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森
一九七零年四月六日是我离开上海，去江西山区插队的日子。
那一年我十七岁，那一天我早早就醒了。
我下放的地方叫修水，先坐船，乘长江轮到九江，然后再换汽车。
船是下午两点开。本来长江轮在十六铺码头，离我家很近，走路只要五分钟。现在送知青下放的专轮改在公平路码头上船。乘公共汽车去至少半小时，行李是不能乘公共汽车的。我有一大一小两个箱子，大箱子特别大，是用我睡觉的床板一剖为二做的。为了不浪费木料，箱子能做多大就做多大。做成后，我可以曲着身子躲在里面。
箱子是同学胡梦林做的。“文革”停课两年期间，他跟随一个木匠学木工活。进了中学，我们相识，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下课十分钟我们在一起，放学后，他也总是待在我家，直到吃晚饭才回去，吃过晚饭后，他又来了。那时我们家像个俱乐部。我的同学、我弟弟的同学、我妹妹的同学，都喜欢聚集在我家玩。虽然地方很小，但三个小房间都是各自独立的，三帮同学可以各玩各的。唯有胡梦林受到邻居老太太们欢迎，自他成为我家常客，周围人家桌椅板凳就不怕坏了。凡是有木工活的，只要和梦林打个招呼就行。他是太好说话了，以至于老太太们都不记得他的名字，只知道“小木匠”。
“小木匠”这辈子第一次做这么大的箱子，也是最后一次做这么大的箱子。我走后，再过一星期，他也要走了。他是去安徽农场。他家比我家还要穷，不但腾不出床板给他做箱子，连像样点的木料也拿不出。父母只能给他一个小小的旧箱子，放点换洗衣服。被头铺盖用纸箱打包，待运到安徽农场再说，乡下总有木料的，也比上海便宜。
梦林很想和我一起去江西插队。他说只要我们在一起，到哪里都不怕。但农场有工资拿，插队是没有的。安徽农场的名额非常少，班上只有经济最困难、平时表现又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梦林如放弃就太可惜了，一个月三十元的工资，不但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补贴家里呢！我和另一位同学劝说了他好几个晚上，他才总算答应独自一人去安徽农场。为了相互鼓励，我把毛主席抄给阿尔巴尼亚同志的两句唐诗转抄给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过，我比毛主席多抄了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梦林帮我做好了箱子，还把这口旧木板做成的新箱子刷上了棕色作底的清漆，我父亲买来了镀铜的包角和箱锁，扎扎实实钉上，就完全是口巨型新箱子了。
待会儿我们动身去公平路码头时，梦林不能和我们一起乘公共汽车去，他和我大弟还有邻居永海要轮流踏黄鱼车，把装满行李的大小两口箱子送去托运。
我一早醒来，很不想起身。出发离开上海的日子竟然就在今天！尽管半个月前就知道了，但早上醒来后，我还是觉得今天来得太突然，想在被子里多赖一会儿，又怕扫了来送行的兴。
起床后到父母房间，只见父亲把昨晚包扎好的大小箱子又一一拆散，把箱子里的东西通通拿出来，摊放在桌上、凳上、床上，然后又一一重新放回去，把箱子重新包扎好。他感到这样一来，箱子就经得起长途运输的折腾了。
母亲已在准备中午的饭菜。今天中午有油面筋塞肉，这是我最欢喜吃的菜之一。同学们还没来，胡梦林也没来。家里的事插不上手，在旁呆看着，没劲。我走出了弄堂口，看有无同学来了。
同学没看到，却看到外婆正穿过马路，步入小街，一步一步走来。她走得十分艰难，我赶紧迎上去，心里非常内疚。本来昨晚要去外婆家向她告别的，但几位同学到晚上十点还不舍得走，外婆家就没去成。没想到她今天居然走来了。
外婆半年前发现得了食道癌，已是晚期的晚期。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我这一走是再也见不到外婆了。
两年前舅舅家的大表哥分配进工厂，拿到手的第一个月学徒工资，就给外婆买了点心，还给了外婆零用钱。外婆很高兴，说大表哥成人了，懂得孝顺外婆了。看到外婆那么高兴，我心里就暗想，等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我也一定要好好孝顺外婆。
没想到，等待我的是一片红下放。不但没工资拿，家里还要花很多冤枉钱，邻居阿姨对我讲，你去插队，你妈花的钱和别人家嫁一个女儿出去差不多了。
外婆也花钱给我买了棉毛衫裤。我很羡慕大表哥有让外婆好好高兴一下的机会，我是没有这机会了，连给外婆送终的机会也没有了。
外婆是太苦了，她一直都很苦。舅舅因右派坐牢去了，她就带着舅舅的孩子。三年自然灾害时，酒鬼姨父贪图一笔遣散费作酒钱，单位领导趁他喝醉时哄着他报名回农村，正在月子里的阿姨，又急又气，晕过去好几次。姨夫到农村去两年半之后，两岁半的小表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看见邻居的孩子们爬上围墙边一堆木板，蹦蹦跳跳很开心，他也爬了上去。
他爬上去，从木板缝里掉下去了。没人看见他爬上去，也没人看见他掉下去。他就这样被木板压死了。
阿姨下班回家没见到小表弟，就四处找他，邻居也帮助一起找，终于有人从木板堆的一头望去，看见木板缝里似乎有一件花衣服，赶紧将木板一块一块搬开，不是花衣服，而是穿着花衣服的小表弟。邻居将他抱起来，四肢软软的，脸蛋红红的，跟睡着了一样。
一年多后，阿姨就得了胃癌，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孤儿又靠外婆带。
如今外婆已无力顾及他们，她就要孤身一人走了，她就要离开我们了。
偏偏在这样的时候我又要去农村，去那遥远而又贫苦的山区。
外婆看见我时神色很平静。大概她所有的力气和精神都在对付病痛，大概她对命运的磨难已经麻木了。
我心里难过，我很想哭。我不敢哭。我知道我一哭，就管不了自己，就会号啕大哭。我一号啕大哭，外婆就会伤心，外婆伤心了，恐怕就再没走路的力气，恐怕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所以我迎到外婆面前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外婆你来啦。”
外婆也是淡淡地轻声问我：“洪森你今天要走了？”
“嗯。”
我引外婆进小弄堂。弄堂小得只容一人过，我也无法搀扶她，就让她走在前面。
外婆和妈妈打了个招呼，就在天井里看我爸爸包扎箱子。
弄堂外传来胡梦林的喊声，他已经把黄鱼车给踏来了。
眼看就要把行李送去托运了，爸爸不放心，又把箱包打开，又重新包扎一遍。
这次有我、梦林、大弟和其他来送行的同学帮忙，只要插得上手的都在用力气，绳子拉得不能再紧，箱子扎得不能再牢，爸爸这下似乎只能放心了。
妈妈临时改变了主意，不让梦林他们先踏车子去托运行李，说时间来得及，要梦林和我们一起吃中饭，吃好后大家一起走。
这时，外婆对我说她要先走了，“出门在外，你要当心自己。”
外婆叮嘱道。她一字一字说得很慢说得很吃力。我知道外婆已经吃不消了，“嗯”了一声后，眼睁睁看着她迈着脚，一步一步离去。
两个月后，父亲在信中告诉我外婆已去世并已火葬。考虑到家中的经济情况和修水的交通情况，外婆临终时就没打电报叫我赶回来。奇怪的是，我接到信后还是没有哭。
那天中午的菜应该是很好吃的。这么好吃的菜，我竟然咽不下去。油面筋塞肉，我咬在嘴里，如同咬了一口木屑。我装作狼吞虎咽的样子，趁父母稍不注意，就把父母夹在我碗里的菜，夹给梦林或其他同学，大家理解我的心情，一起帮我掩饰。幸好父母没和我们一起吃饭，我的作弊轻易成功，可是我妹妹却忍不住扭过头去掉几滴眼泪。多亏汤的帮忙，我总算把一碗饭倒进了喉咙。
动身的时刻到了。
爸爸的眼眶红了，妈妈不时兜起围裙擦眼睛。
不走不行了，我匆忙向父母告别。
“你一定要当心自己的身体，知道吗！要经常写信来，让我们了解你的情况。”
我连连应声：“晓得了，晓得了。”想尽快摆脱这告别的场面。
爸爸妈妈昨晚就讲好不送我去码头，让弟妹和同学朋友们去。
到了马路口，梦林和大弟、永海踏黄鱼车走了，其余人去乘公共汽车。我回头一看，父母还站在弄堂口，赶紧摆手，叫他们进屋里去。
在公共汽车上，我那小弟弟扭头在一边，不看我一眼，也不讲一句话，真让我难过。
码头上人山人海，一片哭声。
我没哭，我们都没哭。昨晚我们大家都讲好的，今天送我时大家都不哭。要做到还真不容易。要做到就无法开口说话，一开口说话，我们就谁都做不到了。大家眼圈都已红了，只有默默地忍着，咬紧牙关，我们才可以不让眼泪从眼眶涌出来，我们才不会痛哭失声。这忍耐的时刻很难过也有点尴尬，我盼望汽笛快快鸣叫，上船的时刻快快到来。
第一声汽笛响了。我对弟妹、同学朋友们说，我上船了，你们回去吧。我上船后，不会出来的，你们不要在码头上等了。
我上船了。
我上船后果然没出来，一直躲在船舱里。
三声汽笛长鸣后，船身开始移动了。这时我有点不放心，怕有谁死待在码头上，看不见我会失望，于是犹犹疑疑钻出底舱，来到船舷边。
这时船离开码头已有一段距离了，码头上送行的人已减少，船舷边也不很拥挤了，我仰起脖子朝码头上看，没有看见我的弟弟妹妹，也没有看见我的同学朋友们，我放心了，也略略有点失望。
就在此刻，我看见码头左侧的水泥围墙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一身蓝色海军便服、个子矮小敦实的，不正是梦林吗！他果然是犟的。船正加快了离开的速度，我一急就爬上了栏杆，连连挥手。梦林看见我了，脱下军帽，向我挥动。
他的身影越来越小了。
梦林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只有我，不知将有谁陪伴他度过即将离开上海的最后这几日，不知有哪些同学朋友会帮他打包行李，他父母年老有病是没力气帮他做这些事的。
我当时想到的只是这些。
我万没想到的是：六年后他会在安徽农场自杀。
他如能再多挨五个月就好了。
再多挨五个月，毛泽东去世了，那时谁都会知道天下要变了。
但是人到挨不过去的时候，多挨一刻都是难的，又何况是五个月！
船远去了，不但码头上的人影子看不见了，连码头也越变越小，看不见了。
《动身时刻》的缘起
1997年春节，回上海看女儿，她那时读初中预备班（相当于小学六年级）。一天闲聊时，她提到一位颇有点知名度的当代作家，说他的散文编进了他们的语文课本。她将这篇散文翻给我看，问我感觉如何？我对这篇散文的印象很坏，通篇都是矫揉造作的辞藻，堆砌出虚伪浅薄的情感。我女儿感到吃惊。她问：“这么不好，为什么会选进我们语文课本呢？我们老师还要求背诵呢！”我不知该如何向她解释，只能简单地说一句：“编选语文课本，向来是政治需要第一，语文水准第二。”她听了我的解释，有点似懂非懂，问：“和刘勇叔叔比呢？”她口中的刘勇叔叔就是格非，她从小就和格非相熟，知道他是个作家，就拿他出来作比较。我说：“那怎么能比。要比的话，刘勇叔叔是座山，这位作家只是一堆土。”“真的？刘勇叔叔这么了不起？”
我女儿的第二个问题有点促刻了。“和你比呢？”“也不能和我比。”我口中说得斩钉截铁，心里却有点虚。因为我拿不出可以比的作品来。果然，我女儿没轻易让我蒙混过关：“你这么骄傲啊！那怎么没见你写出好东西来呢？”
这句话将我堵住了。我决定写一篇好散文给女儿看。我给自己规定，这篇散文词汇量不超过小学六年级。写什么呢？在上海的几天里，一直没找到题目。回香港打工那天，在机场突然来了灵感。飞机升空后，我就迫不及待打开小桌板写起来，一直写到飞机下降。到了香港，继续写。写了两天，完成了。这就是《动身时刻》。就这样给女儿看，她未必认真对待。没有发表的东西，在她这个年纪，很难引起敬意，我把稿子投给了《大公报》。《大公报》副刊主任马文通看了，决定全文发表。编辑温海打电话来说，《大公报》从没一次发这么长散文，但你这篇散文实在写得好，我们决定破例，一次登完。《动身时刻》发表后，我将剪报寄给了女儿，另外还寄了复印件给格非和摩罗，他们是我的好友，也是文章方面的良友。
我女儿来信说，在看文章过程中，她忍不住哭了好几次。看第二遍，她还是感动得掉泪。她问，你使用的词汇那样简单那样平凡无奇，怎么却能产生如此感人的力量？
格非和摩罗以及他们的夫人王方红和杨帆，都对《动身时刻》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动身时刻》是个偶然。可是它又确实是我心目中存在已久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好文章。
有关我外婆的补充
亲友们看了《动身时刻》，都说外婆和我同学梦林最为感人。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两人做些补充说明。
先说我外婆。
朋友们说我这个人政治情结很重。做这种评价的人，有的是出于褒义，有的是出于贬义。
我也曾对此反省。“文革”时代，毛泽东号召青年学生：“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从我自身经历，比“文革”更早，就萌生了关心政治的意识。
这一意识的启蒙者，就是我外婆。
九岁那年，我和表弟在做作业。表弟一边在作业本上写字，一边将所写的字念出来：“毛主席万岁。”
坐在一旁纳鞋底的外婆听见了，自言自语地说：“饿死了那么多人，还喊万岁呢。”
我听了大吃一惊，心里一阵紧张。尽管我年纪那么小，但我知道外婆说的是反动话。表弟却被外婆逗乐了，他不知道外婆这句话的危险性，只感到逆反的快乐，他拍着手说：“外婆好玩，外婆好玩。”
外婆训斥他：“还不快做你的功课，思想一点也不集中。”
外婆评价毛泽东的蔑视口吻，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但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宁可将外婆的反动言论，看作是没文化、思想落后的结果，我不愿将外婆想得更坏。
发生此事的几年前，我二舅因为在单位里开会时说反动话，被送去劳改了，我不懂外婆为什么还继续说反动话。在上海航运公安局工作的二舅，接到家乡来信，说农村粮荒，大家都在挨饿，没饭吃，很多人都浮肿得厉害。他开会时，将家乡这封信读了，结果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气，向上级申诉，结果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处四年徒刑，发配到安徽劳改农场。二舅妈也被赶出了航运公安局家属宿舍，带着不满一岁的小女儿搬到我家楼上住。从此，我们不再吃糖。我们要把糖票省下来，买白砂糖。我们还要节省一点粮票，等外婆到安徽劳改农场去探望二舅时，将省下来的粮票买面粉，将面粉放在铁锅里炒熟，再将白砂糖也放进去，等炒熟的面粉凉了，就装进布袋，将袋口扎扎实实缝起来。在装熟面粉之前，布袋的底和边都已经用针线缝过两遍了。很长时间没糖吃，会想，看到别的小孩吃糖，我们馋得咽口水。外婆说，二舅遭了难，小孩要懂事，如果不省下一点粮，不省下一点糖，二舅就会饿死在安徽。不吃糖可以救二舅的命！我就真的不想糖了，后来变得不喜欢吃糖了。我知道安徽在老远的地方，劳改农场在更远的地方。外婆背着包袱，拎着行李。包袱里有炒熟的面粉，里面还放了白砂糖，包袱里还有一罐熟猪油，这也是我们从肉票里省下来的。行李是给二舅的冬衣，有棉袄棉裤。棉袄棉裤夹缝里，还藏着一点全国粮票和一点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