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第三卷
从维熙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八仙，唯有张果老称得上是一位哲仙。之所以如此，是因他懂得倒骑着毛驴向后看。其实，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只有向后看，才能向前看。用现代一点的话说，就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走向混沌》第一卷问世后，曾一时洛阳纸贵。如果加上盗版印数，怕是超过了二十万册；我之所以没有顺风扬帆，实因记录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工作，是十分严肃的。有些记忆不清的事情，要重新核实；即使是铭刻于心的东西，也还要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因而尽管几年来读者来信不断，有的还在信中夹寄现金，要求购买其第二三卷，但是愧对读者的是，其续卷直到今日才写作完毕。第二卷《折梦“桃花源”》与第三卷《离离“原上草”》，在今年第四期的《十月》和《百花洲》上分别发表。然后由中国社科出版社第一、二、三卷合成为一起出版（第一卷已重新修订）。
在这里，笔者向关注此书出版的读者致意。并以此书作为对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年代的礼赞。
--作者
上篇
初识冰冻的汾河
押解劳改号大转移的专列，夜间途经北京闯过河北与山西交界处的娘子关，等我们睁开眼睛时，才知早已进入山西界内。列车在阳泉车站停车时，从别的车厢下去了一大批劳改成员，他们在车站列队集合点名（这些清一色的男儿国的劳役人员，去了隶属于劳改系统的王庄煤矿），直到人数满员，证实没有逃号，这趟专列才又徐徐开离阳泉。
在此期间，张沪一直闭合着双眼--她没有向外遥望一眼的兴致。我在视力能及的范围内，似乎看见了我昔日的同类赵筠秋、程海炎留在了这个队伍中。这说明在大转移之中，劳改队伍要重新打乱，重新组合；我们这些双双劳改的苦命鸳鸯，不知要到哪个驿站落脚筑巢了。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我迷迷糊糊的似睡似醒，待到再次睁开眼时天已大亮，列车已经从向西改为南行。这个庞然大物，何时过的太原，我不知道--列车右侧有一条冰冻的河流；有人说这条河就是汾河。汾河的河面时宽时窄，在这三九隆冬，我们只能看见河面被冰凌封盖；只有在个别河段，有农民在炸开冰层打鱼，我们才发现冰层下的潺潺流水。见到这条河，我想起昔日看过寒窑苦戏《汾河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与张沪在这儿之后，演出了一场比那古戏还要苦涩的时代故事。
我们这一节车厢的成员，是在汾河之畔曲沃下车的。加上别的车厢下来的“内矛”与“敌矛”（指刑事劳役人员与政治劳役人员两类，前者属于内部矛盾，后者属于敌我矛盾），一共有二百多人。还有一部分没有下车的劳改成员，继续坐火车南下，我隔着车玻璃，看见了我的同类杜友良、张永贤、刘景祥、李绵章……他们要到哪儿去，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下了车的也不知道--大转移，在当时是个战略机密，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只有到了下车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在棋盘上的定位。
我们这节带家属的车厢，由于走了两个半昼夜，在漫长的行程中，我已知道了这几对“劳改鸳鸯”的名字。他们是：徐盛增、孙西敏；赵光弟、张丽华；张汉文、马俊卿；边宝华、程凤英；张富、赵爱晶；刘四、耿秀敏；陆恒庆、贾永……除前文提及的孙西敏外，大多是因流氓、打架、偷窃等刑事问题进到劳改队里来的。其中只有徐盛增与陆恒庆是来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俩是为经济问题而劳改的，因而残存一些与那些流氓、扒窃不同的文化气质。我们这些双劳役的夫妻，被安排在同一排窑洞里；与我们同时在这儿落脚的同类阮祖铨、李建源……以及其他劳改成员，分住在几排窑洞内。我们的南侧，有一圈矮墙间隔，那里是犯人区，岗楼高高耸立，可见持枪的武警在岗楼上放哨巡逻--这儿的名字叫“曲沃监狱”，对外的名字叫“曲沃砖场”。
汾河湾之畔的曲沃，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城，春秋战国时的“重耳走国救赵”的历史典故，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它的身旁有古文明的代表，景村远古人类遗址。以其历史对照今天而言，只剩下一片荒芜--特别是“文革”大破四旧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已在这儿消失尽净。所以，坐在卡车上，穿过这片古文明的诞生地之一时，面对黄昏斜阳下的冬日枯草，张沪突然对我耳语说：“重耳怕是要做噩梦了。”她读的古书极多，不禁见景生情。
我提示她：“你还是少来点怀古，多面对一点现实吧！”
卡车行至曲沃监狱口时，被北去的一辆辆坦克，挡住了路--当时我们不知道，公路上为何跑着全副武装的坦克。进了砖场之后，土生土长的山西劳改成员，告诉我们太原、榆次一带，正在进行着造反派之间的派别大武斗。这就是初识汾河湾时，留给我和她的混浊而沉重的记忆。
汾河的水，在冰层下一路南流而下--它的归宿是黄河。
高筑狱墙与“骆驼祥子”
由于来时正是年底，又由于远行而来的精神疲累，在年节休整了两天。第三天，全体劳改成员（包括原来的砖场劳役人员）正式出工。女号干的是什么活儿，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男号干的活儿，至今使我难忘--我们被分配与服刑的犯人一起去加高监狱狱墙，我与携家属而来的刘四，给一个穿灰色囚衣的瓦工和泥、运砖打下手。
“俺日他娘的，这不是给自己修坟吗？”跟我在一起干活的刘四，在墙根下对我说，“来了就修坟，这不是好兆头。”
我说：“你是‘内矛’，我是‘敌矛’，‘内矛’吃了‘敌矛’的挂赘了。”
“都他娘的是‘杂毛’。”刘四忿然说，“咱俩和灰运砖，垒墙的却是他娘的犯人。咱早就解除劳动教养了，哪条法律规定，叫大劳改和二劳改一块干活的。”
刘四和耿秀敏与我和张沪为邻，来曲沃后常常有些来往，因而刘四对我不存戒心。但我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按照我国法律机构颁布的劳动条例，我和刘四早就应成为公民，但此时此刻我们和服刑的囚徒一块砌墙，岗楼上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望着我们，枪口不分“内矛”、“敌矛”还是“杂毛”，一律是笼子中的鸟儿。
“俺说班长，咱俩换件宝贝咋样？”喜笑颜开的刘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对岗楼里的士兵调侃道。“你胸前佩戴的‘红太阳’，没有我的‘红太阳’大。咱俩勾干勾干（交换）如何？”
岗楼士兵向他吼道：“你老实一点，你们北京来的这批‘反革命’，干活净耍滑头。”
“报告班长，俺可不是‘反革命’。”刘四仰脖，继续和那士兵磨嘴皮，“前几年俺闹肚饥，偷吃了一回副食店的糕点，就关到笼子里来了！”
“干活--”监管犯人的士兵，气得红头涨脸，“再耍歪调，对你可要不客气了！”说着，威慑地把肩上的步枪摘了下来，把枪口从岗楼的凹形洞穴中伸了出来。“好，俺低头认罪。”刘四一连朝岗楼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班长你上有老下有小，拉家带口的不容易；还在这儿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刚才俺真的是想向你表示敬意。”说话之间，他直起腰来，神情嗫嚅地走到岗楼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把一枚碗口大小的“红太阳”像章，抛向岗楼。他手法很准，像章不偏不倚地飞进了岗楼。
因为我们砌墙的地段，在大墙的拐弯死角，除了在墙上挥动瓦刀的犯人能看见这幕无规则、无方圆的游戏之外，能看见这幕戏的只有第三者的我了。那士兵捡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没有投掷回来。他背起枪，背过了身子，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你敢乱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墙头上来自山西闻喜县的老犯人，看看周围无人，低声对墙根下的我和刘四说，“俺原来是村支部书记，只因为开会时一时马虎把《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这个数。”他伸出手掌，比划了一个“八”字，“俺劝你们这群北京来的‘号子’，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老冒’你不觉得冤吗？”
我忙扯了刘四袖口一下，因为新近驻厂支左的军代表于连长来了。此人不仅长得高大魁梧，而且讲话盛气凌人，“你们是‘鸡巴’什么东西”之类的脏话，常常挂在嘴边。刘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触觉十分灵敏，他舌尖一转，便唱起自编自演的歌儿：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宽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政府改造我们
是为了我们成材
刘四有意高声哼唱，借以转移于连长的视线。可是于连长和尾随在其后的砖厂头头们，并没注意和搬灰砖的我们--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什么的，没心思听刘四哼唱“争取积极表现”的小曲，便气宇轩昂而过。我有些蹊跷望着于连长的背影，实在不知在部队上的一个小小连长，竟然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自从他支左进驻砖厂后，若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我亲眼见到劳改队长们和他谈话，都两手垂直，中指对准警服的裤线。大墙之内各种有前科的成员，当然就惧之如虎了。
刚到曲沃砖厂的头几天夜里，通往太原的公路上响着坦克的履带声。来曲沃的当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当地部队去平息省城的武斗。坦克辗在公路上的声响虽然使我和张沪难以成眠，但是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声音--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死虎死猫。武斗的子弹是不会朝我们头上射击的。使我们心里发怵的是于连长这号人物，自从他来支左后，肃杀之气便在砖厂里蔓延开来。他生气时常以拳头擂桌子，嘴里还要吐出“鸡巴”之类的字眼；监管干部们对此瞠目结舌，劳改成员更是个个噤若寒蝉。
静夜之中，她对我说：“简直像个军阀！”
“是军阀你能咋的，目前咱们的命运是在人家手心里捏着。”我说。
“刚解放时，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军管会代表之一，作风平易近人。”她喃喃地说，“这号军代表，哪像来支左的，简直像恶霸。”
我说他没有多少文化，不要对人苛求；再则，直接管我们的是劳改队长。他的行为，与我们无关。还是合上眼睛多关注点我们自身的吃、喝、拉、撒、睡为好。
张沪生性耿直，为此她已然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仅从她少年时就参加革命来说，怎么也该比我早摘掉右派帽子。就因为她刚直不阿，不会取悦于那些劳改干部，因而尽管饥荒年代在茶淀农场女队，她被树为唯一一个不偷吃葡萄（女队曾在葡萄园劳动）的风范人物，但是由于她洁身自好，不能舍去清高而与那些女号同流合污；队长说话失当之处，她仍敢当面直言--直言在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中，可以解释成“顶撞干部”的同义词。她１９５７年划右，吃了这个亏；进劳改队，依然为此付出代价。她是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来到晋阳大地的，这在几百名发配山西的老右当中，属于绝无仅有的“蝎子拉屎--毒（独）一份”；在山西曲沃当然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尽管如此，我们初到山西时，还是晓得山西劳改系统，比北京劳改单位要人道一些。从１９６０年底至１９６９年，我和她始终分监在男号和女号，“牛郎”和“织女”有一条天河相隔，不能生活在一间屋子里。来到山西，汾河给了我们一点恩赐，凡属夫妻的，一律不再分而治之，给了双方一间共同生活的小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转移至山西腹地，也算是有失有得。失即是离北京的老母和儿子更远了，得即是两只昔日分飞的劳燕，有了一个共住的巢穴。此为山西省劳改局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之二，对女劳改成员，劳动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干些织毛衣和一些不太费力的活儿。对她们来说，比在茶淀农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着实要轻松多了。
但是来曲沃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山西人的精明。在我们男号完成了高筑大狱墙的任务之后，就被分派到这儿犯人干活的砖厂，和犯人们一起干运土、打坯和烧砖的活儿。我当时的劳动项目是供土，即把一车车制坯的泥土，送往打坯车间。我所以深感山西人的精明，就在于能榨干劳改成员的汗水：一车打坯的土，至少有二百多斤，前后皆有遮板挡着，假如再配一个木盖，那形状大小就如一口棺木了；妙就妙在你拉起车来，不用有人在后边挥鞭，你就会像奔马一般拉着土车一路飞跑起来。因为一路下坡，你便无法放缓脚步，想当一头懒驴或中途停步擦擦汗水--没门。所以，在我一路像奔跑的马儿一般，向制坯车间运土时，我曾经想起“不用挥鞭自奋蹄”的诗句。我还想起，如果在曲沃砖厂改造上几年，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因为把一车土拉到制坯车间，要有二里地的路程呢！
将土卸下，擦擦脸上的汗水，马上要往回走。归途则是一路上坡，虽然没有了“自奋蹄”之快速，但却有攀登山崖之艰难。上坡时倒是时刻可以停下来，没人催命；但拉一车土发你一个牌牌，那不会说话的牌牌，充当着不会说话的劳改队长的角色，使人不敢停步喘息；因为兜里牌牌少了，完不成劳动定额，要吃家伙的。可以说是来回重载，甭想在劳改中找到一点轻松。这是我到山西才发现的“劳改绝招”；仅从这一角度上去透视山西，山西人的聪明便令人折服了。难怪古书上记载着巨商富贾，多出于斯呢（始自明、清，有晋商和徽商两大脉系）！
在曲沃劳改的记忆中，拉土车是最累的活儿了。一天下来，骨头像是散了架一般。在那条马拉松的长跑（重车）和竞走（空车）流水线上，我们这些“二劳改”唯一区别于大劳改（犯人）的，就是我们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身上不穿灰色囚衣。记得有一天我有一点轻感冒，跑车的速度慢了一点，便和比我年长几岁的“同类”李建原君碰到一起，他气喘吁吁地说：“拉起土车，让我想起一部小说。”
“你还有闲情雅兴？”我问。
“阿Ｑ的精神平衡法，有时还能解除一点精神上的疲惫。”他解放前在一家报纸当过记者，解放后进新华社工作。１９５７年鸣放期，不知给党支部提出过什么意见，新账老账一块算，被送进厂劳改队。“我还想起拉洋车的骆驼祥子，小说里说他拉洋车拉得有滋有味，一想起老舍这部小说，我就常常设想自己就是骆驼祥子。”
“你真够浪漫的。”我说。
“浪漫能自我解脱。”
“人家是在旧北平的大马路上跑来跑去。”我说，“车儿响着悦耳的铃声不说，还有虎妞儿给他温暖哩！”
建原君说：“你别较真，这是对自己施行精神上的麻醉。拉着土车，尽量想些轻松的事儿，不是可以暂时忘记这沉重的负荷嘛！”
我之所以能记住建原君跑车时的这一细节，不仅是因为在北京茶淀农场就曾和他相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一双区别于其他“同类”的眼睛。不知是先天遗传因素的缘故，还是后天社会雕塑之功能，他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那只较小的眼睛和“同类”并无差异，那只较大的眼睛常常垂着泪滴。他爱人是某医院的大夫，告诉他的眼疾，学名叫“风泪眼”，只要迎面有风吹来，他就像风中残烛一样，垂泪不止。在他和我并排跑车的时候，即使在无风的天气，也因车速生风，使他的那只眼睛，总像残烛一般垂泪。所以，建原君拉土车时这一浪漫情愫，反而引起了我内心的悲凉，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一瞬间，是因为他一边浪漫，一边在擦他的那只泪眼。苦戏甜唱--阿Ｑ精神胜利法，在“同类”中都有表演，唯建原君的反差最为鲜明。因而，建原君在拉土车的日子，同类们便给他起了个“骆驼祥子”的绰号。
祸起萧墙于“豆”“萁”相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