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我还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之所以把葆琛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实因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分析，大体贴近事实--当然，他没有死在劳改队，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后。说来也巧，他在平反之后的８０年代，就与我在北京的团结湖为邻，他的工作单位在轻工业部设计院，我工作在北京和全国作协；由于昔日患难的友情极为深厚，往来颇多。在１９９３年的夏天，他终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仅５８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亲葬于同一公墓之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亲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丁丁当当震耳欲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天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从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乌有。
我沉浸在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放--历史总是进步了不少，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虽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折梦“桃花源”》中北京郊区公实社，一夜之间一百多口五类分子的血光之灾，发生在“文革”乍起之时，它虽然极其野蛮残酷，但毕竟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个别事件），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这个大辛庄农场的生灵，则不会存在至今--那么，谁去大轮窑烧砖？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谁去生产机器零件？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在丁丁当当的击打声中，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界，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吗……我自知这是一种阿Ｑ式的自我平衡，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慰。
但是，阿Ｑ平衡法也有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当我的思想坐标，移位到当今世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飞上了月球（偶然在报纸上见到），便立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始自建国后的１９５７年人斗人的开始，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文革”后停产闹革命，全国都进人斗人的黑网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开始了探索宇宙，我们却津津有味、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不知何时何日方能休止。我们中华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１９７５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倒车，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走呢--但是人的命，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多的朋友。
“这回，你们也可以见到黄河了。”他说，“我往南逃的时候，过的是郑州黄河桥，你们要过的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风陵渡黄河桥。好好看上两眼中国的祖母河吧，她会赐给你们好运气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黄河，还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时的幽灵没死。逃跑时他见黄河落泪，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没有死的幽灵，又出来显圣了--因而我对他的生命独白，无言以答。张沪忙着收拾杂什，顾不上跟他多说什么“黄河”之类的话；她只有祝愿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当这个历史的黑夜破晓时，他的身体也像东升的太阳--她在曲沃的那场生死之劫，使她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这可以算是病号对病号的祝福。
我没有美好的语言与他话别，便把在煤矿翻黑了的一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赠给了他。我说：“小说中的那只狗，在生活中磨炼成了狼群的首领；你没那两下子，但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你这个病号，比我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翻动我赠他的那本书，却石破天惊地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的圣经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你们忙着收拾行装，我就不打搅了。”
他很感伤地匆匆离开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泪。
我送他出了村口。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脚步，一字一板地对我说：
“还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你一旦调离劳改单位，记住，不要讲条件，在哪儿工作，都比当劳役犯强。”他说，“当然能去文联工作最好，到了那儿你有可能实现你的最大愿望。”
我说：“就目前的气氛看，要表现我们这一段生活历程，怕是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八个样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续到哪个时辰呢！”
“你可以先写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要忘记最终的极致，是表现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怎么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握别。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熙，我坚信天快亮了！”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墨染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斗--第二天我们就登上了火车。
伍姓湖--我的最后一个劳改驿站
在一路的行程中，我仿佛是个流民的头儿，带着一群男男女女以及一两个娃儿，穿越河南西部，陕西北部；并跨越过陕西与山西分界的风陵渡黄河大桥--拐了个大大的弯子，到了晋南。
对于风陵渡，我虽然与它初次见面，但是对这个名字却并不陌生。昔读唐宋诗词，曾有不少的文人墨客，在华章中提及到文津渡、浦津渡和风陵渡，在几百年前这些名字都还是黄河古渡。盛唐时期，曾经有过一座万吨重的四只铁牛当做基石的浦津渡浮桥--但是随着黄河水患的频繁，那浮桥早已不在；改道后的黄河，连浦津渡的名字也消失了。在其周围及黄色的波涛里，埋藏着无数的人文历史故事。
我很喜欢到这儿来。我的生命如同一个黄河纤夫，在十分古老的河谷中，已然背纤而行近二十个年头了。作为一个黄河子孙，我渴望着看一看“老祖母”的身影，反刍一下它的历史，并用它的过去，想一想今天和明天，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第一个愿意来这儿的原因。其二，我的一个姑姑在浦州教中学已经数载，地图上告诉我，伍姓湖与浦州都属永济县界之内，有时间我可以寻觅一下亲人，以解忧愁，以悦身心。其三，化工生产总是与有毒的物体气体相伴，不仅伤人身心，还远离开自然--地图上的人文景观，还告诉我，它西有《西厢记》中的莺莺塔，北挨着《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关帝庙；因而，我把这次调动，看成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喜庆之事。
当列车穿越黄河的时候，已是落日西沉的时刻，我把全部的视力，都投向中华民族这条祖母河；但是让我感伤的是，不仅没有看到古诗中“长河落日圆”的雄浑风景，连黄河的滚滚波涛，也没有看见。两岸的黄沙延伸得很宽，中间那几条被黄沙分割开的水流，有的上面还覆盖着一层薄冰；即使是没有被冰层覆盖着的河面，水流小得也像是条条溪流，这真是让寻觅黄河的后代子孙为之心颤。
我对坐在身旁的张沪耳语道：“真想不到……竟是这副模样！”
她说：“山有老，水有老，流了五千年她累了，像个活着的木乃伊了。”
“可能正是枯水季节的缘故吧？”
“反正它已过了青春期。记得唐太宗游黄河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碧原开雾湿／绮岭峻霞城／烟峰高下翠／日朗浅深明……’你就从最后一句，来推断当时的黄河，水是清的，现在可倒好，一片浊流，要是把全国大武斗的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上，该有多好！”
她的记忆力极好，思维又十分敏捷，一下把黄河浊流与“文革”的浑浊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火车通过繁衍了五千年文化的黄河时，留给我的记忆。当时，我还联想起毛泽东曾经考察过黄河，并留下“河清有日”的孟浪之词--多少年过去了，黄河一年比一年浑浊；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然年迈体衰，忙于收拾“文革”的残局，还收拾不过来呢；怕是早已把当年的豪言壮语，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当时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曾久久为毛泽东站在黄河岸边，深情地凝视黄河的目光所感动。此时，我真有了姜葆琛君路过黄河时的满腹悲怆之感--我的祖国--我的黄河--在内心独自呼喊之际，我潸然泪下……
车过黄河后的第一站，就是永济县城。一辆卡车等候在车站上，没有武警，只有一名司机和一名劳改干部。
“死门”与“生门”
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还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场的边缘，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地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那儿曾栖息着大雁和许多候鸟。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那儿不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二十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捕获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一共百十口人，但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役人员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土俄，地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他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个，则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干部，“大鸣大放”时期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他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如同泾水渭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最初与我和张沪接触的是魏石山，他不仅长于字画，还会中医。他见张沪体态虚弱，知其在曲沃的遭遇后，出于同情之心，建议她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我和张沪对此都感到突然。当然能够离开劳改地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们各种办法都想过，唯独没有想到过走这一步棋。他说，这里的队干部及其家属，都常常找他看病--他与总场医院也很熟悉，根据张沪的情况，被批准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这里的管教干部，对知识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他在几个劳改单位改造过，这里的指导员陈大琪，是个很有见地的人。
经过我和张沪的观察，老魏所谈皆非虚言。因为从我们到这儿的第一天，陈大琪已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在对我们这些刚刚到达的新号，例行完了点名和分配窑洞之后，他突然对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的猜想是，这支“双劳改”的队伍是我带队来的，他找我不过是询及一下每个成员的情况。意想不到的是，他让我在椅子上坐定后，却扯开了闲篇：
“你这个姓氏真少见，我生平只见过一回。”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那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语文课本上的辅导材料，有一篇写一个农村女娃卖苇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从，名字叫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你这个‘从’是不是……跟他一个姓？”陈大琪两只眼睛审视着我，“你们还没有来，副档已经先到了这儿，知道你过去是搞文学的，那篇东西是不是你写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经他一提，我倒是当真回忆起来了--它发表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后被纳入高小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这个黄河之畔的劳改队，被主管我的劳改队长提起。我只好点点头，回答他说：“是，那是我当年写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了。”
“那文章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娃，爱读写农村的书。”
我点点头，心里也挺高兴--因为让指导员知道我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明天起，你出任中队的统计员工作。魏石山是搞宣传的，你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他就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