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王以后，昭王、穆王相继执政，在长期和平所积累国力的基础上，与周边各族进行了一些战争，总体上居于主动的地位。相传穆王好大喜功，曾巡游西方很远的地方，还是一个拥有实力的人物。《穆天子传》记载了穆王西游的故事，许多情节浸润着神话的色彩。但穆王喜欢周游天下，却未免荒废政事，以致受到当时人们的批评，说他“欲肆其心”，即放纵自己的欲求，这与《史记》指责他“王道微缺”几乎是一个意思。
链接：《穆天子传》
记述了周穆王事迹而带有虚构成分的传记作品，又名《周王传》、《周王游行记》，作者不详。为晋咸宁五年（279年）汲县民盗掘魏襄王墓所得竹书之一，共6卷，前5卷记周穆王驾八骏马西征之事。《穆天子传》初经荀勖校分5篇，东晋郭璞注此书时，又把《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加入，成为6卷，这是古本。今本由宋人编修，相较古本有所残缺。周穆王西游在《春秋左氏传》、《竹书纪年》、《史记》中均有记载。虽然《穆天子传》在文字上可能有些夸张，有些神话传说的内容杂入，但基本事实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在地理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不能抹杀。
穆王死后，历经共王、懿王、孝王、夷王，以至厉王。这时，王朝的威信渐衰，王室和国人之间出现了显著的矛盾。厉王执政时，大概是想使已经颓废的王权振作起来，一方面竭力组织对各反叛部族的征讨，包括挂帅亲征，另一方面，则力图改革旧制，任用好专利的荣夷公为卿士，来加强王室的经济力量。荣夷公垄断山川林泽的一切收益，不准平民百姓进入山川林泽地区谋取生计利益，山川林泽的一切财富均归周王所有，这实际是对原始共同体传统和原则的破坏，从而侵犯了平民的利益，加重了对国人的剥削，由是引起一般国人的强烈不满，大家议论纷纷，出现了“国人谤王”的现象。
“国人”，是周代历史上的一个特有名词，就是住在国都城内或近郊的士、农、工、商，他们多数都是周族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各级贵族既有联系，又相对立，情况比较复杂，因而成为多种社会矛盾的汇合点。这些国人集结起来，愤怒地抗议厉王的暴政，在国都镐京的街头巷尾，宗庙广场，人们东一堆、西一堆地聚集在一起，议论厉王破坏传统制度、专山林川泽之利的暴行，要求厉王取消专利。反抗斗争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国人中较广泛地展开。当时一些正直的大臣也劝告厉王取消专利，说：“搞专利作威作福，必将引发动乱灾祸，老百姓受不了啦！”甚至警告厉王：“你用荣夷公，周朝必将败亡。”厉王非但不听，反而说：“我有办法叫国人不再议论。”仍旧我行我素，变本加厉，又听从荣夷公的计谋，用一批从卫国请来的巫师，让他们去街头巷尾、广场市场等处监视人民，利用巫术来侦察国人的活动和议论。卫巫按照厉王旨意，装神弄鬼，见到有人讲话就认定是在“谤王”，经卫巫指认的人立即被官府逮捕杀死，弄得国人不敢再言，只是走在路上见面时，互相以目示意，用眼神表示心中的愤怒和传达信息，镐京城内变成一座没有市民讲话声音的哑城，或者说是恐怖之城。
画像砖中描述的国人暴动
这种倒行逆施、对立的局面一直延续了三年，无法生活下去的国人再也忍耐不住了，决心和周厉王拼命，宁可同归于尽，也要推翻他的统治。他们秘密自发集结起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他们拿起武器和生产工具，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集合后，呼喊着直接冲向王宫，声如奔雷，震天动地。数千国人把王宫团团包围，并迅速破门而入，冲入王宫。厉王闻讯，急忙带着侍卫数人，狼狈逃窜，在爬越宫墙后门出逃时，还摔伤了腿。他的侍卫保护着厉王，昼伏夜行，偷偷渡过了黄河，仓皇逃跑到彘（今山西霍县）隐居起来。国人在王宫遍找厉王不得，后来听说王太子静（即后来的周宣王）藏在召公家里，又前往包围了召公的住宅，要求召公交出太子静，送出大门交给起义者。召公无奈，只得用他的儿子顶替太子静，送出大门交给国人，这才把太子静保护下来。起义者杀死召公的儿子，总算达到目的，队伍便解散了。
厉王的“专利”，史称“厉王革典”，实际上是对旧典章制度的一次改革，然而厉王在改革旧制中，采取了专制和暴虐的手段，因而导致了这次影响深远的国人暴动。这次暴动对周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它不仅赶走了周厉王，而且动摇了周王朝的基础，加速了它的崩溃过程。到周宣王时期，局势略微稳定，一度呈现出兴盛气象，史称“宣王中兴”，主要是宣王的一些武功，包括他在位初期发动的一系列讨平周边部族的战争，以及在这之后重新采取的一些封建诸侯的举措，但各种社会矛盾无法从根本上得以缓和、解决，周王朝已经接近尾声，开始走向败亡。《史记·周本纪》记载，宣王在位46年，其子幽王继位，可见幽王继位时已不算年轻，然其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外面四夷交侵，内而诸侯叛离，姻亲反目，国家财力物力耗尽，兵源亦已枯竭，加上接二连三的天灾，周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周幽王理应战战兢兢，努力设法消除朝廷面临的重重困难，以期挽回衰颓之势，然而这位昏君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一味循着败亡的轨迹走下去。他亲奸人，用小人，又宠爱一个美丽而不善言笑的妃子褒姒，成天饮酒作乐，滥施威福，诗篇指出当时的现象是，“有的人安然在家休息，有的人为国事而憔悴；有的人没事躺在床上，有的人不断出外打仗”，“有的人喝酒狂欢作乐，有的人惨惨畏惧得祸；有的人出出进进，胡说八道，有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得搞”，周王室危机四伏。公元前771年，西戎大举入侵，攻占了镐京，把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之下。周幽王的儿子宜臼，依靠各国诸侯的援助，才继承王位，也就是周平王。他害怕戎族的进攻，不敢再住在镐京，在公元前770年把国都东迁到洛邑。历史上就把迁都洛邑以后的周朝，称为“东周”。
十、春秋五霸
春秋形势图
周的东迁是政治上的重大变局，标志着周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从此以后变化越来越大，周天子不但没有足够的实力来维护其权力和声威，反而日益没落，天子为了取信于诸侯，甚至搞到双方交换人质以为保证的地步。公元前720年，郑国的军队竟然抢劫王都附近的农作物，到了前707年，周朝的军队更为郑国所败，周桓王本人还被射中一箭。其后王室内部多事，甚至要靠诸侯帮助才能平定。周天子在实力及威望上每况愈下，自然无力挽回已经日益崩溃的封建体制，无法成为维系天下的中心，而天下的政局也由以天子为首的封建体系解散成为列国平等、彼此独立的国际社会。周天子过去所具备的权力、地位的丧失，形成了天下上层领导中心的真空，权力空缺引起了一些强大诸侯的野心觊觎，列强的兼并、霸权的角逐日益激烈。整个春秋时期，有的大国吞并了三十多个甚至四五十个小国。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七个大国十几个小国。所以说，春秋时期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期。
在列强争霸中，有所谓“春秋五霸”，以齐桓公为首。齐桓公任用政治家管仲为相，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并利用周王室的传统地位，提出“尊周”的号召，团结一部分诸侯，对抗经常威胁诸国的楚和戎狄。当时北戎侵扰燕国，狄人灭掉卫国，并且攻打邢国。齐桓公助燕打败北戎，助卫复国，并把邢迁到安全的地区。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郑、陈、卫、许、曹等国联军侵蔡伐楚，进兵召陵（今河南郾城），迫使楚向周王纳贡。这是齐国霸业的一个高峰。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召集宋、卫、郑、许、曹等诸侯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会盟，商定了有关各国共同遵守的条约，这是一次有名的盛会，它标志着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的霸业维持了几十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死后，由于他生前内宠太多，诸子争立，国内发生君位的争夺，造成了内讧局面，齐国的力量开始衰弱，但仍以大国的威权雄视着春秋霸业。不久以后，霸权转移到了晋国。
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二个霸主。他在国外流亡了19年，60多岁才得到君位，是当时各国君主中最熟悉社会情况的人。狐偃、赵衰等长期跟他流亡在外的人，都是很有能力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即位，随即整顿内政，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经济上减轻赋税，救济贫弱，奖励农业，发展商业；在人才选拔上，既把旧贵族的地位抬得很高，同时提拔有能力、有功劳的异姓官员，弥补贵族政治世卿世禄的不足，通过权力的分配，使各级贵族尊卑有序，各得其所。这些改革结束了晋国多年的动荡局面，使长期内乱的晋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振兴起来。第二年，他抓到了“尊周”这面旗帜，把因王朝内乱而出居在外的周襄王送回王城，并平定了叛乱。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因宋国依附晋国，率陈、蔡、郑、许四国之兵讨宋国。晋文公统率宋、齐、秦诸国之兵，跟他们大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采取诱敌深入、袭击敌军薄弱部分、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把对方打得溃不成军。这是楚国向北扩张的兵力第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使晋文公的威名超越于齐桓公之上，达到了“取威定霸”的目的。此后80多年间，晋楚两国之间的斗争成为争霸的主要内容。在晋楚争霸活动中，双方互有胜负。公元前597年，在邲（今河南郑州）的战争中，楚庄王大败晋军，使他成为一个有名的霸主。
秦穆公是秦国有名的国君，也是一个有心图霸的君主。他的助手都是能干的政治人物。他曾两度帮助晋国公子回国，使他们得到君位。晋文公便是这两个晋君中的一个。公元前627年，秦穆公趁晋文公去世，企图插足中原，派军队偷袭郑国，不料行军途中，遇到郑国的商人弦高。弦高假借国君的名义，以12头牛犒劳秦军，并秘密派人兼程回国报信。秦军以为郑国已有战备，转而灭掉晋的盟国滑而归。晋国对秦东进政策一向怀有戒惧心理，抱着“敌不可纵，纵敌患生”的态度，出兵截击秦军，爆发了崤之战，秦军陷入晋军的包围圈，为晋军击败，全军覆没，三个元帅都被俘了。此后，秦国连续几次出击晋国，一直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很久不能向东有大的发展，东进的企图受阻，只好转而向西扩张，取得了称霸西戎的地位。
黄河流域争夺霸权的战争，使处于争夺目标的小国疲于应付，同时长期不断的战争也引起并促成一些国家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和政治势力的消长，使他们无力外顾。这两种情形都要求改变争霸的局势。公元前579年和前546年，深受争霸之害的宋国先后两次发起了弭（m）兵的会盟。弭兵就是停止战争，第二次会议获得成功。晋、楚、秦、齐及宋、鲁、郑、卫、曹、许、陈、蔡等国议定，宋、鲁等八国对晋、楚同样朝贡，齐、秦大国分别与晋、楚联盟。晋、楚平分了霸权，黄河流域的争霸活动基本上告一段落。
经过弭兵大会，春秋的历史进入了晚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一是晋、齐等国的显族加紧了对公室（国君）的斗争，一是长江下游兴起的吴、越两国，向黄河流域争夺霸权。
诸侯国内的显族，正如诸侯国之间的霸者一样，是国内贵族中有实力的显赫贵族。自晋文公以后，晋国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显族。到了春秋晚期，公室日趋衰微，政治权力落到了显族手里。公室无兵无将，只知奢侈享受，不顾民众的死活。这些显族却有谋士，有武装，实力超过公室，还知道注意争取民众。显族与公室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同时，在一些显族之间也有矛盾和斗争。春秋晚期，晋国出现了智、赵、魏、韩、范、中行六家显族专权的局面。后来范和中行两家垮掉，只剩下智、赵、魏、韩四家。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掉智。此后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随时把晋瓜分了。
齐国的显族，也是齐桓公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主要有国氏、高氏、栾氏、鲍氏、崔氏、庆氏、晏氏等，而最后取得压倒势力的是田氏。田氏用阴谋和暴力，打击、消灭了别的显族，并于公元前489年、前481年两次杀害齐君。公元前480年以后，齐国的政权落到了田氏手里，只要时机成熟，田氏就可以坐上齐侯的宝座。
比晋、齐小的国家，如鲁国，也有显族。鲁国的显族，包括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他们都是从公族分裂出来的。公元前562年，这三家瓜分了公室的土地和劳动力，实际上把鲁国分成了三国，公室成了空架子，仅靠三家的贡纳维持。
吴国是周的同姓国，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长期附属于楚。公元前584年，吴从晋人学得了射法、御法和战车阵法，加强了武装力量，并跟北方国家开始了往来。吴、楚两国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吴王阖闾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军，在公元前506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进驻楚的郢都（今湖北荆州）。楚昭王逃奔随，几乎亡国。后来因秦出兵援楚，吴国贵族发生内讧，越又乘机攻吴，吴军才撤退回去。
越国建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在楚的帮助下很快发展起来。越王勾践打败吴军，阖闾受伤而死。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位，立志报仇。公元前494年，夫差打败越王勾践，把越置于属国的地位。越王勾践在卑身事吴的掩护下，做了复国的充分准备。公元前482年，趁夫差北上、会盟诸侯的时机，越王勾践攻入吴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掉吴国。
吴王夫差战胜越国后，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大会诸侯，与晋国争霸。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也北上会盟诸侯，号称霸主。吴、越北上，表明当时南北之间联系的加强，但它们的称霸，已是春秋争霸的尾声，远不像晋、楚争霸影响那么大。
通观春秋争霸的历史进程，其间经历了无数次大小战争，也充满了各国诸侯实现外交目的而举行的大大小小的盟会。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盟会即安排各国之间的秩序，也主要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所以昔人有“春秋无义战”的评论。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春秋争霸在客观上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比如促进了中国统一的步伐，促进了各部族特别是华夏与所谓蛮夷戎狄之间的融合，促进了各国社会制度的改革，显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链接：孔子和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