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19年到达巴达维亚建立基地。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无法打破西洋网络上的福建商人的势力。
在他们寄希望于武力解决的时候，雷耶佐恩带着舰队于1622年4月10日从巴达维亚出发攻击澳门，结果吃了败仗。然后，舰队阴差阳错地驶进影湖，在此以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我们熟知的中国人和荷兰人谈谈打打的历史事件。
这年10月，福建方面派官员和“Wansaw”及澎湖船主郭鸣泰乘战船抵达，雷耶佐达于不许荷兰人在地的。时，写信让巴达维亚的漳泉商人侨长苏鸣岗与Jancon出面调停。1623年1月，雷耶佐恩自己跑到福州与巡抚商周祚谈判，明方则允诺派遣使节到巴达维亚与荷兰人的总督协商。这年年底，商周祚的使节陈士璜和Wansaw到达巴城。穿梭的间，人，海势。
大约在七八月的时候，南居益代替商周祚成为福建巡抚。福建方面态度转向强硬，9月，同安县令奉令禁止商人到澎湖及北港贸易。结果，雷耶佐恩舰队派遣一支分舰队，由一个叫Fmncx的高级商务率领到达浯屿一带骚扰。这时候，另一个漳州河口的商人出现了，1624年1月1日，一个叫CipZuan的中国商人搭乘舢板主动靠上荷兰人的战船。他友好地向荷兰人表达两层意思：他愿意和荷兰人贸易，另外，他会设法向当局请求让商人到台湾贸易。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他甚至还引见了一个住在山中的“隐士”和荷兰人交往。结果，荷兰人弃船登岸，中国人趁机焚烧了他们的战船。
这个有本事让荷兰人失去警觉的商人，应该是旅居长崎的龙溪商人张敬泉，一个在17世纪初颇有影响的唐人贸易家。在日本的朱印船贸易中，张敬泉和欧阳华宇一起获得德川幕府的执照。因为东洋网络的关系，在他1638年去世前，一直是长崎唐人社会的漳州人首领。
当中华帝国还没有完全衰落，而西方势力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商人，开启了积极的民间穿梭外交。他们和官府有不浅的渊源，因为他们拥有财富，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庞大的网络一这是他们的江湖。他尊奉自己的江湖规则、江湖义气、江湖利益。他们与西方人有不错的生意往来，通晓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习俗，接受他们的游戏规则，甚至信仰他们的宗教。两国交兵，这些人成为能够为作战双方寻找共同点的外交信使，成为凭借实力说话的民间商人。因为他们，一个特殊时代的商人外交被开启。国家利益间纵横捭阖的时候，海商们以机敏、超然，成为强国博弈中的一那个叫“Wansaw”的人，因为先后出现在两次澎湖危机中，而引人注目。一介平民，在20年时间里，周旋于巡抚和总督们之间充当重要角色，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人，在荷兰人的文献里被译成“Wansaw”，在中国人的记录里被记作“黄明佐”，一个从事西洋贸易的漳诏安人、“黄合兴”洋行的老板，荷兰人两次退出澎湖，和这个人居中调停有关。今天，我们已无法了解黄明佐是如何周旋于武装到牙齿的两国舰队之间，最终以他的伶牙俐齿说动两国达成和解。但是，荷兰人最后退出澎湖，却是事实。
浯屿，是黄明佐的贸易据点。在葡萄牙人退出漳州后，这个岛屿的民贸易并没有停止过。黄明佐后来到了这个岛，修建码头修建船坞修建仓库，
或者还组成了私人卫队。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借这个立足点，以商界不倒翁的姿态，坐拥王侯般的财富，傲视天下风险，在船来船往中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历史。以至那些初来乍到的荷兰人，不明就里地把浯屿岛，索性记录成“明佐岛”。
那些活跃在东西洋路的海商们，能够在国际争端中游刃有余，凭借的是自己的社交圈。他们往往以结义或联姻的方式，巩固彼此间的商业联盟。在这个无国界的大鳄倶乐部里，他们交换情报、朋友、资本甚至私人武装，分裂组合，捭阖纵横，在不断掀动的牌局中，有人傲视王侯，有人身败名裂，有人黯然这时，海的，在商CaptioinChina，又一个记录在英国和荷兰人档案中的中国人名字。在上一次的澎湖危机中，似乎因为他的调停，荷兰人撤往台湾。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泉州商人李旦。他的朋友里有荷兰人的松克总督。从他在厦门官员之间长袖善舞的情形来看，这人应该是漳州河口地区的厦门人或同安人。他的结义兄弟是许心素，在荷兰人那里，他被称为SiniSou——另一个漳州河口地区的着名商人。从许心素的儿子许一龙是漳州生员的背景判断，如果他不是漳州人，至少他是长期在漳州生活的商人。李旦死后的1625年，与荷兰人的贸易由许心素接替。因为他从都督那里得到了贸易执照和承包贸易的权利，他的家族在这一带呼风唤雨。这些权势为他们赢取了巨大的财富，也引来了杀身之祸。许心素的弟弟许心兰、堂弟许心旭，尽管野心和才能不如兄长，但是也被当局视作勾引番人的巨奸。而许心素本人在1627年做了水师把总，然后，在1628年被郑芝龙所杀。
漳州人欧阳华宇，李旦的另一个结义兄弟，他同时又是张敬泉的结义兄弟。在长崎，他们一起领取日本朱印状，一‘起到越南贸易，一‘起筹建唐人皋地，一起成了长崎华人首领在一前一后去世后，又一起葬在了异国他乡。
海澄人颜思齐，李旦的一个朋友，在大员的垦地，他有时会接待一些李旦的荷兰朋友。在荷兰人的记录里，他的名字似乎是PedroChina，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贸易关系，却又被他们称为“恶行昭着的海盗”，他新招募的那数千漳泉子弟，分别驻扎在十个营寨，的确足以令荷兰人为之侧目。如果他不是因为生病死于1635年，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和荷兰人叫板。
不过，他的事业继承人，也是他的结义兄弟，同时是李旦的义子郑芝龙，倒是把他的事业发展到巅峰状态。在郑芝龙还弱小时，他做荷兰人的通事，和荷兰人贸易。稍有力量时，他去做海盗，待到有足够实力时，他做了朝廷的游击将军。他和荷兰人或敌或友，有时他以那支私人武装色彩强烈的舰队和荷兰人交战，有时和荷兰人联手。和他一起在台湾海峡航行的海澄人刘香的舰有时荷兰人。待荷兰人时，刘香发现他的末日来临了。在郑刘两家拼得你死我活时，荷兰人一刘香旧日的盟友，在战火硝烟中严守中立，看着刘香的舰队消失在台湾海峡无边的黑暗里。
再也没有人比郑芝龙这个人的国际化身份更适合地反映台湾海峡错综复杂的局势了，天主教徒、精通多国语言的通事、同时使用着尼古拉和一官两个名字、泉州府吏的儿子、澳门海商的外甥、葡萄牙人的教子、日本人的女婿、荷兰人的岳父、东亚水域的海盗之王、大明王朝的海军将领、大清帝国的爵爷，这些身份的转换，不过在30年间。
最后，又过了若干年，郑芝龙的儿子，那个叫郑成功的，正女卩他的名字所预示的那样，又成功地将他父亲的旧日盟友兼对手赶出了台湾。
海洋之争影响着国家的历史命运，小国可以因此崛起为大国，大国也因。
当荷兰的总督揆一在一面白旗的陪伴下，向大明王朝的遗臣郑成功投降，我们不无惊讶地意识到一个古老的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候，它的残余力量还有能力遏制海上强国荷兰的海上强权而保持强势地位，从而使大陆战略思维主导的国度嗅到了一股清冽的海风。
一些年后，我们依然记住那个英雄，是因为他所夺取的那个岛牢牢地控制着海上咽喉，而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战略遗产。
17世纪初，活跃在东亚、东南亚贸易圈的中国商人的主要人物，仍然是漳州河口地区的漳州、厦门和同安的商人，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者英国人东来后，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和这些人搭上线，用自己的贸易网络和他们对接，进行他们所渴望的东方贸易。而中国商人，不论是财富的诱惑，或者武力的威慑，都必须和他们合作，以分享原先由他们主导的海洋贸易利益。
这样，马来西亚方面的李锦、菲律宾方面的黄明佐、日本方面的欧阳华宇、张敬泉和许心素，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漳州海商，成了基督教新教徒的荷兰英国国后，们面的国的。
当大明王朝福建基地的海军、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和漳州河口地区的商船在一片打打杀杀中的时候，来自泉州方面的郑芝龙成功地利用了与荷兰人的合作，最终建立起一个足以令荷兰人望而生畏的“海上王国”，按一个西方传教士的说法，那个“王国”拥有14000艘船只。许多漳州人先在海上是他的对手，后来成了朋友，帮助他建立那个“王国”。又有许多漳州人先是他的朋友，后来又回到海上，做了他的敌人，并眼看着这个“王国”在下一个王朝来临时崩溃。
在以后长长的时间里，漳泉商人在东西洋二路的贸易中，作为一个共同的群体，把海洋世界搅得风生水起。
当一切归于平静，人们发现，漳州不再仅仅是一个偏居中国东南一隅的城市，在许多年前，漳州商人已经把自己的身影和台湾的历史、欧洲的历史融合在一起，并且成了另外一个故事。
贸易与战争之间的业法则
贸易与战争——
中国人用剑！弓！盾牌！火船以及一切可能找到的武器还击他们，也攻掠他们的船。“圣尼古拉”号就这样十分丢人地在它的停泊点被洗劫一空，包括它的帆、栊、舵桨、两把枪和甲板上可能找到的所有物品。“梅登”号则被中国人的纵火船送入海底。
——个国际秩序中的永恒话题[在17世纪荷兰人与福建商人对台湾海峡控制权力争夺中，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班德固船长-劫掠者、荷兰历史上的航海英雄，
在国家的名义下，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中国人在远东水域的搏杀，构成他的传奇。
作为1622年雷耶佐恩舰队中的“何罗尼享”号船的船长，班德固参与了在澳门对葡萄牙人和在澎湖对中国海军的作战，那两个地方可视作打开中国的。
他在1646年出版的《航海日志》记录了黄金时代的荷兰人在亚洲的冒，作在荷兰经除了毫不羞怯地宣扬他们劫掠村庄、追捕商船、屠杀中国人、贩卖奴隶的恶行外，他十分困惑地向人们展示一个西方殖民者眼中矛盾、复杂的福建。福建，通往帝国财富的大门，始终对荷兰人关闭着，不管是动用武力，还是谈判手段。
生活在这儿的百姓和他们一样热衷于贸易，机敏善变，和他们时而为敌，时而为友。
当1601年荷兰人出现在南中国海海面时，中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日本人和东南亚诸岛民组成的国际多边贸易秩序已经形成。
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据点组织“日本一澳门一月港”的国际贸易。
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据点开辟“墨西哥一马尼拉”的跨太平洋贸易，对接“月港一马尼拉”贸易航线。
中国人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互动，使漳州商人的贸易触角一直延伸到欧美。在远东，三股海上势力形成微妙的平衡。
荷兰人的到来打破这种平衡。
作为后来者，他们在巴达维亚的据点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货源供应，不得不依靠与福建商人的间接贸易来维持，并且要忍受被封锁和袭击的痛苦，不改变这一点他们只能是远东水域的流浪汉。
所以，他们开始把舰队直截了当地开到中国海岸线，进行掠夺，这一切都以贸易的。
因为台湾海峡是全球贸易的一个制高点，海峡西岸的月港，是中国唯一合法出海贸易的口岸。谁控制这个海峡，将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拥有更多的话。
中国商人对荷兰人的到来心存善意，就像他们当初善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样，为他们引航，也为他们提供猪、鸡、蛋、梓檬、苹果、甘蔗、烟草和一切其他可能让他们的身心愉悦起来的东西。据说，还有差不多300个商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去福州拜访军门，请求允许他们同荷兰人贸易，因为战争使他们损失很多，如果战争继续，他们损失的会更多。而后来漳州人自己编写的明代府志，甚至还为没能完成的直接贸易感到遗憾。
但是，这一切不能遏制荷兰人掠劫的热情。
雷耶佐恩的舰队启程前来漳州河，目的就是探察中国商人是否因为他们的敌意和武力而愿意与他们贸易。
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
漳州河口，昔日建立在荒滩野岭的那些渔村，现在已经成了厦门湾南岸现代化港口工业新城，一年航运呑吐量达2000万吨，交通机械、特种钢和粮在这成，热的日完了的。
当年，为了迫使中国政府同意互市，荷兰人在这一带攻击行驶的船只和的村。
1622年4月，雷耶佐恩舰队从影湖出发，游弋在中国海岸。
10月8日，他们在漳州河口一处小湾里，焚毁六七十艘中国船。
11月4日，成5小船捕犾2艘中国船和25名船贝，烧了这些船。
11月25日，3艘单桅船进入漳州河口，向一个村庄猛然开火，烧毁4艘中国。
12月2日，他们又登陆，抢劫一个中国村庄并烧了它。
中国人用剑、弓、盾牌、火船以及一切可能找到的武器还击他们也攻掠他们的船。“圣尼古拉”号就这样十分丢人地在它的停泊点被洗劫一空包括它的帆、桅、舵、桨、两把枪和甲板上可能找到的所有物品。“梅登”号则被中国人的纵火船送入海底。
何兰人，一边和谈，一边战争。
中国人，一边战争，一边和谈。
这种局面即使到班德固船长离开中国时，依然没有结束。
有一点可以认为是不同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门口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荷兰人则把所谓的利益疆界从遥远的欧洲老家，推到了别人的家里。有一点是可以被认为是相同的：白银、丝绸、陶瓷让所有人愿意忘记彼此的敌意和边。
这种局面让中国人明白过来的一件事是：因为海禁，长时间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的海上力量难以应对荷兰人的压力，他们似乎应该改变对峙的立场，同的。
结果是：中国海军无法给予荷兰人以毁灭性打击，荷兰人在贸易名义下的劫掠也无法打开他们所渴望的与中国直接贸易的大门。于是，中国海军、海商集团、荷兰人三股势力，重新回归到微妙的平衡。直到郑芝龙整合中国海上力量，这种格局才得以改写。
这个时期，台湾海峡的海洋势力在平衡与失衡间摇摆。建立秩序，打破秩序，重建新秩序，那种非敌即友的概念，在这里成为一种悖论。
无论商场，或者战场，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
台湾海峡的那一个华丽非凡的舞台上，决定一切的依然是商业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