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内1994年出版的《血祭太阳旗》一书，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死于中国境内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将领中，有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内的3召死于与八路军的战斗中。又据日方自己的一份名单，列出有姓名、军衔、时间、地点、死因的日寇将领90名，其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亡者或被其击落座机亡者40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亡者4人，与其他抗日武装作战亡者9人，与苏联军队作战亡者8人，与美军作战或被美军击落座机者5人，被中美联合空军击毙者3人，踏地雷死者2人。
大悲壮，大不朽（六）
在强大的外敌人侵时，蒋介石并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如同在李宗仁、孙立人那满是战尘飘拂的身影后，他从没有收起那一道道狐疑、阴沉的目光……但他毕竟还是清楚小学生都知道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1936年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了由“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转变。尽管以后又屡屡发生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两党两军间的摩擦与争斗，但在抗战初期，对于蒋介石的全民族抗日的领袖地位，以及国民政府在抗日主战场上的作用，中共方面是拥护和承认的。
蒋介石的庐山宣言发表后，当时作为中共方面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即发表讲话：“在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于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地拥护现在的蒋先生的领导的，这是全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
1938年4月，张闻天不再担任总负责人。中共中央由书记处领导，毛泽东名列书记处第一人。
这一年，有些几乎天天要和毛泽东见面的人，似乎感觉到他和以往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从江西中央苏区起就和他在一起的人，更是觉得他好长的时间都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轻松，富有活力。而且，他仿佛年轻了，好长时间不修边幅的他，脸上意外的不见那些让人熟悉的胡须。
这当然是为了革命终于化险为夷，他心里的一块大石砰然落地。在他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彰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继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起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是3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25万人。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信服了毛泽东，纷纷放弃了过去的不同看法，转而接受了他的意见。国民党军队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前后方的配合，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自己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或者说，在整个抗战八年中，中方败多胜少，最后国民党军队从沿海撤退，国家中枢也搬去大西南的山城重庆。
但这并不等于大溃退，蒋介石躲去了峨眉山上。以大英帝国的精血饱满，1945年前他们在日本人手上就没有胜过一仗。以美国名将麦克阿瑟的煌煌武威，一开始也仓皇辞庙，逃出菲律宾，直到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中途岛大败南云指挥的联合舰队，才一挽了颓势。经营数百年的头号强国尚且如此，更反衬出中华民族以弱克强、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
珍珠港事件前，中国毫无外援，单独作战，且东南膏腴之地尽失，国际通道悉数被切断，最后一条对滇缅公路因英国被迫实行封锁，我方物资更感枯竭。军中往往一套士兵装备，分配给三人使用，分得棉大衣者，无棉上衣与棉裤，穿得棉上衣者，无棉大衣与棉裤，其艰苦情形，殊非今人所能想象……就在胜利看来如此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苦撑不倒，浴血苦战八年，先后进行大会战22次，小战斗近5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320万人之多，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2000万以上，真正以血肉筑起了长城，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开战不久作为首都的南京就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征服中国，必须占领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其间，重庆三次全城大火，陪都烧成一片白地，但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投降。
抗战八年中，虽有日本不断的诱降，虽有国际数次的调停，中国没有做过投降的打算。汗精卫等人的丑剧一上场，即为大多数国民所不耻。中国可以倒下却不能屈膝，中国可以战败却不会言降。这是百年屈辱后，中国咬着牙，饮着血，必须站起来的国格，必须拼出来的精神！
1945年夏季，终于结束与日寇的战略相持阶段，以湘西会战大捷为标志，开始了我方的战略反攻。
比起一败即降的一流强国法兰西和一串不战而降的欧洲国家，先辈们的慷慨悲壮为举世公认。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论说：中国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准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从1931年到1945年，坚持了整整15年，与仅仅抵抗德国6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白立的奇迹。
中华民族抗战之慷慨悲壮，还有重要的一翼，展现在一支不拿枪的队伍上。
在这国破家亡、天柱欲断之时，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当战火日益逼近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们就是唱着这支歌，开始了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南渡西迁的大学还有一些，比如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原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后者在着名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率领下，白浙皖间的西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又从这里到广西宜山，最后从宜山转贵州遵义，共进行了4次迁徙，总路程超过3500公里，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当最后一批师生抵达遵义时，已是1939年底了。大学大体安顿后，发现遵义城内房屋不敷应用，竺可桢又选定县城以东75公里的湄潭县作为学校分部。稍加修葺，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便搬来于此。湄潭“峰峦起伏，湄江盘绕，到处是堰坝、水碾、水磨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如不是山坳中简陋的篮球场、游泳池和一间间民舍草棚庙宁中传…的读书声，没人会把它同一个着名大学联系起来。”（见刘海军着《束星北档案》）
大悲壮，大不朽（七）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大批科研机构内迁到西南地区。截止1938年，迁移来重庆的各类科研机构达近百家。其中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研究所、中央农业研究所、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卫生试验院、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兵工署弹道研究所、中国工程师协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数学学会、中华自然科学学会等。
迁徙途中，暴土狼烟，风浴雨泼，盗骚匪扰，其惨状近乎“半人半鬼”，“曳尾涂中”。
损失更是巨大，仅中央研究院，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里，大量设备仪器被毁、遗失，损失达72万余元之多。其心理研究所迁到重庆北碚时，仅剩下显微镜5架及若干小仪表，书籍杂志仅保存1/5。
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再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则集聚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川东小镇。一时间，小镇上的宫观庙宁、会馆祠堂，或是民家小院，户户有蓝田之玉，家家握北海之珠。李庄成为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个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
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书设备在辗转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抬头明月时的他乡旅愁，自己或家人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就连起码水平的衣食温饱也得不到保证。
在湄潭，浙大教师们生活十分艰窘。日后成了新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当时下课之后总是匆匆回家，牵出几只羊放去山坡上；荪步青则到了必须开荒种地才能勉强填饱一家人肚子的地步……
在昆明，“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同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是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余杰着《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1/10。无怪乎从来视权力与金钱如粪土、正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任上的傅斯年白嘲道：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人，几夷为皂隶”。他不得不低下那本自由如风的脑袋，写信给当地的保安司令求助：“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信中，他坦诚地说起上一次难得的陪宴，致使自己腹泻一周。
就在如此艰难冈顿的环境中——
浙江大学在各处流亡地一经草草安顿，便抓紧一切时间开课。民房条件差，没有水电设备，师生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利用两只术桶接上皮管来解决实验用水；没有酒精就用木炭盆充酒精灯；没有电源，就用白备的10匹马力柴油发电机发电；缺乏培养钵就以酒杯代替……尽管物质条件再差，师生们对教学、实验的要求却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
1944年10月，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借在此举行的第四届中国物理年会和中国科学年会，参观了坐落于遵义与湄潭山水间的浙江大学。这位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惊异不已，在眼前的这样一个简陋如山寨般的大学上空，竟然飘荡着只有在剑桥、哈佛等世界一流大学才会有的自由精神与学术气氛。李约瑟不禁称此为“东方剑桥”，并在自己的《科学的前哨》一书中骂道：
浙大起初虽有三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维持交通，但已经破旧得无法修理，也无新车补充。年高望重的学者和院长们，往来遵义湄潭之间，须攀上满载的军用卡车，途经人烟稀少的郊野，有时竟需历两天之久。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发现本地所产的一种叫野蔷薇的果氮即刺梨）里，含有多量维生素C，并在枣子里找到维生素P。该所又在研究贵州着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
这种酒曲除掉酵母之外，还包含特意配入的药材不下28种之多。这种配方是一种特异的例证，显示这种方法，根据几世纪工作的经验，竟能在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情况下，确实有若干良好的结果。这一点甚至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一部分盟国军用卡车在中国路面上应用的动力酒精，是从传统方法制成的烧酒送到蒸酒厂蒸馏而得的。土壤方面，进行着氢离子浓度的研究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镍、锌等的研究。特别注重对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的研究……
李约瑟在这里说到的只是浙大科研成果的一部分。“东方剑桥”更有不少当时处于科学前沿的研究，如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后者的中微子研究，更属世界性的重大发现。此外，1943年秋季进入浙大就读的李政道，日后与杨振宁一起，因对宁称定律的研究，造成了在基本粒子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认为，在他最初的治学道路上，对他教育和帮助最大的有3个人，即束星北、王淦昌和吴大猷，而前两人都在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见《束星北档案》）
大悲壮，大不朽（八）
在西南联大一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授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须要各式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更加增加了他们同学的热情，培育了他们钻研的定力。
在看似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生涯中，他们信奉“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梁思成“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却做出了与国外权威学者不谋而合的胚胎学实验；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孜孜整理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从昆明来此休假的金岳霖，亦抓紧时间，开始重写因躲防空警报而丢失的《知识论>书稿；凌纯声、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学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李方桂、马学良奔走于丛林深处，从事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撒尼保倮语语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撑着硬脊梁，赶写着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岗考古发掘报告……
夏鼐不畏故里沦陷、经费困窘等困难，完成西北科学考察……
陶孟和组织社会所的同人进行战时经济研究……
他们抱着挽斯文于不坠的恒固信念，在山坳的书案上焚膏继晷，播火传薪；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尽着一介知识分子的本分责职。
——（张国功着《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1941年，美国学者费正清来李庄，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了这一切，他由衷地感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