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果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高度重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就是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党的执政历史经验的运用和发展。这也是我国由革命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矛盾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顺应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变化而提出的关系到社会主义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决策。这意味着我们党对利益矛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们曾经长期地将本来已不属于阶级斗争的社会利益矛盾人为地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并使其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敌对的矛盾。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的摸索，如今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下决心转变导向。从过去将利益矛盾引向利益对立、冲突和斗争，转变为力图将利益矛盾引向矛盾的缓和与化解；从以批判斗争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转变到求同存异、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从人们之间的社会分裂，转变为各礼会阶层之问的合作。为了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坚持构建和谐社会新的执政理念，完全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残余思想的束缚，将战略思想真正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的迫切需要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万多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按照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000美元。从2003年的人均1000美元到2020年达到人均3000美元，对于我国而言，这一阶段是一个“黄金发展期”，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的重要机遇期，同时隐忧也不少，充满各种困难和挑战，又是“风险高发期”。这是因为：
首先，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变动深刻，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第一、二产业比重明显降低，第三产业处于加速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能够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就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否则，就有可能停滞不前。应当看到，目前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结构中最突出的问题，影响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城乡资源的对流仍存在着不合理的方面。农村的人才、资金等优质资源大量挤进城市，而一些城市的污染、伪劣产品等劣质资源却有意无意地流向农村。落后地区不但吸引不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原有的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反而会被发达地Ⅸ吸引走，难以摆脱贫困地区。二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涌进大批农民工，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等方面享受不到真正的工人待遇，成为“工人中的农民”。因此，我们要使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就要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整合，逐步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格局。
其次，在这个阶段，我国社会结构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其实，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表现为经济范畴的制度变迁。而制度的调整带来了利益结构的变化，在利益关系变动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愈益复杂。根据有关数据推算，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这就影响着社会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和谐。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上访数量攀升，社会上已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现象。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公平分配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则是社会经济关系和谐的核心和根本。因此，我们高度重视整合社会关系，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问题，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着眼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妥善协调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关系，逐渐地弥合社会的裂痕，减轻社会的对立，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三，在这个阶段，社会消费升级并且日益多样化，而经济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满足人们的需求也有个过程。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愈益提高，逐步富裕起来的人民在物质生活得到提高的同时，对安全感的追求愈加强烈，民主与法治意识进一步增强，对社会稳定和谐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同样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如果把人们的胃口吊得过高而发展跟不上，新的体制、机制的衔接又不及时、不到位，就有可能产生社会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
第四，在这个阶段，由于经济总量比过去大得多，经济增长以粗放式、高投人、高消耗为代价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与工业化的矛盾突出。如果现在不继续转变增长方式，不改变经济发展思路，还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我们的资源环境就很难适应未来的发展，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这显然和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加之我国资源相对短缺，对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强等，现在我国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已经很高，这也会使来自国际的经济摩擦高发且呈常态化。
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也表明，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它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因而往往是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时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社会伦理需要完善的重要时期，是既充满着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虽然引发出不少社会问题，但很快得到缓解，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引出大量社会问题，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常常徘徊在发展与和谐的矛盾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和社会动荡的，至今仍不能平稳发展。如巴西，在2002年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到国民人口总数的34％。一边是现代化，一边却产生了那么多穷人。这种有增长、无发展，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所谓“拉美现象”。在这个重要阶段，既然呈现出两种前景，我们完全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着眼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眼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从而争取实现前一种发展结果，避免后一种发展结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就可以进人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保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适应了国内改革发展进人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和较量将是长期的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巨变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以美国为首的两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既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性力量的强大优势，又常常利用意识形态影响力等无形力量，并且无论是采取经济制裁、政治干预还是军事打击，总要与意识形态纠葛在一起，进行文化渗透。把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号召力相结合，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现阶段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而处于低潮，美国更加大肆鼓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把思想文化渗透作为其主要手段。在美国看来，等待中国“自行内部肢解的可能性不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巨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美国对华“三步走”的战略建议，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在这里，所谓“西化”，就是政治上要我们放弃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经济上要我们放弃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所谓“分化”，就是分裂中国，企图分而治之。他们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意在意识形态领域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达到其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种渗透活动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首选的是所谓“人权”问题，竭力干涉、诽谤和攻击我国，目的在于借“人权”问题推行其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企图把西方的民主强加给我们，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其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二是文化争夺日渐突出。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力竞争逐渐超过以军事、经济为主的国力竞争。加大西方文化的输出，通过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强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其三，利用宗教问题的斗争日渐强化，采取种种手段和活动进行宗教煽动，利用宗教势力及其活动对我们渗透、发难和颠覆，图谋分裂中国。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地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是我们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证。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多样化问题凸显，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当然，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冲突。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社会矛盾运动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使社会更具活力，良性运行；一种是使社会内部冲突加剧，恶性运行。在我们这个非对抗性矛盾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能够不断地用自己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力量化解冲突，弥合裂痕。妥善应对这些矛盾和挑战，有效整合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强化经济发展而不至于社会矛盾激化是当今中国的重大主题与战略选择，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最大需要。因此，我们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高度重视和解决社会问题。我们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应对新挑战的迫切需要。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把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积极化解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巩固改革成果，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完成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完成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任何一个政党要掌握政权并巩固政权，不仅要有经济基础、政治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还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任何一个执政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就要竭力获取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善于以协调、沟通、服务的方式来增强对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我们党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把统一战线看成是保证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仍然坚持统一战线，并把它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党执政所必需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是一劳永逸就能解决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坚持鲜明的阶级性，有着坚实的阶级基础，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如何正确处理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如何统筹兼顾各个阶级阶层、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并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使得我们党执政的政权在新的条件下具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