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一九六七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十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他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门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门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宝安县决心在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捕上了“抓革命、促生产”
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大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一九七三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子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八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一九六二年五月，有三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往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有四十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着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一九六二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十一岁。五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仅有二百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一九六二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先后写了四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一九七八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一九八O年八月二十六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涌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一九九O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
二OO七年四月一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四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二OO九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是一片大工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摘自《中国青年报》）
“六二”大逃港
陈秉安
一九四九年后，一批又一批的人通过深圳逃往香港。深圳与香港接壤的村庄几乎成了无人村。三年自然灾害后，天灾人祸，使一九六二年逃亡的人群出现了高潮。《大逃港》一书对此作了记叙——一九六o年的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一个国家的国力已经消耗殆尽。“三面红旗”仅搞了两年时间，农业大幅度减产，全国的粮食已减产了六百亿斤，农民的油减产了一半，养的猪减产了三分之一。农民每年的平均消费只有六十五元！尽管如此，农村干部还在逼着农民多交粮食。
人们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公开报道的数字显示，一九六O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了一千一百万。
无论愿望如何美好，事实都证明，搞“三面红旗”、搞国民经济“大跃进”实在是一场大跃退、大灾难。
毛泽东终于明门了：一场大的灾难正在降临中国！他接过周恩来送来的有关全国大面积灾情的报告，忧心忡忡地拿起笔题目圈掉，重新给文件起了个醒目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但是，他的这个觉悟已经显得太晚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其时，早已经在整个中国蔓延开了……正是在这种大饥荒、人民群众要找活路的背景下，中共部分领导人，对于历来被看成“叛国投敌”的深圳河上的偷渡逃港，有了新的认识：
与其让老百姓在国内饿死，不如放老百姓一条生路！
当时，中央有文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良好形象，要求各地制止外出逃荒，对于“盲流”城市的逃荒者，要坚决“收容、遣送”回去。
广东省却不同，不是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鼓励走投无路的农来，在上面作了批示。最后，把原来的文章民出外找一口饭吃。允许地方开具证明，让想逃荒的人出外逃荒。
而对于广东的逃荒者来说，“出外”意味着什么呢？哪里是最理想的去处呢？无疑是衣食丰足的香港了。各种流落者集中涌向深港边境。
在这背景下，“六二大逃港”被拉开了一个口子。
而此时，广东一些思想开明的领导，更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逃港”的“新思维”。陶铸就在公开场合表示：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实事求是，在那个年代，地方领导能说这种话，的确是很大胆了！
后来有人评论，这批中共干部能够有这样开明的认识，一方面是出于难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共产党打天下，不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不饿肚子吗？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放宽”了群众出港条件：
“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六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一九六二年三月，广东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决定把“来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把去香港的审批权力下放到公社、大队，就相当于说想走的群众都可以走。哪个公社、大队干部会愿意乡亲坐在家里等死呢？
群众纷纷拿着由公社、大队开具的证明，像一股股黑流，涌往深港边境……一九六二年五月前后，数以万计的群众在短时间内涌入宝安县深圳河边，小小的深圳镇不堪重负，顿时陷入一片恐慌和骚乱中。
这么多的群众，要吃要拉……开始，政府还一天发两次稀饭，后来人越来越多，不敢再发。一发就乱，就抢。为了安全，镇上的商店大都关门了。
一些难以忍受饥饿的外来人群，如同洪水淹过了深圳镇周围的莲塘、长岭、沙头角、皇岗、沙头、水围等村庄，把一些地里的青菜全拔光吃了。好生生的稻田在万人脚下被踩成平地。逃港的群众甚至威胁敢于干预的民兵说：“你还敢干涉我？老子缴你的枪，把你的村子踩平！”
人们洪流般冲进村里，有人敲门要吃的，不给就打人。
谣言更是满天飞——“太平有个高级军官带一批士兵逃跑了！”——“彭德怀视察福建，被接到台湾去了！”——“惠阳县委书记跑了！”……宝安县公安局派出便衣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部分意见被记在报告中：
“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就死在这里（深圳戏院）算了。
“生产队的耕牛都杀了，现在就是想回去也无耕牛了，怎么活？不如再去拼命（指边界）。”
“丙个（谁）拦我，我就同丙个（谁）去死了——”
报告称：“大量的群众麇集在深圳镇边的梧桐山”，“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
“黄昏以后是‘冲边界’的好时候，逃港群众相约等到昏暗的时候一同冲下山去。”
“大多数是十七至四十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四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阻挠我们都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谁后退就要用棍打谁。”
“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大逃港的严峻形势上报到了省里，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带着省公安厅及县委的人，迅速赶赴深港边境处理。他们躲在边境的山头上观看动静。
深圳莲塘、罗芳村一带，大概集中了两三千外逃群众，当他们冲过边防线，靠近边境线时，铁丝网拦住了他们。有人就喊：“倒掉它——”，于是山摇地动的一片高呼声：“倒掉它——”
“一、二、三”随着上千人有组织的呐喊，“轰——”地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被推倒在地上。边境线上就像缺了口的河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