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常的年代维护常识的底线
王晓渔
郑念女士去世之后，在与朋友的一次聚会中，我感慨，若非郑念去世，我对她一无所知，在座的一位“六〇后”作家有些惊讶。郑念的《生死在上海》（又名《上海生死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畅销到一年之内出了四种简体中文译本，我居然闻所未闻，确实有些不可理喻。不过，说来又不奇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刚上初中，僻居小城，根本没有机会接触郑念的着作。说到郑念，我又提到林昭，那位朋友问道：林昭是谁？这次轮到我有些惊讶了。仔细想想，同样情有可原。关于林昭的书似乎只有一本纪念文集《林昭，不再被遗忘》（重印时更名为《追寻林昭》），不算畅销书甚至也不算长销书，林昭在今天的知名度不会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郑念。
从这种差异，可以看出近三十年公民常识的断裂和接续。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重建常识的年代，可惜这个进程尚未完成就突然中止，九十年代一度处于“反常识”的阶段，虽然也有陈寅恪的起死回生和王小波的死而后生，但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压倒一切，直至义和团的幽灵再次闪现。进入网络时代，重建常识的进程再次开启，有点像网络下载的“断点续传”，只是规模暂时还无法与八十年代相比。林昭与郑念的经历截然不同，精神是一致的，都在一个非常的年代维护常识的底线。两位分别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获得关注，也说明两个时代重新建立了精神联系。虽然《狼图腾》、《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之类的“反常识”
畅销书不断出现，却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威力，而是逐渐成为多种声音中的一种。
在报纸上看到郑念离世的大幅报道，最初我依然没有在意，以为她只是和林徽因一样的名媛，满足了文艺青年的想象。
后来看到余英时等先生的评价，又听到身边很多朋友的推荐，把《生死在上海》找到，不读则已，一读就读得天昏地暗。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幸运地赶在“反右”之前英年早逝，无从推断她如何面临此后的风暴。她留给后人的与其说是专业成就，不如说是八卦故事，和徐志摩、和金岳霖、和梁思成，等等。这并非出她所愿，却使她拥有了超出专业领域的声名，她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更像一个“万人迷”的粉红女郎，而非学者。郑念的经历本来也很符合肥皂剧的标准，出身名门，就读于名校，供职于世界着名的公司，但是《生死在上海》使她摆脱了肥皂剧的引力，她面对“文革”的从容仿佛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很多知识人倾其一生也难以学习。
有了《生死在上海》，“伤痕文学”的伤痕纤毫毕现。郑念没有像“伤痕文学”那样控诉，而是安静地讲述着那个非常的年代。越是安静，越是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荒谬；越是安静，越是能够听到那些细微的声音。她就像书中提到的年轻女高音，在监狱里唱着《寂静的夜晚》，“监狱变得很静，监狱里所有犯人都屏息听着她的歌声”。郑念的文字在“渺小的个人”和“伟大的时代”之间来回穿梭，仿佛穿行于惊涛骇浪的小舟，证明个人可能是伟大的，而时代可能是渺小的。阅读《生死在上海》，我也成了“监狱里的犯人”，屏息听着她的歌声。郑念在监狱受尽折磨，女炊事员劝她哭叫以换取同情，她没有接受这个善意的劝告，原因有二：一是不能，她不会发出那种原始的接近于动物的叫声；二是不愿，她不愿祈求他人怜悯，更不愿为了求生而出卖自己。我非常期待《生死在上海》
能够再版。
郑念与杨宪益同年同月出生，同年同月去世。郑念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杨宪益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日；郑念逝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日，杨宪益逝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两位的一生没有什么交集，但是又具有很多高度相似的地方。杨宪益同样在非常的年代维护了常识的底线。
对于杨宪益，我久闻其名。可是，文化老人数不胜数，即使像我这种所谓专业读者，也常常不明真相。比如在二〇〇九年之前，有多少人能够说出文怀沙、黄苗子、冯亦代和杨宪益的区别？惭愧的是，若非杨宪益去世，我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道听途说，知道他曾在“文革”中入狱，知道他和戴乃迭的跨国之恋。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文怀沙不也宣称自己在“文革”中入狱吗？黄苗子和郁风，不是被称作艺坛的“神仙眷侣”吗？冯亦代和黄宗英不是也有黄昏之恋的美丽传说吗？如今，一位是疑似江湖骗子，一位是疑似卧底，另一位则确证为卧底，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就在手边，但我浅尝辄止。曾经翻开过，在第二页读到这么一段话就停了下来：“孙中山先生过早地逝世后，曾在逼迫前清末帝逊位中起主要作用的袁世凯，就自命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接着还企图称帝，但他的图谋还没有得逞就死去了。”这句话有多处史实错误，孙中山逝世于一九二五年，袁世凯担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在一九一二年，前后相差十三年，不存在孙中山逝世所以袁世凯担任总统的任何可能，除非时间逆转。袁世凯一九一五年恢复帝制，一九一六年在反对声中宣布取消帝制，随后逝世，称帝以失败告终，但是不能由此认定称帝未遂。《漏船载酒忆当年》的原稿是英文，不太清楚这是作者的错误，还是译者的错误。但无论原因出自何方，编辑都应该注释说明这些问题。可是，这本书的最大问题不是这些硬伤，而是有所删节，杨宪益一生中最为光华闪现的时刻被忽略不计。
直至杨宪益去世之后，我读了雷音的《杨宪益传》，才理解杨宪益为何是杨宪益。
具体是什么，这里卖个关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来一读。杨宪益的旧体诗集《银翘集》也是传诵一时，写于一九九O年的“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在他去世之后被媒体反复征引。其余诸如“从来风派难摸准，莫怪今天气象台”、“一朝解放反生愁，久惯牢房怕自由”、“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避重就轻，却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像我这种对今人旧体诗存有偏见的读者，看到《银翘集》，也被杨宪益的“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吸引。
二〇〇九年，刚刚出现对文怀沙、黄苗子、冯亦代的批评，就有呼吁宽容的声音出现。我不反对宽容，对于这几位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不能同意以宽容为名鼓励遗忘、拒绝反思。必须充分呈现并且反思那些跌破底线的行为，否则，不是宽容，而是惩善扬恶，是对维护底线者最大的不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