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读高三那年，哥哥、姐姐已经相继考到外地读大学，家里只剩下父母和她。50多岁的母亲，已经像个老太太，尘满面，鬓如霜。母亲变得温和了很多，有时候吃完饭，她给父亲按摩，父亲会和她讲他和母亲当初怎样相遇，你哥哥喝牛肉汤时那个馋哟，父亲叹息着。父亲说，真真，你高考时不要报外地的大学了，你妈一天天老了，我们都需要人照顾，你就留在我们身边吧。母亲在旁边抽着烟，眯着眼睛望着父亲笑，我照顾你还不放心啊？我巴不得他们一个个都走得远远的，省得天天在眼前晃来晃去，招人烦。
母亲身上的味道淡淡地飘过来，她想，不用你逼我，我也不会留在家里的，自己成绩这样优秀，当然要读北京的名牌大学。最关键的是，她要远远地避开母亲的味道。这么多年她唯一的梦想就是离开母亲。
那年冬天，因为城市改造重建，那个菜市场被拆除，母亲失业了。那些夜里，母亲似乎一直在咳嗽，有一次，她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她走到母亲的房前，房门虚掩着，母亲背对着她，一动不动，指间的香烟已经燃了很长，母亲的背影在一片烟雾缭绕中显得瘦小而单薄。她听见母亲对父亲说，真真这丫头从小心气就高，不能把她给耽误了……
她站在门外，心突然又酸又软，泪水成串地滴落下来，原来，原来母亲一直都是在意她的啊。
母亲新找的工作，是在一家医院里打扫卫生。每天早上5点起床，赶到医院，擦地板，洗马桶，在8点之前，要把整幢楼的卫生全部打扫完毕。这份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干的活，母亲却做得很开心。
母亲身上的味道越来越复杂，有时是刺鼻的消毒药水的味道，有时是清洗剂的淡淡香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熟悉的缘故，狐臭味越来越淡，到后来，她竟闻不出那种气味了。
19岁那年，她如愿以偿，考进北京读大学。那时姐姐也在北京，已经工作。姐姐说，以后别让妈再寄钱来了，你的学费我管。她欢天喜地地写信给母亲，让母亲辞了医院的工作。隔几日，母亲的信来了，母亲说，你姐刚工作，收入也不高，北京那种地方，东西又贵，你不能给你姐添累，女孩子最容易因为钱走到邪路上去……薄薄的信纸上，仍然是浓烈的消毒水的味道。母亲仍然每月准时寄钱来，有时甚至会多一些，母亲说那是她的奖金。
大二的寒假，她回家过春节，在小城下车，已经是夜里10点。不知什么时候下的雪，地上薄薄的一层，寒气逼人。她走出车站，搓着冻僵的双手，疾步往家赶。刚出车站，就听见一声熟悉的吆喝：“烤红薯，香甜的烤红薯……”是那个带了淡淡陕西口音的声音，那声音她一直听了20年。她慢慢走过去，直到她走近，母亲才怔了怔，扑过来为她拍肩上的雪。母亲身上满是烤红薯香甜的味道，很浓很浓的香味，她很想拥抱一下母亲，却没有。母亲把她拉到炉子旁，把一个烤红薯放在她手里，迭声地问她，冷吗？累吗？
那夜她帮母亲推着车一起回家，一路上母亲絮絮叨叨说了很多。母亲说上了年纪手脚不灵便，医院的活人家不让做了；母亲说一斤烤红薯能挣3毛钱，卖一天，也能挣不少钱呢；母亲还说，我有钱，你哥你姐都常寄钱回来，你在学校一定不能替我省钱，要吃好……她跟在母亲身后，看着母亲瘦小的背影和迟缓的步履，什么话都说不出，泪悄悄地模糊了双眼。
研究生毕业后，她拒绝了北京好几家大公司的挽留，执意回了那个小城。此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很歉疚，都是我，不然你留在北京发展多好。她笑着跟母亲开玩笑说，北京再好，没有妈妈，也是一座空城。
母亲笑，不再说什么，起身收拾碗筷，却背过身，手在脸上迅速地抹了一下，又抹了一下。第二天，她下班回来，远远地在街口，听见母亲和一群老太太在聊天。母亲说，我们家真真，从小就任性，北京那么大的公司请她，她偏不去，非要回来陪我这老太婆……母亲的嗓门仍然粗大，那带着淡淡口音的声音里，分明溢满了喜悦。
母亲突然对做菜充满了兴趣，每天，她上班后，母亲上街买了菜回来，便躲在厨房里，仔细研究各种菜的营养、火候、搭配。母亲一直是个粗糙的人，这么多年她一直忙于生计，并不曾认真做过一顿饭，甚至没有从容地吃过一顿饭。直到现在，她才真正像个女人，不再担心生计，只是在厨房里安心做饭。
帮母亲洗澡，成了她每天必做的功课。她的手细致地从母亲的肩上、背上抚过，母亲的身上早已闻不到那种强烈的狐臭味，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油烟的香味，还有浓烈的香烟的味道。
她想，幸福原不过就是这样的天长地久。
母亲被查出来有肺癌时，她一点儿都没有吃惊。是的，这么多年，那些劣质香烟，肯定早已将母亲的肺伤得不成样子。她没有责怪母亲对烟的嗜好，她无法想象，这些年来如果不是那些劣质香烟，母亲将如何打发那些困苦难挨的日子。
母亲躺在医院里，她趴在母亲的病榻前，将头埋在母亲的胸前。母亲身上的狐臭味、鱼腥味、汗酸味、香烟味、消毒水味、烤红薯味、油烟味……那些为了养活一个家而产生的味道，此刻全都消失殆尽。她闻到的，是芬芳的香味，那种淡而舒缓的芳香，才是母亲真正的味道。
母亲和那口老掉的井
谢云
入夏后，一个多月时间，持续艳阳，持续高温，滴雨未落。母亲从老家来信，说“天干得很”，苞谷蔫了，树叶萎了，村前那条河，断流了，连屋后那口井，也快没水了。
那井，就在我家屋后，这些年来，一直被我深情眷念着，清澈、甘洌、幽深，仿佛永远长流。我渐渐觉察，自己的许多作为，似乎都与那井有关。而现在，它居然就这样老了。
那一天，接到母亲来信的那一天，得知那井老了的那一天，它的形容、情调、场景，竟又一次在记忆里清晰。那清洌的水，素色的青石板，紧挨着的穷人的家，屋顶上袅袅升起的一柱柱炊烟……我跟着那气息走了回去，在薄暮中，在柴烟弥漫的一天结束时。
井水没了，那口老井，或许真是老了。就像一丝涓细的泉流被堵塞，被淤埋，我忽然想不起下面该有什么内容。我只是莫名地想到母亲，在乡下奔波操劳的母亲。然而，父亲上次来我这里时说过：“你母亲这两年，又老了一大截，头发也白了许多。”
记忆中，母亲是有过一头茂盛的长发的。乌黑，柔软，油亮，光洁。那是她的骄傲，是她在乡村里的旗帜。母亲喜欢它们，疼惜它们。即使最困难的年头，她也把它们梳洗得一丝不苟，呵护得无微不至。我一直记得，小时候，再忙的时节，从田地里，或山坡上归来，洗脸或洗手后，母亲总要抚点水在头上，然后认真梳理，到一丝不乱了，再将它们精心编成两条粗大的辫子。
劳作或奔走，它们就在母亲肩上，在田边或地埂，在蜿蜒的村道上，一晃一晃地荡着秋千，像极了母亲当年的身影：活泼，轻盈，欢跳。
后来，父亲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母亲每次洗头，都是蹲在井边，用一大盆水，将头发漂着，用皂角荚浸润。这让我总禁不住想象，在那些岁月里，这该是怎样一种风景：黑发披垂下来，该是多么闪亮的瀑布，而当它们飘扬，也该是微风柔柔拂过湖面的感觉吧。苦难的岁月，艰辛的生活，把母亲磨砺得那么粗糙，泼辣，强悍，唯有那一头黑黑的秀发，似乎远离了生活的困厄和挫折，一如既往地，在乡村里柔顺着、飘拂着。
然而，自几个妹妹依次出世后，母亲就不再蓄发了。她剪了便于梳洗的短发。早晨起来，只需用手蘸水，略微抿抿，再蓬松凌乱，也变得顺溜了。贫困，劳累，鸡鸭猪狗的忙乱，养儿育女的繁杂，使她早早告别了年轻和爱美的心境。像她的头发一样，母亲提前进入了枯涩的中年——而那时，母亲还不到30岁。
现在想来，母亲那时实在太操劳了。从我知事起，家里家外，大事小事，都得靠她奔波，操持。父亲一直体弱多病，几乎是母亲一个人，撑持着我们的家，撑持着那方遮风避雨的天空。她的一生，始终在为我们操劳、操心。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她像母鸡一样，护卫着她的鸡崽。孩子长大后，却像鸟儿一样飞走了，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家看看。而母亲，仍像一只窝旁守候的老鸟。她牵挂的心，始终那样悬着，被我们牵扯着，放不下来。
儿子出世后，我常常在想，母亲究竟是什么？
想不出明确的答案。我只知道，那个在下雨的黄昏，在路的尽头，满眼焦灼，静等迟归孩子的人，是母亲；那个把叮咛缝进鞋垫，把牵挂装进行囊，把所有慈爱写在心底的人，是母亲：那个在孩子面前不流泪，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为孩子辛苦奔忙，毫无怨言的人，就是母亲——我只知道，这世上有一个最伟大而最平凡的女人，那就是母亲。而在我懂得爱人的时候，我最爱的人，便是母亲。在我仅有的文字里，写得最多，最富感情的，也便是母亲。我在远离她的地方，通过文字诉说、感叹，但母亲只是默默奔忙，像深井一样沉默。
自读大学后，我在家里待的时间就一年比一年少，离家时，走得也一年比一年仓促。偶尔回家，母亲总是格外高兴，不知疲倦地在菜园、井边和灶台上忙活，为我们做饭，给我们炒菜。在母亲看来，或许这就是最快乐、幸福的事。记得前年春节，早早写信回家，告诉了母亲行期，却没料到，接连不断的事情跟在脚边，弄得我一时半会儿动不了身。待好不容易做完事，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预约时间一周以后。刚进村口，就有乡邻告诉我，你妈天天到街上等你们，把垭口都望矮了。未按期而归，母亲该是如何着急，这我能够想象；但当我带着风尘和一脸歉意，出现在母亲面前，她却只说了一句：“回来了就好。”我所有的歉意，凝为泪滴落下来。
也就是那时，猛然看见母亲头发中间，凛然生出一撮撮白发，像春天黛青的远山阴影里的一抹抹残雪。这不经意的发现，在我心里，不啻一次剧烈的山崩或海啸。
近年来，母亲常说，她眼涩了，手钝了，缝东西时，穿针都很困难了。而我记得，母亲的手脚，曾是全村里最快的，母亲的针线活，是全村最出色的。无论她缝制的衣服，还是衣服上打的补丁，都会惹得别人夸赞。小时候，每年春节前，母亲都要给我们几姐妹做鞋。那时，她的眼睛明亮如镜，她纳的鞋底，针脚又细又密，鞋帮和鞋底，都有好看的花纹。可是现在，她却连穿针引线都感到困难了。
“本来想给孙娃做两双鞋的，眼睛看不清了。”母亲的声音里有些无奈和凄惶。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眼睛涩涩的，直想哭。为母亲的苍老，也为自己的粗心。虽然我早知道，南来北往人自老，白发取代青丝，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母亲的变化。每次想到她，浮现眼前的，总是年少时看到她的样子：精神，精明，能干。数十年如一日，母亲一直辛苦奔波劳累，一直为我们提供着温暖和关爱。那样的自然而然，让我们以为，她会一直如此。让我们一点儿也没觉察到，她会一年比一年老；她的皱纹，会一年比一年密；她的头发，会一年比一年白。也许，我是真的太大意了。连七岁的儿子都知道，世界上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是时间，我怎么就没在意呢？
就像那口沉默在屋后的井。那井水，一直那么清澈，纯净，一直那么源源不断，让我们从没想到，它也会有枯竭的一天，也会有再不能让我们汲饮的一天。
记得，读过台湾诗人琼虹的一首诗，叫《妈妈》：“当我认识你，我十岁／你三十五。你是团团脸的妈妈／你的爱是满满的一盆洗澡水／暖暖的，几乎把我漂起来……等我把病治好／我三十五／你刚好六十／又看到你，团团脸的妈妈／好像一世，只是两照面／你在一端给／我在一端取／这回你是泉流，我是池塘／你是落泪的泉流／我是幽静的池塘。”
或者，对我们而言，母亲就是那不停地供我们汲饮、滋润着我们心田的一眼井。
女儿掉进了游泳池
［美］杰伊·斯图勒
1986年10月的一天清晨，阳光温暖地照耀着，在离洛杉矶不远的埃尔·米拉吉沙漠地区一座宅院里，残疾母亲辛迪·邓洛普正看着自己17个月大的女儿凯拉，她正和欢蹦乱跳的长毛狗克罗斯在游泳池边玩耍。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来。辛迪转动着轮椅走向最近的电话，那电话就安放在院子拐角处的车库里。她因为几年前遭遇车祸，下半身已经瘫痪。她转动轮椅到车库接电话，才知道是一位邻居打电话跟她聊天。
刚聊了两句，辛迪就听到从游泳池传来几声水响。她想：“这一定又是克罗斯下水了。”因为这条狗每天都要跳进水池几次。但是水声停了，狗却在狂叫，她立刻感到不对劲了，狗下水会一直扑腾，也不会狂叫不止。她立即挂上电话，转着轮椅绕过院角直奔游泳池。
刚转过院角，她就吃了一惊，她看见女儿凯拉已掉在水池里，正脸朝下漂浮着，发狂的克罗斯正沿着池边来回奔跑大叫，似乎想抓住水中的孩子。
看到这一幕，辛迪几乎被吓得昏了过去。她的丈夫罗恩在上班，他工作的地方到家里要有90分钟的路程，她家距离最近的医院有25英里，离最近的邻居也有半英里远。当时她就想到，没有人会在短时间赶来帮她。她快速转动轮椅冲向水池。她此刻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自己救出孩子。”
辛迪会游泳，那是在夏天她为了治疗身体而学会的，但每次都是丈夫罗恩帮她进出水面，因为她缺乏足够的力量来调动自己麻痹的下半身。女儿凯拉此时正漂浮在离池边很远的地方。
没有时间停下轮椅了，也没有办法从池边到达凯拉身边。辛迪现在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转动着轮椅，直奔水池。
当辛迪的轮椅冲进水里的时候，她立即沉了下去。冰凉的池水，使她立刻感到呼吸困难，但她奋力地用手划水，迫使自己的眼睛盯着漂浮在25英尺外的凯拉。她很快划到凯拉的身边，一只手抓住孩子的胳膊，另一只手推着她游向池边。凯拉的身子翻过来时，她看到孩子嘴唇发紫，眼睛紧闭，呼吸已经停止了。
辛迪将凯拉推到池边，想将她推离水面，可是她的双腿不能踢水，她只能靠一只手划水，不知不觉地她又沉到水下，离开了女儿的身体。
她咬咬牙，又重新划过来，深深吸了一口气，双臂插到孩子身下，然后用指甲紧紧抠住池沿，再用自己的头抵住孩子，用头把孩子往上推。孩子的半个身子刚离开水面，可是她因用劲而使水淹没了头顶，孩子又从她头上滑落了下来，再次掉进水池中。
辛迪再吸一口气，又试了一次，她又失败了。她快速地又试，到了第三次，她有了经验，把头绷得直直的，右肩也抬得更高一些。当她再将孩子往上推时，她感到孩子在往上滚，接着滚过她的手，一下子滚到了池边的地上。
辛迪用胳膊扒住池沿，让身体紧靠池边，随即给孩子做人工呼吸，一次、两次，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她绝望了。这时她想到几年前自己在撞车后挣扎的情景，她给孩子再次做人工呼吸。女儿终于有呼吸了，水也吐了出来。孩子先是咳嗽，接着喘气，最后开始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