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书海巡游(9)

争论持续到了十一月二日。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确定了集中力量、共同负责的主导思想，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黄河规划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任副局长，再从水利部和电力部分别抽调了许多工作人员。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无独有偶，一九五六年五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博士，在清华大学任教。

据黄万里当年的助教回忆：“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黄万里的意见书全面否定了苏联专家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并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人大报告“不正确”。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孜孜不倦地在清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述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发生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

的说法毫无根据，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土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水土裹挟而下。

六月，由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召集七十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苏联专家的方案描绘了一幅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美好图景。

然而，由于黄土高原生态恶化，黄河上游的水土持续流失，泥沙只会越积越多。而下泄的清水冲量过大，会造成黄河下游改道的危险。这些都是苏联专家浪漫的方案里不曾提及的。并且，根据苏方的设想，三门峡的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

黄万里给与会人员算了笔账：三百六十米的库区水位，意味着要淹没农田三百三十三万亩，移民九十万人，代价相当高昂。

因此，他从根本上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

而时任电力部水电局高级工程师的温善章则提出了一个“低坝、小库、滞洪、排沙”的折中方案。低坝小库是为了减少受损耕地，滞洪排沙更是客观冷静的结论，因为黄河含水量之巨世人皆知，拦沙完全是螳臂当车，饮鸩止渴。待上游因泥沙淤积而河床升高，整个关中平原都有被淹之虞。

遗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挡不住北京城墙被拆的厄运一样，黄万里也拦不下三门峡工程的上马，那是一个用“阳谋”“引蛇出洞”的年代，谁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于是，宁左勿有的学者们一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

当夜，黄万里写了篇小说《花丛小语》，愤然道：“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

章某（张光斗）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竞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花丛小语》

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毛泽东看过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

《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旋即，《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已经注定。“什么话”也被《人民日报》作为日后刊登口诛笔伐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黄万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九六一年被下放到密云，同农民同食同劳。虽然三门峡工程的问题接踵而至，事实证明了真理站在黄万里一边，但那些颠倒黑白的人并没有给他翻身的机会。“文革”中，黄万里被贬到了三门峡挖厕所。

直到一九八O年，在渡过了漫长的二十三年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平反。平反决定只有短短两行：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然而，直到开工，争论仍然无休无止。陕西的领导一再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一九六o年九月，实现关闸蓄水拦沙。然而，仅仅一年半的时间，水库就淤了十五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起厚厚的泥沙，就是潼关以上，渭河和洛河的入黄口，也淤了“拦门沙”。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议论颇多。首当其冲的陕西省反映最为强烈。他们多次向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一九六二年四月，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呈交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总计淤了五十亿吨泥沙，潼关河床抬高了五米。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却变成“来水宣泄不畅”，逼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农民只见土地年年减产，却不知原因何在。事实上，他们的土地因为水库蓄水已经盐碱化。而最糟糕的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

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有人把建三门峡工程这件事都推到苏联头上。周恩来不同意：“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做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他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一九六四年春，陕西对三门峡的淤积问题意见更大了，邓小平来到西安，把王化云叫到跟前询问解决办法。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还得靠上游修拦泥水库，三年修两个，见效快，花钱也不多。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找合并后的水电部定方案。当时，周恩来正出访非洲，彭真开会过问了此事。会上，刘澜涛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拦泥库的方案。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劳累，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去，详细询问三门峡工程情况，要钱正英去现场勘察。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炸坝是否可行？陕西省有意见不说，水电部和黄委会的意见也不一致，周恩来决定专门开一次治黄会议解决淤积问题。

会上，各方意见不一，讨论激烈。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怨愤道：“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最终，会议确定改建方案，分两期进行。

一期改建被称为“两洞四管”。两洞是指一一八号施工导流底洞，这些孔黄万里曾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之用。而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却执意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上。一堵一挖，耗资上千万。四管则是指将原本用来引水发电的四根管子改建为排沙管。二期改建耗时两年半，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又开了八个施工导流底孔。大坝身上千疮百孔。

然而，潼关河床仍然比建库前高出三米多。一九九二年八月，渭河、洛河的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农田六十多万亩，近十万人无家可归。曾几何时津津乐道的所谓效益：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米）至此全部落空。

三门峡水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折腾了三十多年，最终却不得不回到原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状态。同时，库区移民总计四十多万，其中十分之一被迁往宁夏、甘肃等偏远地区。这些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人，二十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直到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返回家乡。然而，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如今已被厚厚的泥沙覆盖，往日形容黄河滩人富足的民谣“三年一涨水，狗都要寻媳妇”

也随风远去，只剩下一片静默的黄土，伴随着黄河的低吟浅唱，如泣如诉……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

聂辉华

同样一件中国生产的产品，在美国购买居然比在中国还便宜。这是什么原因？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茶座》发表的《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一文，对此作了解释，现摘登如下——最近几年，中美两国之间物价的差异国郊区的品牌直销店(outet)，一个普通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一个热门问题是：同样是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为什么在Coach包大概一百美元，但是在中国则售价高达一千五百元左右，翻了一番。类似美国卖得比在中国还便宜？例如，我自己的产品还有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中国在波士顿市中心的梅西商场买了一件哥伦比亚(Coumbia)牌子的羽绒服，上面明确标示“MadeinChina”（中国制造），售价是六十九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四百七十元。但是，一模一样的衣服在中国北京的王府井商场通常要卖一千元，比美国的两倍还高。同样是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iPhone3，在美国卖六百美元（约四千元），在中国则高达六七千元。最近流行的苹果3G版平板电脑iPad，我在哈佛大学电脑专卖店里花六百七十美元（含税，四千五百元）买了一个，而这款产品在中国市场已经炒到了六千元以上。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应该是着名的Coach（寇驰）皮包了。在美制造的服装和运动鞋品牌，它们在美国的售价往往不到中国的一半。

巨大的价格差必然导致大量的套利者。在美国，中国人采购队伍往往蔚为壮观，出手阔绰，横扫各大品牌，简直是如狼似虎。我就亲眼目睹一堆中国人从一个华人旅游大巴里出来，然后直接杀向商店，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因为Coach包价差太大，又非常畅销，所以往往一个中国人非得两手都拎满了包才出来。据说，一些地方的Coach店不得不规定，每个人最多只能买十个！那一刻，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知道，产品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按常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中国当地出售，其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肯定比在美国的成本要低，那么价格自然是中国的更便宜。产品的输出地居然比输入地还贵，这是一种逆向的价格差。那为什么一些在当地制造的产品在当地销售反而比外地更贵呢？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一些专家认为是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导致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更便宜。

经过若干次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从当初的百分之九点八提高到了现在的百分之十三点五，部分高达百分之十七。一些专家认为，出口退税相当于政府给予了一些出口商品补贴，因此这些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就可以低于国内同类商品。我认为这个观点缺乏说服力。首先，即使扣除退税补贴，美国商品仍然比中国商品便宜许多，这多出来的这些价差如何解释呢？其次，虽然这些出口商品享受了中国政府的出口补贴，但是美国政府还要对它们征收进口关税。假设美国关税与中国出口退税持平，那么一减一加，也算抵消了。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逆向的价格差。

第一，品牌效应。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产品的价格等于成本加上行业平均利润。因此，假如两种商品成本相同，而价格不同，那么一定是市场结构不同导致利润不同。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产品的利润相对微薄；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产品的利润相对丰厚。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以广受中国女性欢迎的Coach包为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消费潮流是跟着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有一句话说，西方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女性觉得Coach包时尚、潮流，把拥有这种名牌包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导致中国国内的Coach包奇货可居，自然供不应求，从而使品牌拥有者获得暴利。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Coach虽然是皮包名牌，但是至多只能算二线品牌，真正的一线品牌是Gucci（古奇）和V（路易·威登）。Coach是美国本土名牌，Gucci是意大利名牌，而V是法国名牌。和大部分奢侈品一样，真正领先潮流的产品还是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一个朋友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说Gucci是王府井大饭店，那么Coach只能是人大西门旁边的天使食府。美国人买CoaCh包，就好比买家用电器。因此，Coach包赚不到美国人的超额利润，只能去赚中国人的。其实，即便是Coach包，也分流行款式和普通款式。在打折直销店销售的，往往是普通款式，而流行的款式是不会立即打折出售的。这就造成一种错觉，中国人以为在美国捡了大便宜，其实就是捡了便宜货。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运动类服装和鞋子，也符合类似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