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余秋雨的成就，震惊了国内文化界，在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极力地推荐下，余秋雨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以及国家文化部系统内最年轻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这个决定让余秋雨有些措手不及，在他还没有当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竟突然晋升为正教授，这种跨越是在当时的中国绝不多见。一时，全国多家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余秋雨突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担忧，因为余秋雨一再告诫自己要低调做人，而这一切，好像又由不得他。
不久的一天，余秋雨接到通知，要他到上海音乐学院招待所，去见一位文化部来的领导，而且只要他一个人去。
召见他的是一位文质彬彬、气度高雅的老者，名叫方千，是文化部教育司的司长。谈话的第一个主题，方千司长就要余秋雨谈谈对学院领导班子的看法。
当时的余秋雨已经懂得了做人的技巧，说话尤为关键，与上级领导说话更要谨慎。他想了一下说，自己一向忙于教育和学术，与系领导都见得很少，对院领导只有一般印象，只是不明白后来有一位院长为何当了不久就被文化部撤职，不知什么原因。
余秋雨这句话是随便问问，没想方千司长很爽快地向余秋雨说明了原因。余秋雨看这位高层领导对自己这么坦率，也放松了自己的心态，向方千司长提了一点意见。他说，上级向高校指派领导，至少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上面曾派来过一个书记，文化程度就太低了，有一次在会议上居然与他争论，硬说现在是十九世纪，理由是现在叫一九ⅹⅹ年。
方千司长表示，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文化部决定先在上海戏剧学院做试点，在全体教师、干部中做民意测验，看大家选谁做领导。从去年底到现在，已经悄悄地测验了三次。
余秋雨对此一概不知，这段时间他一有空就在外地考察傩戏，就是在学院，他也从来不关心官场上的事，说明白点，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官。
司长后来的话让余秋雨更是不知所措，他告诉余秋雨，经过三次民意测验，大家一致推荐余秋雨做领导，司长还补充说，文化部领导和上海市委考虑到余秋雨的年龄优势和学术成就，对他都很感兴趣，同时他的群众关系也很好，而且对在“文革”中的表现也作了审查，一切满意。最后司长一字一句对余秋雨宣布：“现在我正式转达北京和上海两方领导的共同意见，决定请你出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太突然了，余秋雨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仿佛做梦一样，他没有答应方千司长。对于这件事情他显得很平静，起码表面是这样。余秋雨的态度也是方千司长万万没有料到的，有人为了权力，可买官卖官；有人为了权力，可六亲不认；有人为了权力，可抹下脸面大打出手，而更多的人，为了权力在明争暗斗着，直到精疲力竭也不愿放下哪怕一点点希望，他们的一生仿佛都是为了那一刻，他们太知道权力的重要性，而余秋雨却将到手的权力、地位拒之门外，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余秋雨在离开方千司长回家的路上就谨慎决定，即使领导再来动员，也要拒绝，那晚他睡得很香。
之后，方千司长委托胡志宏先生找余秋雨谈话，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卫生办公室的领导，现在具体管理上海戏剧学院。
胡志宏先生也许知道他的谈话同样会遭到余秋雨的拒绝，他于是先发制人：“不要在乎上面，你不为苍天为黎民。”
这句话触动了余秋雨最善良的一面，但他很快就镇定了，故意说道：“做行政工作是当公共保姆，太苦了。”余秋雨这是想激他一下，让他死了这条心。胡志宏先生却几乎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余秋雨再次被感动，他望着胡志宏先生不知再怎样回答，但他还是摇了摇头。
然后余秋雨拒绝、拒绝再拒绝，余秋雨拒绝了四个月的时间，上海戏剧学院也留出了四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居然没有一个否定、放弃余秋雨的意见。上级等待着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的师生等待着余秋雨，人们将目光全部锁定在他的身上，期望能为上海戏剧学院找到一位好的决策者。大家始终没有放弃余秋雨，他似乎也没了退路，他的眼睛湿润了。而真正让余秋雨“动摇”的，却是另一个人，他叫张延顺，余秋雨刚进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他是教务处处长。那是在“两个凡是”时期，突然跑来几个人要审查余秋雨，张延顺老师正好负责学院的清查工作，当时他严厉地质问和斥责了他们，并以人格担保余秋雨在“文革”中没有什么问题，保护了余秋雨。这件事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后来张延顺老师病了，余秋雨没有再见到他。谁又想到，在余秋雨拒绝当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第四个月后，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出来做余秋雨的工作了。
感激、惭愧、幸福，一下涌上了余秋雨的心头。张延顺老师拉着余秋雨的手说了很多，最后一句话切中了余秋雨的要害，同时也让余秋雨感动。他说，学校几十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只有在选择你当院长的问题上空前的一致，你再拒绝，那就不好了。
没等余秋雨回答，张延顺老师又甩出了令余秋雨无颜回击的话，他说只要余秋雨当院长，他愿意再一次出山，担任教务处长。
余秋雨终于答应胡志宏先生，先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余秋雨永远都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在任何事情上，要做就做好，否则就不做。他首先来到各大新华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部买下，在家整整读了五天。众口一词选他当院长是有道理的，余秋雨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他的大忙，他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他认为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值得提倡。
接着，余秋雨找到学院里的各位同事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要他们发牢骚，提建议，然后思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争取将工作做到越具体越好。半个月后，余秋雨胸有成竹，他信心十足地对胡志宏先生说：“好吧，开一个全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那天，余秋雨做施政报告的场面很感人，全院所有的清洁工人、汽车司机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这给了余秋雨很大的鼓舞和极大的信心，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余秋雨至今想来，那口气，那声调，很像是从船顶瞭望台上发出的，这一天让余秋雨终身难忘，更让全校师生终身难忘。
余秋雨对任何事情也是认真的，不然他的这个报告不会引起那样大的反响。当时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都给予了报告高度评价，并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这种“待遇”是以往的院长从来没有过的，余秋雨感到莫大的欣慰，同时也更感肩上责任的重大。
二、非凡的行政领导能力
余秋雨走马上任后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那就是，迅速简化整个学院的人际关系。余秋雨知道，按惯例，上任的重点应该放在教育改革、人才引进、精简机构、提高待遇等项目上。然而，余秋雨在分析了学校实情和普遍民情后，他认为，改革应该先从简化人际关系入手。如果不那样做，则改革很可能一开始就会被人际关系的网络缠住。比如评价课程的优劣，立即变成了谁的课程去留的问题。业务水平的考核，也会变成谁整谁的问题。为了减少这种现象，余秋雨在施政报告中宣布，他愿意听取一切意见建议，但拒绝任何人在他面前单独编排某某教师的不是，他说，他要用实际行动让全院上下放心：院长办公室的全部谈话，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余秋雨对待这种有意或无意在他面前说别人坏话的人，自有一套有效的办法。他说，人们出于以往的语言习惯，说着说着就牵扯到别人的长短，或开始对他有所奉承，他会微笑着伸手阻止，立即转移话题。几次一来，大家开始习惯于他，习惯于在一切领域对事不对人。
再一点就是，不搞帮派，不培植自己的亲信。历朝历代，只要身处要职的人就喜欢培植自己的亲信，以便巩固自己的权力，余秋雨却不这样，他认为这是一个单位人际关系恶化的重要起点，人际关系一恶化，整个单位就不可收拾。由此，在余秋雨任职的几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际斗争，这种现象在别的学校是极少见的，就是在别的领域也是极少见的，这充分体现了他杰出的管理才能。
余秋雨身为院长，不摆架子，不打官腔，遇事首先调查研究，在关键问题上能不慑于压力，果断地作出决定，就是面对某些“刁钻”记者的突然采访，他也能从容应答，化险为夷，反败为胜。比如，有天一家报社的记者给余秋雨打电话，说在前一天，上海的分区文艺汇演中，他们学院的学生对不满意的节目喝倒彩，破坏了剧场的气氛。该报准备就这件事进行评述，还希望余秋雨作为院长严辞批评他们几句，目的是使学院不至于太被动。
余秋雨听后觉得学生并没有太大的错，他反问记者，对于满意的节目，他们的学生叫好了吗？记者说，叫好了，喝倒彩和叫好声音都很大。
余秋雨说这就对了，剧场不是办工场所，不是居民社区，本来就应该接受观众的强烈反馈。为了进一步说服记者，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莎士比亚怎么出来的，就是由伦敦环球剧场的观众一年年欢呼出来的。他们学院是搞戏剧的，如果到了剧场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那还办什么戏剧学院？说到这里，余秋雨还觉得据理力争得不够，最后告诉记者，等他稍微空闲一点的时候，他会亲自带着学生到剧场去“活跃活跃”。
记者在电话那头不知是有点尴尬，还是真的敬佩余秋雨敏锐的思维和独到的见解，他呐呐地称赞余秋雨说得好。后来，记者准备发表的这篇批评文章，也就没有发表。
余秋雨无比热爱自己的学校，热爱自己的学生，他的教育方式是以人为本，采取素质教育。对搞艺术的学生而言，创作是艺术的灵魂，如果学生毕业出来一个个都成了只会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这是对艺术最大的亵渎；在大事大非和行为规则上，余秋雨也从人文精神出发，不束缚学生，他相信，他的学生自有很强的是非分辨能力。
还在余秋雨当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时候，“左倾”思潮还没有完全解禁，在上海，有不少人认为，穿牛仔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应予彻底根除。余秋雨清楚地记得，有文人在报上疾呼，说牛仔服直接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中国青年穿上了，证明杜勒斯“和平演变”阴谋正在实现；有的杂文家更是异想天开，说过去美国人把中国劳工说成是“猪仔”和“狼仔”，这牛仔服万万穿不得；有的杂文家比较抒情，提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巧妙的口号：“喇叭裤吹不响中国人民新长征的进军号角……”而余秋雨则偏偏不信邪，特意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套穿上，还动员学院内外一些年轻一点的教授一齐装上牛仔裤在各个校园里大摇大摆，当时的人们友善地称他们为“牛仔教授”。
不久，余秋雨当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他的喜好只要有一点表露就成了师生效仿的对象，至于以前那样故意张扬“牛仔裤”的“小把戏”，就不必再那样劳力费神了，按他的话说：“只需在行政行为中表明取舍爱憎就行”。
余秋雨很体恤青年教师和学生，他常常联想他青春期的时候，那时各种禁锢让他们的自然欲望不能释放，连衣着都是老土老土的，从他们的背后看，不论年老还是年少，只见一群灰蒙蒙的人，几乎辨不出他们的实际年龄。青春是美好的，也应该享受它的美好，因此，他对年轻人留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毕竟都是成年人了，他相信他的学生会把握好这些的。
由于国家刚从极左的氛围中走出来，但极左的阴魂未散，知识分子的地位还较低。为了在学校形成一股尊重知识，尊重老师的氛围，余秋雨在大会上宣布，学校的主角是教师，而不是干部，更不是工人，强令今后学院的上下班车内，所有的青年工人必须为教师让座，特别是为中、老年教师让座；下午，余秋雨同样以严厉的口气在教师大会上宣布，全校在业务上基本不合格的教师，超过五分之四。
为了检验教师的业务水平，余秋雨拟定了两套方案，同时进行。一是学生每门课程给教师打分；二是聘请那些刚刚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每天来听课，给教师打分。余秋雨知道，由老教授来给教师打分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他只是想让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并让全院度过教学改革的心理危机，先紧一段时间就会形成一种治学习惯，其后也就便于管理，或者说是更好地自己管好自己。
一切都在朝着有利教学的方向发展，学生打分和老教授听课在学校坚持了八个月后，余秋雨和各系主任和专业骨干带头制订的“全院各专业应设课程总目”在全院公布，其内容是，所有课程都标出学分，重要的课程学分高，不太重要的课程学分低。这样做是因为教学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学生往往避难选易。如果提高某些较为难学课程的学分，则可增强该门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大学文科教学中，领一时风气之先，虽然有部分教师不是很认可，但余秋雨就是余秋雨，只要他认定的路就一定要走下去，而且一定要走好！
在工作中余秋雨锐意进取，在生活中也时时为群众着想。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余秋雨主动搬到教师宿舍居住，照说按他当时地位，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一套好房子，可他却偏偏选择了大家都不愿住的二楼的那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的管道经常堵塞泛滥，虽经屡次修理，可始终问题多多。直到后来余秋雨离开上海戏剧学院好多年了，偶然想起那时的情景仍会感觉头脑发麻。
当时学院办学经费紧缺，余秋雨为了改善教师的待遇，就大力发展校办产业，赚的钱除了学院留用外，其余的都以奖金的名义发给全体教师作为津贴，余秋雨骄傲地说，他们学院经济最好的那些年月，教师每月的津贴是上海同类高校的两倍，是北京同类高校的四倍。这就是余秋雨，一个会“经商”的余秋雨，一个无所不能的余秋雨。
他的辉煌业绩被国家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以及学院各部门一致认可，他被认为是具有“极强的行政领导能力”的少有人才。人们无法理解他的成功，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才，写作，他要么不写，一写就畅销，而且一本接一本地畅销；当院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托，最后拗不过上至国家教育部领导，下至同行的推举，当了，结果又让人意想不到，做出的业绩成为高校的典范、楷模，文化部震惊了，同行迷惑了，学生折服了，人们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他的回答三个字：“直接法”，也就是，即认清目标后立即抵达，一步到位。
三、余秋雨辞去院长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