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M在北京会合了。此前，我们一直在频繁地通信。那是我在黑暗中的精神支柱。我把信件都保存在那里。若干年以后，它们会成为珍贵的文物，对这一点，我非常自信。多年来，我不但收藏一些朋友的来信，而且把自己发出的信件也誊抄了一份留底。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读过一些名人的传记，许多人都有着这一癖好。我和M决定联合起来，改变中国当前的思想和文化现状。这时，他已经在一些重要报刊开了专栏，是颇有影响的人文学者了。他说，你马上就会明白，干我们这一行，读不读研究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导师跟M的导师一样，也是领域内重量级的人物。我开始把以前在乡下或县城写的文章整理出来向国内重要的刊物投稿。果然，它们很快被刊登出来了。而我以前投稿时，它们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只得到一纸冰冷的铅字退稿信。现在，它们被登在显著位置，并屡次被转载和评介。渐渐地，我的名字被相关文章经常提及，有时候和M并驾齐驱，有时候一前一后。也有书商主动向我约稿了。
我开始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间穿梭奔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研讨新近出现的文艺思潮，商定一些作品的排行榜，纪念一些人物的诞辰或逝世。能把将来的职业和自己的兴趣结合起来，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带着一本书穿越旅途的黄昏和黑夜。然而在检票口和出站口，我总会和相关人员僵持。我很讨厌他们把我的票拿过去，毫不客气地打了一个孔或撕开一个角。我和许多人一样被设定为潜在的逃票者，这种感觉很不舒服。这时我故意表现得傲慢和漫不经心。试想，如果每一个人在旅途中一直为保存车票而提心吊胆，这对全国人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有什么好处？我听说，我们导师每次出差时，总要把车票放在一个硬盒里，并不时地像华老栓那样按按口袋，看那硬硬的，是否还在。因为他曾经丢过一次票，结果乘务员把他狠狠折腾了一番，让他斯文扫地。看来，让一个读书人斯文扫地，真是太容易了。但我没有导师那么好说话。有一次，我拒绝配合列车员的检票，他们又要我出示身份证，我说我为什么要出示身份证，结果他们把我带到乘务室，搜我的身，直到搜出那张车票。我冷冷地睨视着他们，他们自然不甘心，忽然盯住我手里的书，说我的书反动，我说这是国家级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有何反动？但他们越是理亏，便表现得越强硬，这是所有垄断或专制行业的特征。他们说，书先放在这里，等我们仔细检查后再还给你。我想，但愿他们能“仔细检查”，也顺便让这帮大多靠着世袭进入这一行业的家伙多懂得一点知识。
随着我的名气日渐增大，我发现，我和M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也去了。看到我，他愣了一愣。我觉得他在有意瞒着我一些什么，似乎有他参加的会议，不希望我也去参加。虽然他的发言还是那么犀利而富有感染力，但如果我在场，他就显得有些拘束起来。轮到我发言，他会故意提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像是让我难堪。他开始在背后评价我和我的文章，说我的弱点。我很不理解，我们是好朋友，他有意见可以当面向我提，为什么要在背后讲我呢？我觉得，朋友之间，当面讲和在背后讲，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时他已经毕业了，一边攻读博士一边在大学当助教。我想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学者，请他引见，因为他们关系很好。但他总支支吾吾的，要么说对方没空，要么说自己没空。还有一次，我向他提出，周末去见一个著名作家，本来他答应得好好的，临行前却说有事情，去不了。等我犹豫了半天末了还是敲响了那个作家的院门时，却发现他已经在和作家听交响乐喝咖啡了。我怀疑他已把我以前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作家，因为我走进作家的客厅里，明显感觉到了作家对我的冷淡，好像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在他这里根本不受欢迎。
我和M的朋友关系（我曾经是把他当战友的啊），在我毕业时完全破裂了。我和他的师妹L谈恋爱了，M知道后，很不高兴。据说，M曾经也追求过L，没有成功。不久，L莫名其妙地向我提出了分手。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起初她不肯说，被我逼急了，她忽然脱口而出道：她不可能嫁给一个强奸犯。我气得没有发抖，但我的心彻底地凉了。我知道，又是M出卖了我。或者说，不是出卖，而是诽谤。我把他写给我的信付之一炬。它们已经没有资格留在我的抽屉里。时间的马背上，我不希望有它们的位置。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虽然我知道这对我而言是巨大的损失。在学术上，我已经失去了地利。那好，一切都给M吧，我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的诗：不如把一切都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能造出个什么世界！有个成语叫不共戴天，我不会跟他共一片天空。
我回到了原籍所在的省城。让我气愤的是，M仍不肯放过我，利用他的关系网（让我吃惊的是，一个学阀的权力，丝毫也不亚于行政威力），继续散布于我不利的言论。我所在的地方，是一个观念很保守然而学习上面的文件又生怕落后的省份，有一段时间，各家学报根本不敢用我的文章。我听说，有人给省里打过招呼。我忍无可忍，终于给M写了一封信，说：难道你真的要把我逼出国吗？跟你说，我不是做不到！在北京时，我曾跟M谈过出国的事情。M似乎很有些怕我出国，仿佛到了那里，我就可以天高任鸟飞令他难以掌控了。他想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以此来打断我的念头。而我最终放弃了出国的原因是，我爱这个国家，我觉得自己的事业必须在国内做，不然就是隔靴搔痒，毫无意义。我时常以陀思妥耶夫斯基鼓励自己。当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在鼓吹革命而屠格涅夫在鼓吹全盘西化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勇敢地写出了《群魔》。当时我是有条件出国的，我的抽屉里还保留着欧洲一所大学的邀请函，他们随时都欢迎我。我的这一“威胁”很有效，此后，M果然收敛了很多。他大概在想，我在这个落后的省份也不会干出什么惊人的业绩来。可是他忽略了，我是很喜欢逆境的。越是逆境，我越容易奋发图强。我的工作效率，和在北京时相比，至少提高了两倍。我沉浸在自己的事业中，达到了狂喜的境界。
但同时，我工作的这所学术机构，也是个人浮于事的地方（哪里又不是如此呢）。我要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学习班，要写各种总结、汇报，要填各种表格、试卷。管理后勤的人永远比做学问的人神气。当时还有福利分房，我知道想及时拿到住房很难，但还是往后勤主任家里拎了一次东西。我故意装出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主任一见我不禁如获至宝。但他马上失望了，因为我送的东西太少了，一袋饼干和一瓶什么罐头，总共不超过十块钱。当然，并不是我不知道行情，但我就是要激怒他。主任的脸果然很难看。他把我的东西拎了出去，很严肃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教训我说，不要搞不正之风。我点头哈腰，诚惶诚恐，说是的是的。我说主任你误会了，我不是来送礼的，那袋饼干和罐头是我的晚餐，我还没吃饭呢。说着，我又把东西拎了回来。主任更不高兴了，说那你来干什么，我说我经过这里，忽然想起来该跟你谈谈房子的事情。主任说你来了才多久嘛，还有很多人比你来得早都没有房子。我说，那不等于我就不该要房子，对吧？单位又不是没有房子，它们不过是被人租出去了。主任大喝一声：你听谁说的？我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谁不知道呢，都是公开的秘密了。主任缓和了些，说，你的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应该找院长去。我说，我已经找过院长了，他叫我来找你。
现在想来，我是在故意向后勤主任挑衅。自然，我不会占到什么便宜。他要整我，太容易了。此后，他果然在很多地方卡我，找我的茬子。有什么福利，他也故意瞒着我。我也不怕他，跟他吵。他明明知道这些事情是瞒不过去的，那他为什么仍要固执地这样做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在等着我跟他吵架。跟他吵架，真是一件酣畅淋漓的事情，我们隔不了多久就要吵一次，不是我找他吵，就是他找我吵。我们好像对彼此产生了依赖。我们互相仇视又同病相怜。每次吵完架，我感到胸中块垒顿消，这时我就上前去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们找个地方喝酒去，他居然也没反对。在单位门口的小酒馆里，我们成了热烈的好朋友，而一到单位上，我们又剑拔弩张。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泄了气地对我说，你已经是名人了，我儿子都知道你，买了你的书来看，还说一直想认识你，可你干吗老是欺负我这个可怜人。借着酒兴，他竟号啕大哭起来。
我吃了一惊。我意识到，我对他是过分了一点。平心而论，后勤主任是个老实人。至少是貌似老实，不然领导不会让他当后勤主任。他的贪婪也是明摆着的，不像有的人隐藏得那么深。我之所以跟他对着干，动不动就跟他争吵或故意捉弄他，也全因为他是后勤主任。而在任何单位，后勤主任跟其他职工基本上是天敌，就像学生和食堂的大师傅一样。在简单粗暴的环境里，我也变得简单粗暴了。记得在中学读书时，我们总是偷偷把死耗子或晒干的狗屎藏在大师傅那潮巴巴、几乎发了霉的被子里，有一个大师傅因此而小便失禁，要天天晒被子，听说后来一直都没找到老婆。实际上，在学生与食堂的矛盾里面，那大师傅不过是替罪羊。不过也不完全如此，有一个高个子大师傅，练就了一手让学生们痛恨的绝活，他可以把饭筒糊得看起来严严实实，有棱有角，其实是个空心，随便摇了摇，那饭筒的形状就完全崩溃。碰到熟悉的学生，他就给个实心的。多赚的米和钱又没有他的份，但他就是要这样来显示他的权力和忠诚。后来，食堂管理员要安排自己的亲戚进来，还是把他赶走了。记得他离开学校时，光着裤脚管，卷着一床铺盖，可怜兮兮的，看到人就抹一把眼泪。他的高个子加剧了他的可怜相。后勤主任大概也是这么一个角色。像我们单位这样的学术机构，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角色，每年都要低三下四地向人家要钱。领导的车也是破得不能再破，他们自己也没时间搞学术，除了物色更好的地方调走（前任院长就调到一所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当院长去了），就是跟一些企业跑关系，拉赞助。经常看到院长跟一些企业家从酒店里出来，后勤主任紧跟在院长后面，被人家灌得烂醉。听说有几次还住了院。他喝酒从来不玩花样，一是一二是二，他说酒是粮食做的不能浪费。喝到一定的时候，别人把酒往桌子底下倒，他仍然往肚子里灌。如果有人说喝不下，他说喝不下你别喝，让我来。抓过人家的杯子就倒进喉咙里去。他喝酒不经过舌头，直接往喉咙里倒，发出巨大的一声闷响，显得很扎实的样子，然后他心满意足、甚至有些羞赧地坐下来，类似于女子怀春时的兴奋和忸怩不安。因为经常要陪酒，他肚子大起来，血脂偏高，说不定还性功能下降。如果他在喝酒时出了什么意外，是一定要被追加为烈士的，不然就太不公平了。对于这样为了集体而完全牺牲了个人的人，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我应该同情他而不是把他当作敌人。我的敌人应该更抽象一点而不应该具体到某个人，更大一点而不是更小。不然，我只抓住了敌人的受害者，而真正的敌人逃之夭夭。
我又开始了逃会或逃课。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多了，简直随手可以抓来。我故意不参加某种会议，或在会场上坐在醒目的位置（我很瞧不起一开会便不由自主地往后缩的人，被主持者像驱赶牲畜一样驱赶着：往前坐，往前坐），打开随身携带的书，旁若无人地翻读起来。我真的读进去了。在众目睽睽尤其是领导的严厉注视下读书，真的有一种快感。我微笑，颔首，猛然击掌。当然，我也可以忽然站起来，穿过长长的走廊向外走去，就像当年穿过操场。不同的是我不再提心吊胆，担心那些碉堡或探照灯了。我昂然而去。有一次，一个重要部门的官员来单位开讲，那个家伙腐朽透顶，我实在难以忍受。大家嘀嘀咕咕的，嗡嗡的声浪几乎要盖过台上的扩音器。好像下面是一堆火药，只要一个火星便会引起一场爆炸。这时我又忽然站起，大步朝外面走去。我以为只要有人带了头，会有很多人跟在我后面跑出来。这时全场静寂，我听到自己的脚步在空洞的过道里越来越响。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我，他们都在可耻地沉默着。不过这也在我预料之中。我没有停下，依然傲慢地向外走去。我激动得更厉害了。我甚至还像枚钉子一样站在大门口，颤抖着点了一支香烟。毫无疑问，这次更为艰巨的挑战增加了我的快感。胜利的激情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此后的几天，我必定在一种亢奋的余波中奋笔疾书。
我发现，如果过一段时间没开会或派我去参加什么学习，我就躁动不安。我软塌塌地提不起精神，文章也写得零零散散，没有光彩。当我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那种兴奋是难以言喻的，就好像接到了一份战斗的邀请。我把讲台上的那个人想象成一个暴君。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暴君。他的发言荒唐透顶，完全是自欺欺人。这时我恨不得上去揪住他的脑袋，把它往墙上撞，或狠狠扇他几个耳光。他的暴力不来自于棍棒（即使要用到它们，也不劳他亲自动手），而是来自于语言，来自于权力。软暴力大概更令人难以承受。它像塑料泡沫一样从四面挤压着你，让你喘不过气来最后窒息。他在空气和水中散发毒素，让你不知不觉中毒而又无处可逃。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不行，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必须有所表示。哪怕别人在背后朝我放冷箭我也不怕。是的，我经常听到那些冷箭在我耳边呼啸而过。他们平庸的心灵，最适合盛放嫉妒的火炭。我的敌人，时而是一个人，时而是一个整体。有时候他越来越抽象，有时候也越来越具体。我躲在语言的战壕里向外射击。他人即地狱，好像是一位存在主义大师说的吧？而另一个人则说，存在即合理。我的意见与他们都有所不同。我要说的是，人必须有敌人，即使没有，也务必要设定一个，就像民兵（这个词颇有些意思）在练习射击时，必须要扎一个草人。这时，草人就是他的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敌人是亲密战友，是合作伙伴。我们相克相生。是敌人使我们目光炯炯，永葆青春。他们是火焰，是我激情的源泉。我对自己的环境很满意。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它，并产生了某种依赖，因为它可以让我时常处于战斗状态。说实话，我很担心社会进化得太快，有一天我会没有敌人，那我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我要阻止这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