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副总理亲自策划，江泽民率团出国考察；邓小平几次在特区面对广泛质疑时坚决表态支持，事关改革开放大局的大开放掀起了一场看不见的硝烟……
经济特区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业生产承包制才刚开始，此时，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已悄悄地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中形成。先是创办蛇口工业区，继而批准在广东、福建两省举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正式把“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经济特区的诞生。
从封闭走向开放，这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而举办经济特区，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所选择的突破口。1978年底，在正式确定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的彻底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打开国门，真正开始走向世界的新时代。
中国试办经济特区，是根据对外开放的要求，参考国外经验提出来的。而创立经济特区这一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大致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和招商局选址蛇口兴建工业区。
一、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
1978年4月，受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港澳贸易考察组，对香港和澳门作实地调查研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信奉共产主义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港澳首次进行的大型考察活动，其目的在于取得有益的经济发展经验。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外界感知甚少的考察团成员一踏进香港，无不为繁荣发达的香港经济所震动，面对东方明珠香港的经济成就，深为祖国大陆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错失良机并造成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扼腕痛惜；港澳爱国华侨强烈要求祖国尽快对外开放，血浓于水的港澳爱国同胞倾肺腑之言，呼吁充分利用港资发展经济，更使考察团成员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实地考察和交流，活生生的事实，使考察团成员的思想受到猛烈的撞击，并使大家产生了共识：“香港一没有耕地，二没有原料资源，就是靠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资金，很快使自己获得发展。我们为什么不学香港？”5月底，考察团回北京后立即向中央递交《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把两地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外贸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人士的旅游区。《报告》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引起极大的反响。同年6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听取汇报。大家被汇报者的激情感染，情绪相当激动，表示对《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二、毗邻港澳的广东
广东省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越，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发展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早在1956年，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不久，广东省有关领导就提出过这方面的动议。当时，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要求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许多国家的侨商和华侨资本家，开始寻找稳定的经济区域，以便作为自己投资和资本输出的最佳点。而经济独立、市场国际化的香港，成为它们最好的选择。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开始大批量、快节奏地涌人香港。于是，金融巨头们开始以极低的利息发行贷款，寻求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巨额利润。无疑，数目巨大的香港资本对于资金极度缺乏而又处于大规模经济建设之中的中国大陆来说，极具吸引力。当时广东省主要负责人陶铸等人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趁毛泽东视察广东的时机，提出了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国内办工厂、发展工业的大胆设想。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要陶铸写个报告，并要把这个建议带回北京去研究。可是，随之而来的是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擦身而过。广东失去了一次飞跃的机会。而这段期间，香港的经济却取得了长足进步，开始了持续的繁荣，成为世界金融贸易中心。
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在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期间，就开始筹划利用毗邻香港、澳门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经济的设想。1月份，他们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材料。邓小平亲自作了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关于广东可以先走一步的意向。
三、招商局与蛇口工业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根据中共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结合招商局自身的经营方针，提出了在毗邻香港的广东沿海筹建工业区的构想。
招商局，在我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历史到了1979年，招商局正式营业106年后，创办了蛇口工业区。开辟中国经济特区发轫地的使命又历史性地落在招商局的肩头上。招商局于1872年3月由李鸿章创办。1873年1月17日正式对外开局营业，是我国最早设立、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招商局的设立，开创了中国民族航运业的先河，打破了外国航运业对中国江海航运业的垄断，使中国的轮船活跃在祖国最大的内河长江和近海，出现在东亚和南亚港口，并横渡太平洋、大西洋，远航英美等国。招商局还先后投资开栾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钢铁煤炭公司等。招商局在旧中国走过了77年的坎坷历程，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上海军管会接管了招商局，招商局从此成为新中国的国营企业。
1978年10月18日，袁庚调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赴港到任后的第一笔生意是为招商局购买一幢位于香港中环的24层大楼，双方商定星期五下午2时向港商交付第一次定金2000万港币，招商局的人认为总要一起吃顿饭吧，建议晚一些时候，这样距吃饭时间可以近一点，出乎意料的是，港商一定要坚持下午2时之前见面。
袁庚和一位助手带着支票提前5分钟到达约定地点，港商已经在等候，对方接过支票后匆匆下楼，楼下等待着的汽车连发动机都没有熄火，开起来就直奔银行而去一一假如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不到银行交这张支票，港商就会损失前后三天这2000万元存款的利息——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假期关门。
深思此举，袁庚感慨再三。“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公司，让支票在公司过夜根本不当一回事！”袁庚说，“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
时间紧迫！招商局抓紧时机，迅速把建设工业区的构想变为现实。1978年11月22日，袁庚把建立招商局工业区的构想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田夫介绍，地点在省革委会小会议室，主要商谈在广东省沿海邻近香港边境地区筹建招商局工业区问题。12月18日，以建设招商局工业区为主题召开了会议，交通部长叶飞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郭洪涛和招商局的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刘田夫表示：凡是在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省革委会负责解决。会议商定，工业区的选址待实地考察了宝安的蛇口、沙头角、大鹏三个公社后，根据三处的地理、经济条件及水电供应情况再做决定。紧接着，招商局总经理金石、张振声等在广东省革委会向刘田夫汇报，认为选择蛇口兴建工业区较为有利，刘田夫同意此议。
1979年1月，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已形成报告，并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由招商局张振声、梁鸿坤和省革委会陆荧、杨青山、彭鹏一起讨论和起草。1月5日，有关领导首先审阅了这一文件草稿并做了修改。随后刘田夫等先后审阅了文件草稿并签批“同意”。10曰，交通部长叶飞会签后呈报国务院并报党中央。12日，在招商局会议上，袁庚宣读了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合呈报国务院《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并宣布将成立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负责蛇口工业区的筹建工作。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交通部驻港机构招商局的报告，决定创办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按照“商办”的原则，由招商局自筹资金，自行开发建设。当时，中共中央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在北京接见了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招商局副局长袁庚。听取他们关于在广东省宝安县建立蛇口工业区问题的汇报。李先念副主席在《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就这样，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领导中国军队向英帝国主义打响第一炮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一一蛇口工业区诞生了。
四、邓小平倡议，中共中央决定兴办特区
几乎同时，广东省领导层开始考虑设置类似海外出口加工区，建设出口商品生产基地问题。1979年1月13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发展对外贸易，巩固祖国南大门，报告还提出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2月，广东省领导层开始酝酿方案，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以吸引外商投资企业。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听取了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的汇报。汇报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等设想。参加会议的习仲勋和其他省委领导同志由于会前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深知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病及其恶果。在向中央领导汇报时，习仲勋同志郑重其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这个提议，中央领导很重视。
邓小平是中国经济特区的首创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当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建议利用广东毗邻香港、澳门，商品经济发达，海外粤籍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时，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关注，并表示赞同和支持。邓小平对广东省委的领导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把办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和试验场，要求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晶。会议期间邓小平正式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省的这一要求。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如何扩大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到会的许多负责干部也认为，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是一项可行的措施。这个意见被写入会议的有关文件。会议确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授权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五、谷牧副总理抓特区筹建工作
1979年4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责成广东、福建两省领导机关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兴办特区的具体实施方案报中央审定。受中央委托分管此事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于5月份带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十多位负责干部，前往广东、福建调查，同两省领导和经济专家研究办特区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两省分别进行方案制订工作。5月5日，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拟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的汇报提纲草案，报省人民政府讨论修改。6月23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上讲话时说：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自主权大一些。同志们提出，中央也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搞成特区就可能发展快一些。因为广东和别的省不一样，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面对着港澳，实现四个现代化，广东能够发展得快一点。我派谷牧同志去那里，专门做些调查研究，听取省领导和各方面意见，回来后给中央写个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各划出一定区域试办出口特区。随后，确定由新建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此项工作。在发展步骤上，办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以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谷牧副总理前往这四个地方实地考察筹办情况。9月20日，谷牧听取深圳、珠海两市委的汇报，在有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曾定石等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要求特区搞成样板，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充实完善。他说，特区怎么搞？一个搞立法，一个搞几个样板，合资经营也好，独资经营也好，这里能赚钱，有吸引力，对港澳能起稳定作用。一个港澳，加上广东经济繁荣有什么不好！来料加工、合资办厂、独资办厂、许多办法可以参考港澳的办法，你们可以大显身手。
11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的陪同下，视察汕头市并研究在汕头试办特区的问题。
六、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