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昭帝、汉宣帝的励精图治，国家殷实、百姓康乐，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汉书》记载，当时仅从洛阳运往长安的粮食就有百万斛之多，到了汉宣帝儿子汉元帝即位的时候，富裕的人家的钱多得可以装满一屋子。西汉当时的史学家刘向评论说，汉宣帝治下的西汉，其富足程度甚至超过了汉文帝、汉景帝之时。经过汉昭帝、汉宣帝两代皇帝近40年的励精图治，使得在汉武帝统治末期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重新繁荣昌盛起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因此史学家们把汉昭帝、汉宣帝的统治时期称为“昭宣中兴”。
十一、王莽代汉改制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他出身于外戚家族，照理说并没有做皇帝的资格，但历史的机遇偏偏把他推上皇帝的宝座，使他成了两千年来备受非议的历史人物。
西汉后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恶性发展，土地兼并和流民、奴婢问题日益严重，分散的农民起义接连发生；另一方面，以元、成、哀诸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沉溺在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之中，对于严重的社会危机却无能为力。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王莽依靠王氏外戚的显赫势力，采用各种政治手段，逐渐取代了汉朝统治。
王氏外戚起于元后，元后王政君是王莽的姑母，到成帝即位时，被尊为皇太后。因为元后主于内宫的缘故，王氏外戚得以专权，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四人相继担任大司马大将军，总领朝廷政务。绥和元年（前8年），继诸位叔伯之后，王莽接任大司马大将军，成为年轻的辅政者。但在哀帝时期，王莽一度丧失权势，被迫辞去官职，退回封国居住。元寿二年（前1年），哀帝去世以后，元后急忙召王莽进宫，选择中山王刘衎继位，是为平帝。平帝年仅9岁，王莽复任大司马大将军，掌管军政大权。此后，王莽排斥异己分子，扶植私人势力，很快形成一个统治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王莽把女儿立为皇后，并因为请辞2.5顷封地，受到天下人的拥戴。元始四年（公元4年），元后诏封王莽为宰衡，以表彰他的功德。公元6年，王莽做了假皇帝，改年号为居摄。初始元年（公元8年），在代汉条件基本成熟之后，王莽就废黜孺子婴，正式做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
新朝建立以后，社会危机仍旧严重，威胁着新的政权。为了巩固新朝统治，王莽针对各种问题，陆续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改制措施。首先，实行“王田”“私属”制。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诏令把全国的土地改称“王田”，不允许私人买卖；每户农家不足8口男丁，如果占有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必须把多余的土地分给宗族、邻里和乡党；本来没有土地的农家，按照一对夫妇授田百亩的标准，分配土地；奴婢称为“私属”，严禁私下买卖。这项改革制度，只在个别地方实行，还未来得及全面推行，就被王莽取消。
其次，实行“五均”“六筦”政策。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颁布“五均”“六筦”政策。“五均”是在长安和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负责管理市场的物价，征收工商业税；还按规定办理赊贷事务，即借钱给从事丧葬、祭祀的贫民，贷款给经营工商业而没有资金的人，对前者免收利息，对后者收取10%的利息。五均赊贷加上政府专营盐、铁、酒，统一铸造货币和征收山林川泽税，总称为“六筦”。这些政策的制定，本意在于限制大工商业者，使官府和民众得到实惠，但在执行过程中，主要由一些富商大贾操持，反倒成了勒索民众的手段。
再者，改革货币制度。王莽当政时期，有过四次货币改革。居摄二年（7年），铸造大钱（12铢），配以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并行于世。始建国元年（9年），废除错刀和五铢钱，发行新的“宝货”，包括金、银、龟、贝、铜五大类，共有28个品种。次年，因为流通不便，停止使用新币，另造小钱，与大钱并行于世。天凤元年（14年），废除小钱、大钱，改用货布、货泉。这样改革货币，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每一易钱，民用破业”，人为造成巨大的灾难。
王莽发行的货币
此外，王莽还以《周礼》为依据，对于地名、行政区划和职官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如改称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大司农为羲和；改称郡太守为大尹，都尉为太尉，县令长为宰；改称长安为常安，未央宫为寿成室，前殿为王路堂；改称汉阳为新通，广汉为广新，亢父为顺父等。甚至连新朝的国号，也有“新家”、“新室”、“黄室”、“新成”等称谓。这种改法毫无益处，只是徒滋纷扰罢了。
与实行改制同时，王莽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为了显示新朝的权威，把少数民族首领称王者一律降格为侯，改称高句丽为“下句丽”，改称匈奴单于为“降奴单于”，设立15位单于分治匈奴。这些带有挑衅性的做法，激起匈奴、高句丽、西域各国的强烈反抗。始建国三年（11年），王莽为了征服匈奴，调集北部边郡和乌桓、鲜卑的军队，派12位将军统领，分10路进攻匈奴。天凤五年（18年），征发全国男丁、奴隶和罪犯30万人，命令各郡筹集和运送军用物资，再度进攻匈奴。这都加重了民众的负担，破坏了和睦的民族关系。
在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王莽用改制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无可非议的，他对一些社会问题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如把对土地的私有和自由买卖视为土地兼并的根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道理的。然而，王莽改制既触动了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部分利益，又加深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因而丧失了应有的社会基础，更加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于是爆发了绿林、赤眉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
天凤四年（17年），荆州北部发生灾荒，许多饥民来到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靠着挖野菜过活，王匡、王凤等人帮助调解纠纷，被饥民推为领袖，趁机聚众起义，被称作绿林军。天凤五年（18年），青徐一带发生饥荒，大批饥民迫于生计，自发地组织起来，靠着抢掠过日子。樊崇、徐宣等人被推为首领，领导饥民流动作战。地皇三年（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统率大军前来镇压。为了与官军相区别，起义军把眉毛涂成红色，作为识别、联络的标记，所以称为赤眉军。赤眉军汇集成昌（今山东东平），一举消灭了官军，继而乘势向西挺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地皇四年（23年），绿林军配合作战，北上攻占宛城。刘玄在王匡、王凤等人支持下，在淯水南岸称帝，改年号为更始，设置公卿大臣。王莽闻讯之后，急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等人，统领军队42万人，向宛城进发，企图消灭绿林军。但在昆阳（今河南叶县），王寻、王邑骄横轻敌，被起义军打败。昆阳之战后，绿林军攻取宛城，分两路进攻长安。一路由王匡指挥，向北进取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指挥，向西直捣武关。北路军进展顺利，迅速占领洛阳，并把刘玄接进城。西路军攻克武关，在关中豪族的支持下，很快攻入长安，杀死了王莽。
王莽一生苦心孤诣，从一名外戚子弟爬上皇帝宝座，有其成功的人生经验，但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缺乏力挽狂澜的能力，加上整个统治集团腐败，最终落得悲惨的下场。
链接：新朝的来历
“新”的本义是改旧、更新。西汉后期在天人感应的五德终始学说支配下，社会政治涌动着一种新德代替旧德的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以新德的代言人自居，“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并最终完成“再受命”的代汉过程。汉为火德，为赤帝，王莽为土德，自称是“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依照五行相生之理，土德代火德，意在赤帝传黄帝，天命授之。
十二、光武中兴
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汉高祖刘邦的后代。
新朝末年，在今湖北荆州地区和山东泰山一带，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汉朝宗室刘、刘秀兄弟怀着重建汉家天下的政治目的，联络附近豪强地主势力，纠合宗族、宾客数千人，起兵反对王莽统治。不久，为了借重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他们加入了绿林军。
公元23年，王莽发兵镇压绿林军，绿林军八九千人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受围，寡众悬殊，形势危急。在此危急关头，刘秀率领十三骑趁夜出城，寻求援兵，与城内绿林军相配合，内外夹击，打得新朝十万大军丢盔卸甲，落花流水。昆阳之战的胜利，瓦解了王莽的腐朽统治，决定了新朝覆灭的命运，可以说其中刘秀功勋显著。
昆阳战役之前，绿林军建立了更始政权，该政权内部存在着更始帝刘玄与刘两派之间的矛盾，刘终被刘玄杀害。刘秀得知这件事，自度无力公开对抗，只好连忙赶回宛城，不仅不为兄长服丧，还向更始帝谢罪，“饮食言笑如平常”，从而保住了他在绿林军的地位。公元24年，更始帝派刘秀北渡黄河，镇抚河北地区，刘秀由此得到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刘秀在河北地区，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制度，深得当地官僚、豪强地主的拥护。在任光、耿况，以及刘植、耿纯等人的支持和援助下，铲除了称帝于邯郸的割据势力王郎，逐个镇压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起义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公元25年，刘秀即皇帝位，不久定都洛阳，东汉政权建立。
东汉创建伊始，各地群雄逐鹿，天下形势混乱。经过多方权衡，刘秀决定分轻重缓急，采取先东后西、远交近攻的战略，次第翦除各方枭雄。刘秀统一战争前后历经11年，分为进取关洛、扫平关东、经略西北、攻取巴蜀四个阶段。
建武元年（25年）七月，刘秀一面派邓禹领兵西进，伺机占领长安；一面派吴汉领兵南下，全面围攻洛阳。更始政权的大司马朱鲔被迫放弃洛阳，东汉遂定都洛阳，势力扩展至中原腹地。邓禹入关与赤眉军接战，赤眉无法在关中立足。刘秀诏令邓禹，扼住赤眉归途，赤眉被迫投降。建武三年（27年）四月，汉将冯异领兵入关，“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后汉书·冯异列传》），很快平定了关中。关、洛位居天下中心，归属光武帝之后，那些力量较大的割据势力被分割而难于联合，刘秀统一天下的形势豁然开朗。
建武三年（27年）五月，刘秀对关东群雄展开扇形攻势，目标首先是淮海一带的刘永、董宪和张步。在尚未打垮赤眉时，刘秀就派盖延东征刘永。刘永假称汉天子，分封董宪为海西王，张步为齐王，使三股势力合一。刘永死后，所部拥立其子刘纡，刘纡兵败投奔董宪。刘秀对之坚决打击，相继攻破董宪、张步。至建武六年（30年）二月，刘永一系被彻底消灭。同时，刘秀派岑彭、王常南征邓奉，派朱祐、祭遵北讨彭宠。岑彭击垮邓奉之后，乘胜南下荆州，江南各郡望风而降，荆、交两州被迅速平定。彭宠反叛于渔阳（今北京密云），在与汉军相持中，被其家奴所杀，北方平定。关东战事的胜利使光武据有大半中国，战略优势极为明显。
建武六年（30年）三月，刘秀坐镇长安，调集重兵，以“从陇道伐蜀”为借口，对隗嚣进行讨伐。他一面笼络河西大族窦融，甚至暂时承认西南的公孙述政权，彻底孤立隗嚣；一面以优势兵力，与窦融一起对隗嚣两面夹击。建武八年（32年）正月，汉将来歙袭取略阳（今甘肃秦安），占据隗嚣腹心之地。刘秀亲率大军攻陇上，隗嚣被迫逃回西城（今甘肃陇西）。建武十年（34年）八月，刘秀第三次西征，终于消灭强敌隗嚣，平定了西北地区。
从建武十年（34年）十一月到十二年（36年）十一月，刘秀派出两路大军进攻割据西南的“白帝”公孙述。南路由岑彭统领，从荆州沿长江西进。北路由来歙统领，从陇西南下。公孙述先后派刺客杀死来歙和岑彭，使汉军攻势受阻。刘秀急调吴汉会合南北两路军，在成都（今四川）附近八战八胜，最终消灭公孙述。几乎同时，众叛亲离的卢芳也被迫从安定（今宁夏固原）逃往漠北投靠匈奴。至此，天下重现统一的局面。
光武帝在位时，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藩王作乱的历史教训，不让功臣掌握实权，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让藩王蓄养羽翼，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做出大幅度调整。给予一批功臣尊崇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报答他们的开国功勋，但不让他们担任官职，只在朝廷有事相请时，才可以奉请入朝议事。当时能够参议朝政的开国功臣仅有邓禹、李通、贾复三人。他又进一步完善察举制，广泛选拔天下俊才，进入各级政府机构。如把孝廉、茂才定为岁举，就使朝廷选用官吏，有了制度的保证。“退功臣而进文吏”的举措强化了君主专制。
链接：孝廉和茂才
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的一种科目，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孝廉是察举制常科中最主要、最重要的科目。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举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汉代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
茂才 即“秀才”。东汉时，为了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字，将“秀才”改为“茂才”，后来有时也称“秀才”为“茂才”。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光武帝削弱太尉、司徒和司空这三公的权力，扩大尚书台机构，提高尚书台的职权。尚书台的职权，主要包括选举、任用、赏罚、质询和弹劾各级官吏，乃至奉诏责问公卿大臣。这样一来，尚书台代替三公九卿，成为发号施令的决策和执行机构。
此外，刘秀在位期间，鉴于西汉诸侯王叛乱，削减诸侯王的封地，限制诸侯王的权力。当时诸侯王封地很小，即便是东海王刘强，因为去就有礼节，受到特别的封赐，也仅受封29个县，其他诸侯王的封地，顶多有一郡而已。因此，诸侯王势力非常有限，完全失去政治权威。
因为统一战争的需要，东汉初年推行什一税。建武六年（30年），刘秀下诏恢复实行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为了节省财政开支，刘秀实施精兵简政，裁并一大批郡县，减少大小官吏数万人，撤销地方军队，还组织军队进行屯垦，以补充军费开支。重要的是，自西汉末年以来，社会上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奴婢和囚徒，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刘秀在位期间，从建武二年（26年）到十三年（38年），先后7次颁布诏令，释放青、徐、凉、益诸州的奴婢，一律免为庶人。又接连颁布诏令，禁止杀死、伤害和虐待奴婢。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提高了奴婢的社会地位，改变了奴婢和囚徒的生活环境，因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增加了大批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刘秀不仅爱好经术，注重兴办太学，设立五经博士14家，使讲经问学蔚然成风，而且对图谶深信不疑，在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使图谶获得法律意义，成为一门官方学问。
东汉王朝是在南阳、河北等地的豪强地主、官僚集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从本质上讲，它是以刘秀为代表的豪强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然而当时，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稳定了全国统一的政治局面，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因此，后人常把这一时期称为汉王朝的“中兴”时代，史称“光武中兴”。
十三、外戚宦官专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