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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特稿(1)

往事:一九七八

李洁非

一九七八年有多重的历史意义。一、政治方面,开启了邓小平时代,重要性可同一九四九年并立;由此进入曲折然而充满锐气的改革开放时期。二、是社会、国民勇敢表达和追求物质及个人利益之始,是“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这一庶民价值观复活的开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旧道德逐渐作古,对财富、享乐的向往以致崇拜逐渐成为完全正面的情感,就像清末民初“咸与维新”一样,国民开始“咸与逐富”。三、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析分明显,非主流话语启其端倪,从此,精神思想出现两条线索,博弈过程贯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终于基本形成彼此并存关系。

精神话语的整一性,从建国起维系到红卫兵运动式微和知青运动开始。以前,自上而下只有一种声音,至“文革”初达于极致;之后,绚烂已极、归于平淡,也可谓物极必反。红卫兵向知青的转换,诱发独立思考。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使思想分化进一步加剧,普遍开始自发的精神探索。地下思想群落在知青和城市青工聚集地广泛形成,借读书、通信和文学创作等,有持续而稳定的活动,唯处于地下状态,未获公开表现的机会。

其首度展示于公共空间,即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为民议不满,随后周恩来逝世令民众情绪更加激化(此尽可借“周总理遗嘱”伪造案窥之),经过两三个月的积累与发酵,终酿成“天安门事件”。突然之间,民众在广场和街头用诗歌、演说、挽联、标语等,发出不同于报纸、电台或文件的独立声音,为建国二十余年来所仅有。“丙辰清明”实际上宣告官媒全权代言民意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一含义,在“四人帮”垮台后,围绕“天安门事件”平反与否,继续延伸。“两个凡是”作茧自缚,拂逆民意,使民众自行表达的愿望益为强烈。事情胶着两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由北京市委予以宣布。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平反本身构成新的契机,民意深受鼓舞,从胜利喜悦中品尝巨大的自信。

这样,已存在数月的“西单墙”现象迅速升温,很快便到高潮。同类情形,不只见于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规模不等的表现。例如,上海的“人民广场”。笔者那时刚入复旦大学读书,大约十一月下旬听说人民广场场面热烈,遂偕同学前往一观。但见人流不息,到处在辩论,但秩序良好。

回忆当时,笔者思想犹为自幼一贯的课堂教育所限,将毛泽东拜为偶像,初闻现场各种自由论说,极不适应。然而经此一幕,不觉间启动独立思考意识,多读多辨之后,终于走出心障。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而言,也许普遍有此体验。如今可以确认,一九七八年人民广场的见闻,于笔者是启智之始。

所谓“西单墙”,在今电报大楼以西。

当年,因地处闹市口,近傍一座大的公交站(北京人所时称的大1路、大4路等公共汽车在此停靠),人流如织,所以人行道边上一堵约二百米长的灰墙,常被贴上寻人启事之类便条。一九七八年春季起,先是有百姓在此张贴告状信及申诉材料等,后来出现了言论性的大字报,就政治及思想问题表达个人之见。“西单墙”取缔后,灰墙被修成带玻璃窗的宣传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拓为西单文化广场。

在其短暂历史上,《中国青年》复刊风波是重要的时间窗。

《中国青年》为共青团中央所办老牌刊物,“文革”间停办。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筹备共青团“十大”,同时决定《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

等三家报刊将在团代会前后陆续复刊。

八月,团中央“十大”

筹委会决定,《中国青年》于九月十一日正式出刊。

其时,“天安门事件”平反仍然未决,民议不便久之。《中国青年》编辑部在策划复刊时,注意到这绝佳的选题,“全国所有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敢碰。这肯定是个最大最敏感的‘地雷’。如果我们青年刊物敢于赴汤蹈火,大声疾呼,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肯定是惊天动地的。”(孙兴盛《(中国青年)复刊风波》,《百年潮》2008年第10期。)在读者,是众望所在;对刊物来说,则是精彩的亮相。

围绕这一方案,复刊号形成以下主要内容:

一、“童怀周”所编《天安门革命诗抄》。此系“四五”期间民众诗歌集本,编者是北京二外汉语教研室一些教师,集体化名“童怀周”。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周年后,该集本就以非正式出版物流布民间,但作为公开发表尚属首次。为避风头、通过审查,《中国青年》未用《天安门革命诗抄》原题,改为《青年革命诗抄》。

二、发表题为《革命何须怕断头》的人物通讯,传主为北京青工韩志雄,一位“天安门事件”的活跃分子。

三、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论文《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提出大破“现代迷信”,号召青年“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指出科学与迷信之间斗争是长期的,眼下现代迷信妖雾既未散去,今后亦难免再现借“高举”营私的政治骗子。

四、通过复刊词《春风吹又生》,欢呼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九月十日,复刊面世的前一天。北京地区承印的六十万份全部印好,编辑部一面将样本送呈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等,一面向社会发送杂志,约已发送出去四万多份。

正在此时,情况突变。

当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汪东兴打电话给团“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指责《中国青年》复刊号有严重问题。韩英当即电召杂志社负责人,宣布全国各印点马上停印停发,已发至北京地区各邮局的要设法回收,已到读者手中的那四万多份,将来也要用新出的刊物换回来。

参与复刊工作的编辑孙兴盛,后来写道:“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编辑部早有预料,这期刊物肯定会招致一些反对和批评,但万万没想到竟遭如此厄运。

大家愤愤不平地说:解放三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因为刊物内容而被停印停发的先例。”(《(中国青年)复刊风波》)此话如果不错,则《中国青年》复刊号停发收回事件,就在当代新闻出版史和思想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笔。其特殊性,就在于“解放三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因为刊物内容而被停印停发的先例”这种情形终于打破。过去“从无先例”,不仅是控制较严,从精神思想状况而言,也确无从出现需要“停印停发”的书刊,原因如前所说:

精神话语一直维系着很高的整一陛。现在则不然,即如《中国青年》这种官办刊物,也开始不与“上面”严格保持一致。

九月十二日,韩英传达汪东兴对于如何处置的具体指示:九月十四日,汪又在人大会堂召集编辑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概括起来,有以下内容:一、必须增加华国锋题词;二、增加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三首和毛的照片;三、对《革命何须怕断头》和《青年革命诗抄》进行图文删削;四、“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有影射毛主席之嫌”;五、不得妄谈“天安门事件”:“你们写的是‘天安门事件’,诗歌全是天安门的诗,画也是天安门广场。谁看不出来?!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定了的。”

事情实际不了了之。编辑部做了无关痛痒的改动,叶巴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及照片都放进去,其他的都不动。”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编辑部以组织名义,“越级”

给华国锋和五位中央副主席写信,说明情况,而华国锋认为无须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其他副主席亦持同感。这样,汪东兴态度趋于缓和。他对编辑部人员转述说:

华主席让我和你们商量,一是不动,就照你们的意见办,毛主席诗词不登,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了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都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这也是你们信中说的。几位副主席同意你们的意见,说他们代表组织来的信,不同意怎么办?华主席同李副主席通了电话,批还是批一下。我说把握不大。华主席说,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华国锋没有支持汪东兴的做法,不觉得只登叶帅题辞未登他的(实际事出有因,编辑部作了解释),以及未登毛泽东照片和诗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由此可见,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决策与信息》2008年第11期)中所述华国锋温和宽厚,言之不虚。当时在一些事情上,华国锋或许欠缺些勇气,或许不能开风气之先;但是,他不阻拦别人。“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这样的话,难以从心胸狭隘、锱铢必较者口中说出。

停印禁发导致《中国青年》复刊号大热。当它经整改而重新发行时,首印二百七十万份,全国迅即抢购一空,随后再印三十多万份,单期销量逾三百万份,创下该刊最高历史纪录。从此,“愈禁愈火”大抵成为规律,凡责令停发、收回的书刊,无不受到民众热烈追捧。这一奇特现象,如实地反映两种话语的逆向而行。

以上,将《中国青年》复刊号遭禁过程略述一遍,回头再讲此事与“西单墙”的关系。

却说九月十日上午,汪东兴下令收回之前,部分复刊号流入京城社会。先睹为快者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众人交口称赞,大呼过瘾。

没有这份杂志的人,下午上街购买,“回来说,买不到,不准再卖了。”(李凌《1978年北京长安街的特殊大字报》。

李凌,时为《未定稿》编辑。三十年后,他回忆同事们当时的心情:

我们想,“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粉碎两年多,仍未平反,现在《中国青年》又被扣押,肯定遇到巨大压力。(后来知道是汪东兴下令禁止发行的。)我们应该尽力支持,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些文章,读到这些悲壮的诗篇,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他们设法从《中国青年》编辑部得到一本杂志,李凌和另两位编辑王小强、王晓鲁,叶巴杂志拆开,一页一页贴在大张白纸上,并在重点文章和诗篇上加了鲜明的大红标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又用红墨水大字写上一段按语,大意说:这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不知为什么,街上买不到了,现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请大家评议。”

如此,经过拆分和粘贴的《中国青年》

复刊号,成为一份大字报。李凌和另一同事聂峙砥女士,带着它以及一桶糨糊、一把笤帚,赶往“西单墙”。“一到那段墙下,我就赶紧刷糨糊,她急忙往上贴。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

张贴受到阻拦,“两名戴着红袖章的持枪士兵前来干涉,吆喝:‘不准贴,不准贴!’有一个士兵的两只手像铁钳一样,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命令说:‘你们不能贴!’还说:‘你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显然,那时“西单墙”已处在监控中。

但是,周围群众前来帮助李、聂。有些入围着士兵,一面相劝,一面形成屏障,使张贴能够继续:另一些人,帮着聂峙砥往墙上刷糨糊。眼看要贴完,群众帮助李凌脱离控制,“低声叫我‘赶紧走,赶紧走!’我得以脱身”。两名士兵并未坚持带李、聂“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大字报也没有被扯掉,他们的态度更像是例行公事。

这份“特殊的大字报”,大大提升了“西单墙”的人气。复刊号被禁之事,不胫而走,现在,“传说中的杂志”终于露面,岂能不轰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睹为快。

张贴了《中国青年》复刊号的“西单墙”,很像后来的网上论坛,“主帖”后面有无穷无尽的“跟帖”——很多群众奋笔而书,把或长或短的感想、评论、声明,贴在复刊号周围。至此,“西单墙”真正成为北京的焦点。

至少在形式上,“西单墙”接受了“文革”的馈赠。这层渊源,历史研究者不仅不必回避,而且应予指认。直观看去,“西单墙”与“文革”间到处搭建的大字报栏不分轩轾,样式和气氛都像——虽然内容大不相同。这种形式与内容间的不协调,受限于现实,事出无奈。《沉沦的圣殿》编者在第五章《(今天)的创刊与黄金时期》认为,产生“西单墙”的原因之一,是“公开发行的国家出版物”未能“与民间舆论同步成熟”。

以文学为例。关于“文革”后文学,教科书习惯性地把其开端写得生意盎然,好像“四人帮”一倒,文学的春天随之就来。

其实基本不是那个样子。

一九七八年“文坛”处在什么状态?是年十月二十至二十五日,有个高端会议,《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大刊物编委会联席会议,“文坛”重镇基本到齐,此外有各地知名文艺理论家。刘锡诚先生作为工作人员,留下会议发言详细笔录,如今他将其整理后载于所着《在文坛边缘上》。阅读这些记录,可对一九七八年“文坛”有直接印象。

蒋孔阳先生郑重提出:“第一,是恢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性。”乍见此语,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过,看到赵寻提出“要《讲话》还是要《纪要》”的问题,就稍稍理出了头绪。所谓《纪要》,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成文于一九六六年三月。这个文献,隶于江青名下,实际是在毛泽东直接部署、亲自修改三次的情况下形成,其产生经过请参阅笔者的《“文艺革命”述略》(《钟山》2010年第1期)。由于这层关系,按照“两个凡是”,虽然江青倒台了,《纪要》还是不能动。但《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提出与“继续革命”相适应的一套文艺政策。与《纪要》相比,《讲话》的尺度不算过苛。所以三刊编委会联席会议上,提出“要《讲话》还是要《纪要》”的问题,恢复《讲话》

“权威性”,被视为文艺解放的一条途径。

这颇能说明一九七八年“文坛”的状况。当时体制内文学,尚在争取从《纪要》

退到《讲话》,换言之,设若能以《讲话》为准,即皆大欢喜。如此辄不难于弄懂,为何《伤痕》或“暴露文学”的出现,让人痛心疾首——连《讲话》对“歌颂/暴露”的规定都是可以跨越的么,这远远超出于那时“文坛”所能达到的思考限度。

这且不说,看看林默涵的发言,我们对粉碎“四人帮”已历两年之后“文坛”思想究竟抵于何处,会有更真切的了解。他集中谈论了《纪要》发明的“黑八论”问题,但不是从驳斥角度来讲,是从自我辩护角度来讲。他逐一讲了“写真实”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真人真事”论、“无差别境界”论等,每讲一处,都附上“是我们批评过的”这样的说明,之后他总结道这些论调都是我们批评过的,“四人帮”却反过来,加在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提倡的。

简单概括一下:他不认为“黑八论”批错了,只是纠正说,“我们”对“黑八论”的批判其实还早于“四人帮”——他以“四人帮”批判的正是“我们”批判的,来证明没有什么“黑线”。这意味着,晚至一九七八年十月,“文坛”一位重要领导者,在公开场合明确肯定了所谓“黑八论”的存在,继续主张“十七年”文艺界的批来斗去是正确的。

由此,能够体会会议思想气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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