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蒋介石集团的骚扰和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乱摊子，毛泽东定下“不要四面出击”的国民经济总方针，规定了新中国初期国民经济、政治发展的基本方略，有惊无险地度过重重难关。
严峻的形势与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是党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了除台湾和西藏以外的全部国土，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但是，当时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首先，旧的经济结构解体，新的经济体系尚在形成中，工商业界发生了严重的困难。1950年5月8日到26日中财委召开的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出，这“主要表现在商品滞销，生产减缩，关店歇业增多，失业人数大大增加。”“困难的程度是大城市重于中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重于其他地区。”
据上海等十一个大中城市的调查，歇业的厂、店高达12750家，开业的不及l/3，仅5903家。当时国民经济的特点表现“大国小生产，小生产又表现为很大的过剩”，存货很多，卖不出去。
中财委主任陈云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他说：“第一是通货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这就是说，人们在过去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时期，为了避免钞票跌价的损失，不愿存放钞票，宁愿竞购和囤积并不是为了消费的货物。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他们不但不再囤积货物，而且将过去囤积的物资吐到市场上来。这样就使市场上若干货物一时供过于求，生意不好，许多工商业者发生困难。……第二是过去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另有许多货品也不合人民需要的规格。这种情况引起了一部分工商业的倒闭，从而发生一部分工人失业的现象，需要救济及转业。第三是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企业经营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润少，甚至还要亏本。这也引起许多工商业发生缩小营业，甚或停工歇店的现象。必须重新调整，才有出路。第四是经营中的盲目性，同一行业内部盲目竞争，地方与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这也引起许多企业减产、停工和倒闭。至于因为长期战争，人民购买力大为降低，使得工商业不景气，则是人人共知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这些问题现在之所以突出，是因为长期间存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情况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其二，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组及其所带来的暂时困难，使资产阶级和我们的关系一时显得很紧张。他们怀疑共产党要实行社会主义，惶惶不可终日，消极经营，乃至遣散职工，关厂歇店，有的资本家甚至弃厂潜逃。武汉的商人说：“挂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表现了内心的惶恐不安和对我们的不满。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改组，私营工商业的停工歇业，更带来了失业大军的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3月至5月初，“各地新失业的有10万人，全国失业人数达到万人。”
由于战争在继续，新区在扩大，财政支出在增加，工商业者的负担在加重，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最重。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其三，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到1950年6月，台湾、西藏还没有解放；在已解放的土地上，尚有40多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以及土匪在兴风作乱。3.1亿多农村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这些地区的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依然尖锐地存在着。不完成土地改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就不能巩固，经济就不能恢复，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起来。倘若决计实现3亿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他们会扑过来全力反对。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其四，帝国主义继续支持蒋介石，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新中国建立不久，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不稳定时期后，其驻外使馆开始得到明确指示，称美国目前不想讨论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其后，并处心积虑地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统一战线”。
为了遏制新中国，美国还拉拢、拼凑一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对新中国的包围圈，妄图抵消新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大幅度地改变对日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植日本，使日本变成它在远东地区对付共产主义的“遏制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通过拨款法案，加强了对中国周围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
美国还阴谋策划分割我国领土台湾。为达此目的，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曾设计了种种方案：在台湾培植取代蒋介石的势力，其主要对象一是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一是反共的台独分子；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削减对大陆国民党的经济援助，把重点转移到台湾；争取国际支援，实现台湾“托管”等。但这些方案都没有能行通。1949年10月间，美国政府终于确认蒋介石是“台湾的最终真正权威”，决定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当天，美国军方即要求艾奇逊进一步向台湾提供军援。5月3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交给艾奇逊一份备忘录，宣称美国应当在台湾显示“决心和信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台湾“中立化”。驻远东的美军事将领麦克阿瑟公然提出台湾在战时将是美“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甚至还提出要考虑美国不惜动用军队拒共产党于台湾之外。不久，美国政府公然决定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由此，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鉴于如此严峻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我党必须及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继续完成民主革命尚未彻底完成的任务，同时必须迅速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以巩固新生的政权，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而最根本的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是一场异常艰巨的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所面临的形势和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会议的一般情况
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议程和要求，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26日作了决定并发出通知。
中央通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将于6月11日开会，为了准备和通过提交全国委员会讨论的各项主要问题并讨论其他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前，召开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全会议程为报告并讨论土改、财政、经济、军事、政治和整党的组织及整党等项问题。”“全会日期定于6月6日到6月9日，共四天，准时开会，不延期，不延长。各地同志务于6月5日前到达北京。”“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现在北京、天津、太原者，必须一律出席，各大行政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必须留原地主持工作或因交通不便无法赶到者外，亦须一律出席。”“各直属省、市党委会书记，与交通便利地区的省、市书记，均列席中央全会（灾情严重地区除外）。”“中央直属各部委及中央人民政府党组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列席人员名单，由中央决定后通知。”
其后，按照中央通知的要求，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并有各省市党委书记及其他工作人员43人参加会议。在如期举行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此外，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全会讨论了并一致同意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及其他报告。
全会上，还另有三个专题报告：薄一波关于税收问题的报告；安子文关于党的组织情况及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胡乔木关于整党工作的报告。此外，几个大行政区的负责人也在会上发了言。
这次全会，还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关于撤销刘子久同志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以及关于撤销黎玉同志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
中心任务及策略方针
七届三中全会作为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会议，不仅因为这次会议是在伟大的历史转折之后执政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而且还在于这次会议主要的中心的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以及为此所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全会讨论并一致同意的毛泽东的报告，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刘少奇等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也主要是围绕着怎样创造条件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这一中心议题。
毛泽东充分肯定从渡江战役起13个半月以来所取得的胜利。他说：“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他还说，“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我们现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要经费的大量节减。”
为了创造上述三个条件，力争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并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毛泽东提出全党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以下八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要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需要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制定战略策略方针的指导思想。
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6日的开幕会上讲了话，9日闭幕会上做了总结，会议中间于8日还讲了一次话。这三次讲话，毛泽东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充分论述了“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的思想，并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后来，根据这几次讲话，整理成题为《不要四面出击》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不要四面出击”，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几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对《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书面报告作的说明，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报告》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
为了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央决定减去许多税目。原先税收项目有1110多个，全会后减去800多个，只剩下300多个，有些税率也减轻了。这样做，大大缓和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时也缓和了同工人阶级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