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讨论参战问题。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于是段祺瑞又启用督军团。5月1日，内阁讨论对德宣战问题时，倪嗣冲等人闯入会场，表示各省督军一致支持总理段祺瑞对德方针，终于胁迫内阁匆匆通过了对德宣战案，然后胁迫黎元洪核准。5月10日，国会开会审议对德宣战案。段祺瑞重施袁世凯的故伎，采取伪造民意的办法，雇佣军警、乞丐、流氓、游民等数千人组成各种名目的“公民请愿团”，将国会层层包围，要求当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离开会场。段祺瑞的这一卑劣行径遭到议员们的坚决抵制，他们宣布停止开会，非皖系内阁阁员也相继辞职。全国各界纷纷要求北京政府严惩“公民团”的肇事者。在这种情况下，19日，国会议决“对德宣战案”缓议。
段祺瑞利用“公民团”胁迫国会未能得手，便决心解散国会。他利用督军团名义，以宪法草案不适合国情为借口，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国会则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黎元洪利用全国反段的要求，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情况下，下令将段祺瑞免职，以外交总长伍廷芳代之。此令一出，段祺瑞立即命令八省皖系督军宣布脱离中央，并电促黎元洪辞职，其本人则离京赴津，在天津组织“独立各省总参谋部”，与北京的黎元洪政权相对抗。黎元洪在段派的压力下进退失措，只好同意由张勋进京调停，导致张勋演出了一幕复辟的丑剧。
链接：张勋复辟
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入京后，张勋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同月30日，他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并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这就是史家称的“张勋复辟”或“丁巳复辟”。结果复辟仅12天破产。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被迫通电下野，并推荐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8月1日，冯国璋入京就职，但继续担任内阁总理的段祺瑞因有“再造共和”之功，其声望和势力远高于冯国璋。8月14日，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加入协约国。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一战结束，中国没有派军队直接参战，但先后派出了10多万劳工到欧洲参与战争服务。
对德宣战后，段祺瑞假借各种名目向日本借款，名为建立参战军，实则是为扩大皖系的势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出于扶植在华代理人的目的，日本对此“慷慨解囊”，并派西原龟三来华商讨细节。此后两年多时间里，西原多次奔走于两国之间，段祺瑞则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经办，总计贷款超过3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通过贷款，日本也取得了不少在华利益，如东北、华北的铁路，黑、吉两省的金矿和森林等，可以说段祺瑞贷款对中国的损害远远超过了袁世凯时期的二十一条。
五、五四运动
1917年11月7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激发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热情。
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残民统治，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处理战后世界问题，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实际上是一个由美、英、法三国操纵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5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并向和会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即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第二，取消日本同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第三，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中国人民对和会曾抱有希望和幻想，以为“公理”可以战胜“强权”，中国的要求可能会得到满足。但是，巴黎和会在美、英、法等国操纵下，对前两项要求根本不予讨论，说什么不在和会的讨论范围之内。关于第三项要求，日本态度蛮横，以北京政府在1917年9月曾以换文的形式表示“欣然同意”为理由拒绝归还。和会竟然同意日本的要求，把转让山东权利给日本写入对德和约中，而且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幻想破灭了，“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于是，长久以来蕴藏在人民心里的怒火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五四运动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他们手执小旗，高呼口号，发表宣言，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反对巴黎和约，要求惩办卖国贼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集会讲演后，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抗议，但刚走到西口就被军警阻止不许通过。愤怒的学生于是决定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他们经富贵街、东户部街、东三座门大街跨过御河桥，顺东长安街穿过东单牌楼，经米市大街、石大人胡同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几名学生从临街的窗洞跳进去打开大门，学生一拥而入。曹汝霖躲藏起来，愤怒的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胡同曹宅，痛打了从曹家跑出来的章宗祥。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捕去32人。
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5月5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5月7日，被捕的32名学生全部获释。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被迫辞职出走。北京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职员也同学生一起参加斗争。19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再次总罢课。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济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长沙、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广大海外华侨，都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运动。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北京政府，要其加紧镇压学生运动。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更加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北京学生从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头演讲，遭军警镇压，有170多人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增加到5000余人。
北京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野蛮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4日，上海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北京学生。在工人阶级的带动下，上海实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局面。随之，全国兴起罢工风潮。沪宁、沪杭、京汉、京奉等铁路和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纷纷罢工。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直到27日晚，陆征祥的住处仍被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商人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在28日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基本得到实现。
链接：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六、中山舰事件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后，国民党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出席中国国民党二大的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中派占绝对多数，右派仅有45人。在国民党二大后建立的中央组织机构中，中央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农民等部都由共产党担任领导工作。同时，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大约已有1000名共产党员；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都是中共党员。国民革命军各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有7个是共产党员。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以来，苏联顾问团对国民党和政府、军队中的政治影响逐渐加强。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的地位也明显上升。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之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权力。与在广东的一些国民党领袖相比，从军事方面说，蒋介石拥有汪精卫所不具有的军事地位和实力；从政治方面说，蒋介石享有李济深、程潜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而且，在廖仲恺被刺后，牵涉该案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许崇智等老右派被排挤出广东。随着蒋介石地位、权力的提高，其政治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1926年3月8日，蒋介石表示：“对于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权旁落。”他伺机寻找借口，打击排挤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
1926年2月，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偕谭平山暂离广州，去了北方。鲍的职务由另一名苏联顾问季山嘉代理。季山嘉对蒋介石的阴谋反共心理有所察觉，对蒋的独裁擅权行为也很不满，他竭力拉拢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对蒋介石进行抑制，这就加深了蒋介石的疑忌。蒋介石和季山嘉的关系越来越不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和右派骨干如王柏龄、伍朝枢、古应等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联顾问和中共要“倒蒋”，广州市面上出现了称蒋介石为“新军阀”的传单，这无异是火上加油。本来，蒋介石早有反共的思想基础，这时，他以为有了可以利用来发动政变的借口。于是在1926年3月20日，他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晚，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钟等三人，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到代理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时为共产党员）家中传达命令，声称奉校长命令，要海军局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李之龙接到命令后，当即派中山舰和宝璧舰于3月19日早晨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19日上午7时，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原定苏联考察团在广州参观中山舰，可否调中山舰返广州。蒋介石否认有调中山舰去黄埔的命令。经蒋介石允许，李之龙下令中山舰于当日下午6时返回广州。这时蒋介石的爪牙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即开始了诬陷阴谋的第二步：大放谣言：“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共产派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
蒋介石觉得此事蹊跷：“中山舰到了黄埔，因我不在黄埔在省里，它就开回省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认定其中必有阴谋，借此机会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当日晚8时，蒋介石密邀陈肇英、徐桴和欧阳格到东山官邸筹商对策，决定对共产党等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3月20日晨，蒋介石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由，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紧急戒严，调动大批军警包围火车站和中央银行；陈肇英、欧阳格派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到文德楼拘捕李之龙。又于上午10时扣留各舰舰长及党代表共50多人；蒋介石又密令第二师师长刘峙和团长惠东升派军队600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令营长李森树率该营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团驻地，收缴卫队武装；以保护名义，监视汪精卫；拘捕中央军校及第一军中以副党代表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并密令严密监视教育长邓演达、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和军官团长张治中等人。蒋介石制造事变后称：“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等革命势力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取得意外的成功，但也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及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由于他明白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得不释放了被拘捕的50多名共产党员，发还收缴枪支。以不认为“共产党有什么阴谋”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还向军事委员会递交一份“自请从严处分”的所谓呈文。罢免了其亲信陈肇英、王柏龄、欧阳格、吴铁城等人的职务，让他们做了“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