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年，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王敏清则又一次成为现场抢救的组织指挥者。
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文章，记述了胡耀邦那次发病和抢救的过程，那篇文章与王敏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对当时真实的情况加以辨析澄清。那篇文章写道：
在政治局开会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据当时担任保健局局长的王敏清回忆，四月八日中午大约十二点十五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按正常情况，如果中央保健局局长在北京，当胡耀邦出现危机病状，应该在第一时间通知中央保健局局长，由保健局局长亲自部署抢救，不可能在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得到通报。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胡耀帮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的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梗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吃下江泽民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会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四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病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七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四月九日、十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四月十六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十五日不幸逝世的噩耗。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他离京时，胡耀邦的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了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了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胡耀邦没能绝对卧床静养。这和他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
“红都女皇”之谜
陈东林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女教师罗克珊·维特克（RoxaneWitke）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到中国，目的是要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
据维特克在她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江青同志》（RoxaneWitke：ComradeChiangCh′ing.Boston.Toronto：Little，BrownandCompany，1977）一书中说，是中国驻外机构建议她“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后来她接到电话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
在北京，维特克顺利地采访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对外友协将报告呈递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八月十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八月十二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受了维特克的采访。陪同江青的还有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颖女士等人。江青十分兴奋地讲述了很多关于自己个人历史的内容，表现出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的强烈欲望：
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呢。
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着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三十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维特克受宠若惊，立即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江青还宴请维氏并一起到北京护国寺人民剧场看样板戏《红灯记》。当天她们一直谈到晚上十一时。江青还与维特克约定，在广州继续进行采访。
陪同江青接待采访的张颖等人认为江青所谈内容严重出格，时间也过长，向外交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无可奈何。周恩来也十分伤脑筋，八月十七、十九、二十四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接待维特克的人员开会，商议对策。针对江青要谈解放战争历史的打算，周恩来对张颖说：“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即告之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还表示要维特克按期于二十八日回美国，不要再延期了。周恩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阻止这件事情。然而江青根本不听劝告，执意要谈，八月二十五日派专机把维特克接到广州。在总计长达六十多小时的六次采访中，江青几乎毫无保留地向维特克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吹嘘自己在陕北和毛泽东一起指挥解放战争，并且把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地图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提供给维特克，要求翻译和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维特克写作使用。
江青在谈话中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风波，刻薄地挖苦抨击贺子珍：
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是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你书里不要写这些。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维特克：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是的，她随我的姓。
说到在上海的生活，江青还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呀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是不是？”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地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
整理谈话记录的张颖觉得江青的话实在不堪入耳，就删去了有关贺子珍的一些内容。江青发现后大发脾气，后一想这些话由自己口中说出确实有损形象，竟然要张颖写成是张颖在延安听说的，被张颖拒绝。
十几万字谈话记录整理好后，分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姚一字未改，退给江青。周恩来阅改后认为问题太多，不宜外送，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江青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予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年底，周恩来召集有关接待人员会议，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
此事到此已经基本结束。然而，一九七三年，香港有人写了一本《红都女皇》，以吹捧形式影射江青。流入大陆后，社会上传说就是维特克利用采访材料写的，引起了轩然大波。实际上，维特克写的书一九七七年才出版，名为《江青同志》。这时候江青已经入狱。
《红都女皇》事件当时在社会上不胫而走，沸沸扬扬。但中央是否有处理，始终是个谜。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教授范硕在他的着作《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中记载说：后来中央决定，让一位外交人员不惜用巨金买下版权，把这本书送回国内。毛泽东看了后非常气愤，挥笔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范书还说，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并没有下定处理江青的决心，只好“暂缓执行”（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这一批示后来被其他一些着作转引，范氏坚持自己曾经看到过毛的批示。但是《周恩来年谱》等书对此并无只字。
此事在中国引起了大风波，是毫无疑问的。有以下的几段记载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