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重庆和谈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各党各派联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本无和平诚意的蒋介石面对汹涌澎湃的和平、民主浪潮，是如何应对的？共产党对旧政协又采取了什么基本的态度？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在晋西北黑茶山飞机失事遇难。“四八”惨案发生后的某一天，任弼时同志通知说：中央决定要李维汉即赴重庆，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我于4月18日到了重庆，参加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直至同年11月19日返回延安，历时7个月。国共谈判虽因蒋介石决意召开非法国大而破裂，但这样便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违背人民意志、妄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反动面目；同时，共产党坚持和平、坚持民主的正义立场也更加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争取了朋友，争取了人心，取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时隔37年，重温这一段历史，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和我党的方针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矛盾得以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即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人民大众的矛盾，突出为主要矛盾。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其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立场，丧失了大片国土，龟缩在西南、西北。在其统治下的大后方，政治腐败，民生凋敝。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坚持抗战，建立了许多敌后解放区和根据地。日本投降时，解放区共有1亿人口，100万八路军、新四军，200万民兵。
抗战结束，蒋介石为了抢夺应该属于人民的胜利果实，“下山摘桃”。他一面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和武器装备，急于抢占东北、华北；一面勾结敌伪，命其继续抗拒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经历了八年抗战流离困苦的广大人民，强烈反对内战，迫切希望和平建设，重整家园。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国际舆论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当时的美国，虽然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反对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一致立场，但鉴于国民党的腐败和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怕打下去国民党会垮台，失去美国在华利益，并使美国在国际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便以调解为幌子，插手中国内政。它企图以政治手法，即促使蒋介石实行。吸收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政府的政策，来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进步力量如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德全、柳亚子、谭平山、王昆仑以及主和人士如于右任、张治中、邵力子等，赞成同我党实行和平谈判。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运兵部署需要时间，这些因素使得蒋介石采取了假和谈、真备战的两面手法。
至于我党的方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即指出：在打败日本以后，中国仍有两个命运、两个前途，“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力争第一个前途，反对后一个前途。”抗战胜利后，我党又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手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是早有高度警惕的。毛泽东同志曾及时指出：“虽然我党坚持反对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他想通过谈判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欺骗人民：二是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三是签定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文，套住我们。他还开动宣传机器，造谣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民主，澄清蒋介石对我党的谣言诽谤，揭露他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息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同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中估计：国民党“在国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争取好的，准备坏的，这是毛泽东历来的思想。我们的谈判方针是：“在谈判中准备作出某些不损害人民利益为前提的让步。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及和平局面。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陷入被动，我们就有理由反击。”通知中并告诫全党，绝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去重庆，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才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开始，大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去重庆，消息传开后都很紧张，许多解放区负责同志为他的安全计，或者口头劝说，或者打电报来，认为不去为好。我当时也是担心他安全的。但是周恩来对当时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主张毛泽东去，因为这样可以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争取有利于人民的谈判成果，并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宣传我党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打破蒋介石的谰言。关于安全问题，周恩来估计了在我们有强大的力量作后盾和美方作为“调解人”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务不敢随便动手，同时也作了必要的部署。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他一直伴随在毛泽东身边，亲自掌握保卫工作。
1945年8月28日，在张治中、赫尔利（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毛泽东到了重庆。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然而，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即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于1933年编纂的《剿匪手册》。9月17日，蒋介石又亲自密令送发《手册》，要他的部下“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其迟滞贻误者必当执法以罪。”谈判期间，双方军事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九月间，国民党阎锡山部纠集了13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进攻晋东南解放区，但在10月间被我英勇的军民击退了。
在解放区和大后方人民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下，10月10日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终于签定了。在协定中，国民党不得不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承认中共及一切党派平等合法地位的主张。我党也主动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协定中还规定了“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按：我党原来提出的是召开各党派政治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是根据国民党王世杰的拟议商定的。）
没有达成协议的有：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旧代表重选问题，双方军队整编问题。前二者留待政治协商会议解决。第三个问题，双方同意组织包括美方代表在内的三人小组解决。
《双十协定》，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它在政治上使我党获得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为遵守协定，我驻江南新四军，包括苏南、皖南、浙东、浙西四个解放区的部队，开始撤往长江以北。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和平诚意，仍然加紧内战部署，向我进攻。战火日烈，我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人士频频呼吁，反对内战的呼声弥漫全国。国际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15日发表声明，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处”。12月27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也发表声明，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战。”12月18日，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指出：“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战问题”，“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停止内战是第一件事”。
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再次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声明。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定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停战令要求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保持双方在1月12日以前的军事位置。同时成立了国共及美方代表参加的3人军事小组，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在毛泽东签署的停战令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中，我党明确提出：“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经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这是党中央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提出的一种估计。我党当时同国民党的斗争，在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条件下，确是以争取和平民主为上策，同时对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妄图用武力消灭我们，我们也是有准备的。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结果，是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崩溃。我认为，这不能反证说上述估计是错误的，更不能说这是刘少奇的个人杜撰。
旧政治协商会议
旧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旧政协），于一月十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的同一天开幕。参加会议的，共有五个方面的代表：
一、中国国民党（名为政府代表）：
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
二、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三、中国民主同盟：
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
四、中国青年党：
曾畸、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惪。
五、社会贤达：
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会议分设五个小组：（一）改组政府组；（二）施政纲领组；（三）军事组；（四）国民大会组；（五）宪法草案组。
旧政协会议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斗争的焦点主要是两个：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一是军队国家化问题。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我党的主张是：（1）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但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2）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3）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制定宪法草案，重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4）实行地方自治；（5）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扩大政府”、“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等几个方案。他们对和平建国纲领实际上持反对态度，主张用他们原来的抗成建国方案。“扩大政府”的意图是吸收几个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来装点门面，并非改组为联合政府；“五五宪草”是国民党于1936年5月5日公布的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旧宪草；国民大会的代表则是10年前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极不自由的情况下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产生的，其中不少人已经投敌当了汉奸。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党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目的就是要把人民军队“化”掉，从而消灭共产党。我党的主张是：实行军队国家化，首先必须实行国家民主化，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且必须实行军队民主化，即军队一致、官兵一致。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解放区军队就应交给它，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这一主张无疑是公正的，合理的。
从1月10日到31日，经过激烈的斗争，参加会议的各方共同签署了五项决议，即（一）政府组织案；（二）国民大会案；（三）和平建国纲领；（四）军事问题案；（五）宪法草案案，统称为政协决议。
在达成这五项决议的过程中，我方是作了很大的让步的。比如在改组政府问题上，我方同意国民党在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中占一半即20个名额，只要求中共加民盟有1/3的名额以保证在必要时的否决权，这是国民党口头上同意了的。我党并说服民盟，承认旧国大代表有效，另增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台湾省和东北几省代表150名，要求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占总名额数的1/4，这也是国民党同意了的。特别是整编军队问题，我方同意了三人小组拟定的整军方案，即国民党与我方按五比一的比例整编，这将使人民武装力量受到限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军在政治上得到美蒋的承认，同时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规定了地方自治权。实行地方自治则可保有人民的地方武装，如果国民党不按政协决议办事，我们仍然可以保存实力和他们抗争。
一个停战协定，一个政协决议，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总的看来对人民是有利的。两个协议的墨迹未干，就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撕毁，这当然是件坏事，但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在政治上输了理，广大群众就看清了它蓄意发动内战的面目，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败其进攻。因此，以后的斗争就是破坏协议与反破坏协议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我们则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第三方面的表现
旧政协会议，在国共两大力量外，还有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统称为“第三方面”。他们当中少数人是左派，多数人代表着中国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中间派，他们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反独裁，反内战，在这个重要方面同我们是一致的，是主流。至于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一部分和民社党（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则是倾向或依附于国民党的，是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