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荷兰
谭艺
《荷兰式分账》
L，贾丁着
哈珀出版社
荷兰的国土狭窄，人口也有限，可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六八八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取代了詹姆士二世成了英国的新国王，随之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社会体制，这套制度在英国沿用至今，不仅确保了英国的长治久安，还成就了英国在后来两百多年间雄视四海的霸业。然而，自豪的英国人在回顾他们这段光荣历史时常常都忘了一个历史细节，这其实也不能算是细节，那就是荷兰在这场光荣革命中的作用。
奥兰治的威廉原是荷兰的君主，光荣革命首先是荷兰军事征服英国的光荣。威廉是带着一支庞大的荷兰军队入侵到英伦三岛的，满载步兵和骑兵的四百余艘荷兰军舰，在规模和火力上要大大超过前一个世纪曾经威胁过英国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这次在老天顺风顺水的恩惠下，荷兰军队很快占领了伦敦。军事征服以后，接着是政治征服。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建立的那些重大制度：国会、王室、国教教会、赋予信仰其他宗教者的政治保障一直到那些金融机构，实际上都是从荷兰搬来的。
英国的新主人热心学习荷兰并不奇怪。荷兰这个小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个小小国家，领土才法国的十分之一，却有一个当时欧洲最平等最自由的社会，没有人在那里会因宗教信仰而受迫害，没有人会因言论而获罪，那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来访者没有一个不为荷兰社会的文明程度而感叹的。同时荷兰又是一个经济强国，它的航运、贸易、金融和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海外势力遍及全球。荷兰人威廉征服英国以后在英国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多是模仿荷兰的，也正是靠着这些制度的优势，当时还是第二流国家的英国不久就一跃而跨进世界最强大国家的行列。
荷兰对英国的“入侵”是全方位的，并不止于政治领域里。英国人那时在文化上也同样深受荷兰的影响，荷兰文化昌盛，一般的市民家庭都会买些油画挂在墙上欣赏，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那时还只有少数贵族在欣赏和赞助艺术。全民好之，必出佳作，十七世纪成了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荷兰大师的作品于是也大受英国上流社会的追捧，当荷兰想和英国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时，他们送给英国国王的有名“荷兰礼物”就是精美的荷兰油画。其实何止绘画，在水利工程、园艺、科学等方面英国人从荷兰学到的东西使光荣革命后的英国面目焕然一新，这个荷兰的学生很快就超过老师来给全世界上课了。
如何读历史
贾民绅
历史感是人类独有的特性，人们想了解历史，这并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历史知识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分享共同的历史而有归属感，人们从自己族群的历史而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人们还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学会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
但是，也正是因为历史的重要性，如何讲述历史和讲述什么历史常常会引发激烈的争议。这些争议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大家都熟悉中日之间就抗日战争历史而进行的争论，这个历史争议长久地影响着中日关系。同时，政治领导人理解历史的方法也会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决策。纽约的世贸中心受到攻击后，布什总统认为他面对的形势正像丘吉尔在七十年前所面对的形势一样：切尼副总统则宣称，西方文明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险。现在回头看，这两位美国领导人对历史形势的理解显然是错的，他们根据他们的历史错觉做的决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同样，当时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以为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队将民主制度成功移植到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复制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去，这也导致了可悲的结果。在作者看来，开赴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人应该读的不是战后美军占领德国和日本的历史，而是战前英国人在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如果美国领导人读对了历史，现在的中东说不定会平静得多。
国家领导人在将要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刻读什么历史书也会影响历史的进程。
据说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肯尼迪总统正在读一本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过程的题为《八月的枪》的书，这本书使肯尼迪深深感到在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面前必须非常谨慎地处事，不然就会引发大灾难，所以他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小心地避免过火反应，使得危机终于和平结束。也有人看见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事件期间读着一本题为《惩罚：日本战役》的史着，这本着作为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果断决策辩护，很可能布什在那个时候的卤莽决策受了这本书的影响。
各国的历史常常又是滋养民族主义的养料，而民族主义也会选择历史。在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当政的时候，印度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找不到关于穆斯林和基督徒对印度文化的贡献的陈述。即使在崇尚理性精神的西方也有同样的情况。有西方的历史学家指出，在一对一的情况下，纳粹德国的士兵要比盟军的士兵更会打仗，但是这样的研究结果无法为英美公众接受。加拿大的电视台曾经制作了一套历史纪录片，讲述包括两万名加拿大人在内的盟军空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所造成的人道问题。加拿大公众对此反应强烈，控诉电视台的官司一直打倒最高法院。尽管最高法院后来判决电视台胜诉，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电视台只好取消播放这部纪录片。
历史的内容总是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这使历史当事人的回忆经常不可靠。
国际史学界曾经流行口述历史，许多人趋之若鹜，但是事实上口述历史非常靠不住，就是因为很少有当事人能够客观地将亲历的故事讲出来，在口述历史中常常有太多有意无意的歪曲、省略和编造，亲见亲历反倒是真实性的障碍。无怪有位历史学家说，“真实的历史都是不中听的故事。”所以当人们读到好听的历史故事时要注意，这样的故事大多是不可靠的。
有没有理想的政治？
辛金路
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政治哲学都有一个讲究道德理想的传统，政治思想家们通过各自的理论和原则，设想如何建立一个公正和完美的社会制度。当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是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这个理论也是从一个抽象的原则出发探讨了如何实现社会的正义。
本书作者的出发点大不一样。他认为要建立完善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人们为达到完美社会所做的努力常常倒会导致更大的灾难和更糟的社会的出现，因此我们不能奢望实现一个具有理想正义的社会。
他以为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政治的目的应该是避免罪恶，而不是追求实现理想的社会公正。人类能够实现的好社会就是一个使自己的居民不遭受暴力和屈辱的社会，这就是政治哲学的目的，要实现这样一个好社会，就必须进行妥协。但也不是所有的妥协都是可以接受的，有两类妥协，可以接受的妥协能使社会避免罪恶，也就是说使社会的成员免受暴力和屈辱：
而所谓败坏的妥协则是与罪恶的妥协，让社会成员遭受暴力和屈辱。
作为一个立足现实的政治道德理论，作者并没有像别的政治哲学家那样靠假设和所谓的思想实验来论证。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作者在历史中寻找具体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作者仔细分析的一个历史例子。在大战爆发时丘吉尔改变了他一贯的反苏立场，转而和斯大林的苏联结盟来与纳粹德国作战。这在作者看来是一个好的妥协，因为这个妥协是建立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智判断上的。尽管到大战开始时死于斯大林的极端政策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死于希特勒的暴政的人。在苏联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六百万人死于大饥荒，七十多万人死于大清洗，那时希特勒还没有多大能耐作恶。尽管有这样不同的历史记录，作者还是认为丘吉尔选择和苏联结盟是一个好的妥协，因为在斯大林宣扬的意识形态中包含了人类大同和平等的思想，尽管他的现实政策和这正相反。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就完全是建立在种族仇恨之上了，对社会危害更大。但是，大战结束时的英美和苏联达成的雅尔塔协议则被作者判为是一个败坏的妥协，即便根据当时美英苏三国军队所处的位置和双方的力量对比，美英实际上无法从斯大林那里得到更多的让步，也不可能不把东欧划归苏联。但是，根据这样一个协议，有多达两百万的战俘和流亡人口被强制押回到了苏联占领区，这些人的命运结果是很悲惨的。因为这个妥协造成了这么多人遭受暴力和屈辱，所以是一个败坏的妥协。
作者是个以色列入，他不仅把他的理论运用于论述历史，他还实践于现实政治。作者积极参加以色列的和平运动，他参与创建了一个和平组织，是最早提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建两国的方案的人。当时没有人相信他，现在这个方案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支持的和平方案了。在作者看来，如果以色列政府能够采纳这个妥协的话，中东的老百姓就能免除暴力和屈辱的苦难了。
孩子的另类世界
金人民
人们对五岁以前的童年的回忆基本上是空白的，这是因为人在一岁到五岁时的思维和精神世界和五岁以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有的科学家甚至将五岁前和五岁后的人称为是两种不同的人类。当代的认知科学家们对五岁前的孩子的认知能力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了许多非常有趣的事实。
人的大脑是由大约一千亿个神经元组成的，这些神经元在婴儿出生时就都生长好了，使大脑能够运转起来的是联系这些神经元的神经突触，在婴儿的大脑里神经突触的量要比成人大脑里的多得多。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加强某些神经连接而排除另外一些神经连接的过程。由于婴儿大脑的神经连接量多且强，婴儿的有意识程度要比成人高。和成人不一样，婴儿基本上没有无意识的行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对五岁以下的孩子动手术时，医生需要使用相对人的体重来说更大剂量的麻醉药。在和周围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后，成人开始具有了无意识的和下意识的行动，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活动是重复的和机械的，不需要我们有意识的思考后再完成，我们成人的大脑通过幼年时的学习过程中习得的能力，可以以机械反应的方法来做这些行动，而幼年时的孩子们则必须在有意识地高度注意的状况下做任何事，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