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理/中南大学文学院教师、博士
周立波（1908—1979）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一生文学活动丰富，著述颇丰。自1928年始，半个世纪以来，他写下了大量的文艺论著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小说家的地位。这两部小说不仅在国内被再版多次[经查，《暴风骤雨》自1948年首版后，再版了5次，第二版重印了19次；《山乡巨变》自1958年首版后，至今再版了8次。]，而且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经查，《暴风骤雨》的外文版有：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捷克文版、阿尔巴尼亚文版、罗马尼亚文版、日文版、俄文版；《山乡巨变》的外文版有：英文版、俄文版和日文版。]。周立波更是凭借《暴风骤雨》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因而具有一定的国际声誉。
《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都以中国农村为背景。前者描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的土改斗争，后者描绘了发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山乡——清溪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这两部小说由于创作时间不同，在文学史上分别被划分在“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但是它们都书写了发生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大变动。这两部以农村为视角，以农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作品从风格、形式、语言到审美情趣，无不渗透着乡土气息，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血肉联系。正如茅盾所概括的：“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是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他的拘束。”[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载《人民文学》1960年8月号。]从茅盾的概括可以看出，民族形式只是周立波小说的特点之一，它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周立波强烈的个人风格。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周立波在创作这两部小说之前，曾经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他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与他早期的文学批评活动是同步进行的，而他的报告文学和小说等文学创作则是发生在译介外国文学之后，而且大量地吸收了外国文学的养分。因此，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近年来，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周立波的创作受外国文学影响这一现象，但是还没有研究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他作为译者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专门讨论周立波翻译的论文，他的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周立波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有70年，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可归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框架内。最早评论周立波作品的文字是1938年7月汉口《全民周刊》发表的罗之扬评周立波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的文章，文章指出周立波的报告文学写出了“战斗与自由之中国”。
20世纪5、60年代评论界对周立波的研究集中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和《山乡巨变》以及他在同时期创作的一批短篇小说上。1948年《暴风骤雨》出版后，评论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是署名“芝”写的《推荐<暴风骤雨>》[芝：《推荐暴风骤雨》，载《生活报》1948年5月11日。]。作者从新人形象、革命主题和民间语言等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肯定。1955年《铁水奔流》出版后，许多评论文章都集中在小说的主人公“李大贵”身上，认为作家写出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形象。5、60年代学界对《山乡巨变》的评论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肯定周立波突出的个人风格，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秋耘在1962年写的《＜山乡巨变＞锁谈》：“总的来说，《山乡巨变》的作者在艺术追求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耀目的艺术光彩、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灵细致的剖析、对农村新生活富有诗意的描绘，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境界。”[黄秋耘：《黄秋耘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另一方面，也有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周立波的艺术风格提出了批评：“作者表现了一种虽然还是刚刚冒头的、但却是值得注意的倾向：那就是过分地追求艺术技巧。……我觉得这种单纯从艺术技巧上下功夫会为创作带来损害。”[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原载《读书》1958年8月27日，载胡光凡、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8页。]从上述评论可以看出，5、60年代大部分的研究者都看到了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个人风格，虽然有少数人从审美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肯定，但在反右斗争激烈开展的文学批评氛围里，许多评论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准来评判周立波的作品，认为他过于注重艺术风格而损害了作品的政治意义。
1980年以后，评论界不仅关注他的作品，而且也开始对作家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80年代的周立波研究趋向于综合性。1985年庄汉新撰写的《周立波生平与创作》，1986年胡光凡所著的《周立波评传》以及1988年出版的《战士、作家、学者——首次周立波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对周立波的生平、文艺思想、艺术风格与创作成就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标志着周立波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年以后一段时间，文学评论界开始反思与政治结合过于紧密的“十七年”文学，对它们大多持否定的态度。在这一背景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及其在故乡创作的短篇小说也难被逃批评的命运，一些评论认为他的作品有按中央文件图解生活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然而大多数人仍然肯定了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有的评论家认为周立波从“文章贵乎自然”这一审美观点出发进行探索，他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生活的独立见解和在艺术上的独创精神。[参阅李景彬：《周立波代表作（前言）》，黄河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除此之外，文学史著作对周立波及其作品都有所记录，各高校自编教材都以较多的篇幅或独立的章节对周立波及其作品进行了阐释。80年代的文学史主要从思想和审美的角度对周立波进行了正面的评价。90年代以后，评论界对周立波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他整体的文学史地位作了新的发掘和评判，出现了从多元化角度解读作家及其作品的态势。1992年，唐小兵在香港《21世纪》杂志上发表《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文章重新解读了周立波作品中的方言土语，认为《暴风骤雨》中的农民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装饰意义的词汇，而在作品中起组织作用的句式与语法，即作品的主导语言，都是肖队长的语言，是体制化了的语言。“农民语言是某个意义上的点缀，而不是意义本身。”[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2003年，贺仲明发表《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一文认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并非是对政治理念进行简单的图解，而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之上，与乡村泥土融为一体，表现出了强烈的生活特征。[参阅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新世纪的文学史著作不再纯粹从政治或者审美的角度来解读作家及其作品。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006年）专门讨论了《山乡巨变》的“民间文化形态”因素。董之林出版的《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2008年）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述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及《山那面人家》等短篇小说。她从作家的文化背景、作品的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和贯穿作家创作的文学精神，分析了周立波创作的唯美倾向。她认为周立波的创作绝非一种“纯文学”的选择，他与时代同步，与革命共命运。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建立在世界文学潮流基础之上，他富于个性化的艺术追求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他创作的唯美倾向表现对“抒情诗的幻想”的推崇，在把握和应用语言方面具有超强的能力。周立波“绝不像一般表述的那样，仅仅是延安时期或‘十七年’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的典型”，他的创作体现了“他对现代文学自律性的虔敬，以及奋不顾身的追求。”[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则从“农村题材”与“乡土文学”的区别入手，探讨周立波小说的个人特色，认为周立波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他是“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这种新的研究角度，拓展了研究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