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夜，毛主席在延安附近送别王震将军的时候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3月20日，也就是胡宗南占领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表新华社电讯称：“此次保卫延安，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此项目的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3月25日，当国民党《中央日报》造谣说毛主席、周恩来等“已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之时，毛主席、恩来同志正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坪，和先行撤退到这里的少奇、朱德、弼时同志会合，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向和部署。29日凌晨，他们从王家坪到了枣林则沟，一下车连觉也顾不上睡就继续开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弼时同志主张党中央离开陕北，迁往更加安全的解放区，而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反复阐述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必要和意义。经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党中央、中央军委仍然留在陕甘宁边区，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同志，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刘少奇、朱德过黄河，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中央机关大部分同志随他们到晋西北。这次会议后，毛主席化名为李得胜，恩来同志化名为胡必成。仅从“得胜”和“必成”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毛主席、恩来同志面对强敌那种一往无前的气概和战胜一切的信心。
彭老总对党中央的去向极为关心。因为他是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中央留在陕北，他不但要消灭十倍于己的敌人，而且要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毛主席非常了解他的心情，所以在枣林则沟会议结束当天，即3月27日，他就电告彭老总：“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同一天，毛主席又给贺龙、李井泉同志打电报说：“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为了安排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也为了有意迷惑敌人造成党中央东渡黄河的假象，以掩护毛主席在陕北向安全地带转移，恩来同志特意向群众场合公开露面后，过了黄河到达晋西北。为刺探我党中央的去向，国民党早已派遣大批特务到陕北搜集情报，并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毛主席的行踪必须绝对保密。3月29日，毛主席电告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我们昨夜移至绥德以南地区，为迷惑敌人之目的，先向东移，下一步则准备向西移。”就在这一天晚上，
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
200多人到达田庄。大家以为要向东走，过黄河，不料毛主席命令队伍于深夜悄悄地向西走去。这是以“昆仑”为代号的中央纵队第一天夜行军。第二天凌晨，人们看见毛主席柱着柳条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既不乘车，又不骑马，而且是背着太阳往西走，无不感到奇怪，有人甚至怀疑走错路了。当天，即3月30日下午，弼时同志召集各大队负责人的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宣布由中央机关200多人组成的“昆仑”纵队成立，司令为任弼时（代号为史林）、政委为陆定一（代号为郑位），参谋长为叶子龙，副参谋长为汪东兴。会后，各大队进行了传达和讨论，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纷纷表示拥护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各项工作。
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党中央做些什么，又是如何工作的呢？毛主席后来对人说，中央在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毛主席最关心的是如何多打胜仗。他认为“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队伍无论走到哪里，到了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架设电台抄收各战场来的电报，或者拍发毛主席起草的给各战场的电报。到1947年4月，全国各战场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在冀鲁豫和晋南两个战场已处于完全的劣势，在晋察冀与东北两个战场上已开始变为劣势。对于他的收缩和集中兵力的所谓重点进攻，毛主席曾经打着手势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他的胸膛（指中原）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这一生动的比喻反映了他在撤离延安前后逐步形成的战略构思和战略部署。
毛主席的注意力首先放在陕北战场。但是，应当指出，彭老总仍然是陕北战场的直接指挥者。说毛主席亲自指挥了陕北的各个战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主席有言在先，要彭老总放手打仗，不要因为中央的安全而有后顾之忧。我军撤离延安以后第三天，即3月22日，彭老总致电中央军委称，胡宗南似判断我军主力在安塞及以西地区，有进攻安塞找我主力决战企图，令31旅到青化砭构筑工事据守，因此我拟以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围歼31旅。毛主席虽在行军途中，仍于接到电报当天电复彭老总说：“同意你们的作战部署。”25日，敌3l旅4000多人即被我全部歼灭。这就是撤出延安以后陕北我军打的第一个胜仗——青化砭战役。当人们担心和怀疑陕北我军的兵力如此薄弱，党中央留在陕北是不是安全的时候，这一仗作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振奋了十气，提高了信心，所以有人说它为党中央留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
26日，毛主席打电报给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庆祝你们歼灭31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在陕北战场的指挥方面，毛主席和彭老总互相尊重，配合默契，关系是非常融洽的。4月2日，毛主席在行军间隙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彭老总，内称：“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31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彭老总接到电报当天晚上即复电说明情况，表示异议，内称：“敌自青化砭战役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而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滚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追其分散，寻找弱点。”毛主席看了这个电报很受启发，经过缜密的思考，于4月15日致电德怀同志，提出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应该是，“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西北战场的一连串胜利，意义重大。4月18日，毛主席在评敌135旅被西北我军全部歼灭的新华社社论中，亲笔增加了如下两段话：“可以预计，从四月开始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为紧紧拖住蒋介石伸出来的另一个拳头——山东战场，毛主席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常常为山东战场的严峻形势担心，特别是从延安撤出以后，中央军委与山东电台失去联络长达10天之久，更使他忧心如焚，日夜不安。此时，蒋介石已调集60个旅、约45万大军向山东进攻，企图将我华东人民解放军聚歼于沂蒙山区。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山东战场已成为扭转全国战局的主战场。因此，在陕北战争形势好转之后，他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山东战场上。为及时掌握敌情，他电令陈毅、粟裕同志每天或每两天将当面敌情变动电告一次，主要是敌第一线各军的每日变动要以急电报告中央军委。5月份，毛主席和陈毅、粟裕同志间的电报来往极为频繁。由于毛主席对敌情了如指掌，所以才胸中有数，指挥若定。但是，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毛主席也只能向陈毅、粟裕提出原则性的看法和建议，由他们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机断处理。
山东战场即将拉开大战序幕。5月4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5月6日，毛主席在电报中再次强调：“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此次胡宗南以31个旅攻人只有人口150万之陕甘宁边区，集中11个旅，有时10个旅，有时9个旅成一横直四五十里之方阵，使我无歼击之机会，我们即……对集中之敌置之不理，而集中全力打敌后路，使敌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可作你们参考。所不同的山东地区较狭，你们兵力甚大，转移不易，自应因地制宜，一切望按情况决定”。5月12日，毛主席在电报说：“敌5军1l师，74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山东战场打响了。5月14日和15日，毛主席连续两次致电陈毅、粟裕同志称：“你们以4个纵队歼击74师极为正确。此次作战，战果大小决定于你们是否集中七八个纵队于一个战场作战，如此则歼灭74师后可以再打83师、25师，连续打两三个大仗，完成中间突破，则全局好转。”经三昼夜激战，我陈粟大军在沂蒙山区之孟良崮，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师”——整编74师全部及83师一部共3-2万余人，击毙蒋介石的“得意门生”——74师师长张灵甫。孟良崮大捷标志着山东战局的转变，敌人被迫停止进攻，我军开始夺得战争主动权。
捷报传来，毛主席欣喜万分，当即致电陈粟庆祝这一伟大胜利。不几天，毛主席又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陈粟，指出：“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
刺向蒋介石的“胸膛”——决策进军中原
在把陕北和山东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并给以严重打击之后，毛主席就在思考和部署如何使刘、邓大军早日向蒋介石的“胸膛”——中原进军了。中原腹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历史上，谁要得到中国，谁就要夺取中原，即所谓“中原逐鹿”。如今，鹿死谁手，决定着战争的命运。1946年6月，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就要消灭我中原解放区，以30万大军团团包围我中原6万大军。我军中原突围后，毛主席曾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同志，提出中原我军之任务，第一阶段是“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第二阶段是“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由此可见，刘、邓向中原进军早已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中心一环。1947年1月，毛主席电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止，准备五月开始向中原出动变为外线作战”，同时也电令陈毅同志争取“五一”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准备配合刘、邓到外线作战。我军经过几个月内线作战，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毛主席于4月27日电询陈毅、粟裕同志：“你们对刘、邓下一步行动意见如何？是出鲁西南及豫东较近地区协同你们作战？还是出中原较远一点配合你们作战，由你们出一部至鲁西南，互相联系？以上两项何者最为有利，盼告。”经过几天的酝酿和讨论，5月4日毛主席致电刘、邓、陈、粟等，认为现在可以确定，刘、邓十万大军立即开始休整，于6月10日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机动作战，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5月8日，毛主席再次电令刘、邓争取6月1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渡河作战，并电令陈、粟集结全部27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在指挥打仗的同时，毛主席极其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通过文的一条线——新华社，指导舆论战线，让全中国和全世界都能听到我党中央的声音。当时，新华社绝大部分人员已由社长廖承志率领由陕北转移到太行解放区。设在瓦窑堡附近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于3月28日播送了青化砭战役的捷报之后，由于敌人逼近和敌机轰炸而停止播音，从此便由先行准备好的在太行的新华广播电台接替，但仍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名义播音。留在陕北的新华社人员，起初只有20多人，编为中央纵队四大队，由范长江任大队长。这支小小的队伍，不管白天黑夜，即使长途行军，也见缝插针，坚持工作。每到一地，他们便架起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文字广播，抄收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等英文广播，译成中文后送毛主席、恩来同志等参阅，供他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新闻等通过四大队电发太行新华总社，再由太行以文字和口头广播传遍各地。此外，四大队还每天将抄收到的新华社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通讯，编辑油印出版《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纵队各大队人员阅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军从延安撤出以后，蒋介石千方百计寻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企图将它一举摧毁。他把在美国训练有素的无线电侦测人员调回国组成测向总队，分驻西安、徐州和陕北的清涧进行“三角测向”，以判定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位置。结果是枉费心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每天照常广播，把真理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