人们增加点历史知识，可以观赏娱乐，要是能表现出产生魏忠贤的土壤，以及相关人物的灵魂，还可以让今天的观众得到难得的教益。
所以，我说，别遗忘魏忠贤。
（原载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