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的军事思想中，也包含了体育的因素。据《历年演讲录》记载，他在谈到“游勇战术”必备的五种技能中的“走路”一技时，指出：“行军之际，专恃走路。练习之法，只须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后，每日递加五里。如此则不觉劳顿，而脚力自健。彼游勇战术，亦即以善走称。”在倡导体育的同时，孙中山十分强调发展民族固有的体育，反对那种忘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对本民族原有的体育运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孙中山不仅有一套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而且有丰富的体育实践。他少年时代就活泼好动，喜欢玩放风筝、踢毽子、游泳等。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善于根据不同环境，结合具体条件进行强身健体锻炼。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他学会了骑马。1912年，当他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骑着高头大马检阅雨花台炮台。在平日生活期间，他常常清晨起床后就去打网球，晚饭后散步；余暇还偶尔下棋。假日里，孙中山最爱好登山旅游，广西的叠采山，广东的鼎湖山、白云山，以及许多名山古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孙中山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尽管由于时代和世界观等方面的原因，它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很多地方至今仍有一定现实意义。
2．秋瑾的体育实践
秋瑾（1875—1907年），字璇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原籍浙江山阴，生于厦门。少学经史、诗词，从小爱武、重锻炼。青年时代，由于目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激起了她强烈的爱国感情，因而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毅然两度赴日，参加光复会、同盟会，投身革命，成为一名坚强的民主革命家。虽然她一生短暂，却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体育方面的实践，更值得今人借鉴。
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后，一度在绍兴明道女校当体操教员，推行军国民教育和兵式体操。不久，她又创办了反对缠足的“天足会”。1906年冬，她主持大通学堂，集中精力扩充体操专修科，增加招生名额，更多地吸收会党首领参加学习。同时，她加强了军事训练，注意野外实弹射击演习。平素她深入学生中，了解学生思想，提高他们的认识。训练时，她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她身着黑色学生服，亲自指挥训练。据说一天适逢下雨，秋瑾身体力行，在风雨中坚持操练，深深激励了学生们。
在秋瑾革命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反封建、反男尊女卑的思想也一直贯穿在她的体育实践中。在主持大通学堂期间，还在绍兴仓桥设立了体育会，自任会长，试图训练一支女国民军。尽管顽固的封建势力使女学生无法到体育会参加训练，但秋瑾这一行动对当时反封建势力争取女性解放影响很深。随后，秋瑾再招收数十名会党首领来体育会学习，除一般的体操、兵操外，她还亲自教学员骑马、射击，带学生到野外练习开枪，她自己着男子体操洋服，乘马出入城中。秋瑾带领学员们同封建势力作斗争，而她自己更是冲锋在前。
1907年7月，秋瑾等起义未成，随即被捕。在就义之前，秋瑾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表达了烈士忧国忧民、壮心不已的情感。而她具有鲜明革命目标，充满战斗精神的体育实践，同她感人诗句一样，一直激励着人们。
3．蔡元培的体育思想
蔡元培（1868—1940年），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近代著名教育家。戊戌政变后，他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不先培养革命人才，于是，他开始从事于教育和革命活动。1902年，他与蒋智等在上海发起并组织中国教育会，随即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随后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就任第一届教育总长。他任教育总长的时间虽不及一年，但为使教育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作出了一些重要改革。这些改革，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的体育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蔡元培的体育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任职期间为教育改革而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一文中。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五种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并强调指出这几方面“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这是蔡元培接受资产阶级全面教育思想的体现。同时，他主张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养成完全人格”，而“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指出了体育在全面教育中的地位。
蔡元培还特别注重军国民教育（军事体育），他解释说：“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因而军国民教育，“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为此，他还以中国古代教育的“六艺之射御”、古希腊教育的“体操”加以论证。
蔡元培一生的教育实践，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教育代替封建教育。在他资产阶级全面教育思想中，始终是把体育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并针对中国当时时局，提倡军国民教育，主张用体育强种卫国，用体育培养资产阶级需要的全面的人。这一切，是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对近代体育进一步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对传统体育的再认识
随着近代体育的演变、发展，人们对体育的作用、价值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从而引起人们对以武术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的重新认识。这就是纠正片面地、狭义地视传统体育为单纯军事目的和纯属个人娱乐的观点，开始给以武术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赋予“体育”的含义。
这种认识过程，大约是从维新运动时期开始的。维新派认为，尚武和重视体育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古代也曾有尚武之风。梁启超写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就是大力倡导发扬光大中国古代的尚武传统，强种强国。辛亥革命前后，不少仁人志士，在“振兴民族”，雪“东亚病夫”之耻活动中，积极主张把武术作为“国技”，甚至把武术作为中国式的体操而进行整理、研究。1914年和1915年，徐一冰和北京体育研究社分别上书教育部，要求学校体育应加授“本国技击”，1917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还通过决议，把武术作为中学正式体操。这些情况表明，人们不再是从练兵、娱乐、礼教等意义上去认识传统体育，而是认为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一样具有强身健体和教育等功能，应当受到重视和利用。随后，对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的研究更加深入，从生理、心理、教育等角度论述传统体育的论著日益增多，对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的健身、娱乐、审美和教育、军事价值的认识，得到教育界、体育界的普遍肯定和赞扬。
对传统体育价值的再认识，导致不少人对传统体育进行研究、整理与改造。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以研究武术为主的团体，如上海的精武体育会（1909年）、长沙拳术研究会（1911年）、湖南国技学会（1914年）、上海中华拳术研究会（1917年）、上海中华武术会（1919年）、湖南国技俱乐部（1920年）、天津武术会以及山东武术传习所等等。这些组织主要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武术进行挖掘、整理，这对武术运动的推广和普及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精武体育会及其武术家霍元甲的大量工作，在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有些人则运用近代运动的某些形式对传统武术活动进行了一些改造。如将近代徒手体操的某些术势融合到武术套路中和太极拳动作中，使武术等传统体育更为合理、严谨。还有些人则对传统民间游戏进行整理研究。辛亥革命后，不少人对民间的踢毽、滑冰、跳房、打花棍、跳绳、空竹、石锁等进行了整理，并撰文公诸报端。随后，有关民间游戏的调查及论著不断出现，如《乡土游戏》、《体育游戏一百则》等等。不少经过整理、改编的民间游戏还充实了中、小学体育教材，如勤奋书局20世纪30年代初发行的《小学游戏教本》，就搜罗了不少民间游戏作为其教本内容。
总之，对传统体育的再认识，为传统体育在近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五、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体育文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以及著名领导人和活动家，如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杨贤江等，都把体育事业看做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党初期，都亲自发表演说或写文章，阐述体育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888—1927年），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劳工的体育娱乐问题，“人体的健全，全在身体和精神保持平均调剂的发展，有动作的时候，必须有休息的时候。而休息的方法，并不只是睡眠，有益身心的娱乐，亦是调剂倦怠慰安疲劳的最重要的方法”。并指出，“游玩不是奢侈的事，乃是必要的事”，它“可以劳慰工作的疲倦，可以免除堕落的恶习，可以恢复身体的健康，精神的畅旺，可以补少年时教育的不足”。文章还强烈要求有关当局在工人聚居的地方设置公园、运动场、俱乐部等，保障劳动者正当的文体活动。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为革命而倡导体育。在“五四”时期，又对体育一些有关问题，如公共体育场建设问题、公共娱乐场建设问题、劳工住宅及娱乐问题等等，作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1923年8月，毛泽东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到了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一所新型大学，在《组织大纲》中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练，图脑力和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动两阶级之接近。”强调了体育在培养革命人才中的地位。
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邓中夏（1894～1933年），也很重视体育和娱乐。1923年，他在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位负责人讨论团的工作方针时指出：“必须注意体育与娱乐”，“应把提倡青年的体育文娱活动列为团的任务之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活动家萧楚女（1897—1927年），非常重视青年人的身心锻炼，他在1924年发表的《身心锻炼与反锻炼》一文中说：“人若要自己支配自己，便应该一刻也不放松的去有意识的锻炼自己。”并强调说：“改造社会，首先需要一个强健的改造者。锻炼身心，使抵于至坚至强。”指出体育对培养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有重要现实意义。
恽代英（1895—1931年）在学生时代，就勤奋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在广泛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中，对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1917年6月，他在《青年进步》第4期上发表了《学校体育之研究》，是近代中国体育史上一篇重要体育论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恽代英作为党的早期著名活动家和青年运动的先驱者，十分注重体育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在他主编《中国青年》杂志期间，曾不断登载有关体育方面的文章，宣传体育的作用与意义，揭露和批判体育领域中的锦标主义和“选手制”等种种不良行为。1924年5月，恽代英在《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一文中，号召进步青年在暑假期间下乡，与农民“打拳习武，夹杂些游戏唱歌”，用以联系农民，达到组织革命力量的目的。
中国无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教育家杨贤江（1895—1931年），在其丰富的教育论著中，有不少关于体育的文章。如《体育的四大要素》、《健康第一》、《怎样保持健康》、《青年与游戏》、《课外活动与实际生活》、《莫忘了体育》等等，积极宣传了体育的重要性，在近代中国青少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初期有关政治文件中，也强调了体育的内容。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提出了包括体育在内的“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等奋斗目标。同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工人生活状况改良的决议案》中，对有关健康和体育问题，提出了一些体育发展的目标。
“五四”运动以后，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进一步高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收回教育权、体育权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这场斗争的领导，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也加强了对这一斗争的宣传鼓动。团中央号召青年们起来反对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对中国体育事务的控制和操纵。当时党的重要活动家、团中央书记张太雷（1898—1927年）指出：体育运动这种工作的领导，“都在教会的青年会手中，这是一件最可担心的事”。恽代英也尖锐地指出：“有一百万民众，二十余万青年，正在帝国主义者派来的牧师、神父、教会教育家手中，受他们蛊惑劫制。”并揭露了教会学校体育运动只不过是“为他们的学校做一块招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全国学生联合会及其所属组织和广大爱国学生，也积极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教育、体育侵略的斗争中。
这场斗争，使帝国主义通过教会、青年会操纵中国体育运动的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东方八大学韵“南洋”、“东南”、“复旦”在“收回体育权”声浪中，相继退出了主要由教会学校组织的“东方八大学运动会”，另成立“江南大学体育会”，并举办了相应的运动竞赛。更重要的是，通过体育领域中的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实践，体育为革命斗争服务的理论初步形成，这为随后出现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人民体育的发展准备了一定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