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型工业化的内涵
什么是新型工业化？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揭示了其内涵。这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与传统工业化相比较，新型工业化之“新”，其一是新在产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新型工业化不是某一个产业的单一发展，也不是孤立地发展工业，更不是搞类似于计划经济时期“以钢为纲”的畸形发展，而是要形成以知识、信息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创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结构功能完备的产业体系。
其二是新在产业和市场联动的网络经济的发展。随着信息产业的兴起，现代信息技术以其所具有的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广泛地渗透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从而摆脱了传统工业化难以突破的时空限制，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之间、产业与市场之间互联互通，形成高效率运行的经济网络。
其三是新在科学技术发挥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鼓励和推进科技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建立风险投资，保护知识产权，合理配置科技人才，形成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的科技创新体系，是使科技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保证。
其四是新在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后发展国家可以借鉴先发展国家的经验，利用先发展国家的成果，实现后来居上。这就是后发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已被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实践所证明。发达国家是先工业化而后信息化；我国则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学习、借鉴和利用发达国家信息化的经验和成果，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推进信息化。实际上，近10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32％，比同期全国工业年均增长速度高近10个百分点，在40个工业行业中发展最快；而在1996—2001年期间，知识、信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左右。这充分证明，我们能够而且完全可以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联动互进中，形成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五是新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前我国发展经济中“为了发展，牺牲环境”的教训，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正确处理工业化与资源、环境关系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工业化时，要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谐发展新局面。
其六是新在生产要素的合理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可以互相替代，但效应并非都是积极的，例如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机械化和自动化对劳动力的排斥造成的失业就是如此。近年来我国就业压力增大，也与此不无关系。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理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扩大就业为出发点，实现各类生产要素在各产业及产业之间的合理优化配置。
从这些方面看，新型工业化是产业结构功能再造、产业结构成长机制创新、资源配置率高、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走这样一条与传统工业化迥然相异的新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既是我国工业化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使我国不断推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途径。
二、甘肃工业化：基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反思
甘肃是我国西部典型的欠发达省份。对甘肃来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有十分特殊且极其重要的意义，又给其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对甘肃工业化进程的历史审视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甘肃经济一片贫瘠，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现代经济的要素资源。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兴时期，急需建立资源支撑体系，能源矿产资源的赋存优势，使甘肃成为国家建设工业化资源基地的重点地区。国家依靠计划经济的行政权威，通过“一五”和“三线”建设，在甘肃建成了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工业体系。甘肃在工业化进程中，走了一条超重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到70年代末，形成了高度倾斜于重工业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的超重型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与全国一样，在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时期，也致力于发展轻工业，希冀改变其工业的超重型结构；进入1990年以来，在市场进程中，甘肃的重化工业又得以再启动，以至到2001年，甘肃工业结构又几乎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格局。在5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甘肃工业发展的状况见表4、表5。
说明：（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2）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按当年价格计算；
（3）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GDP及其与全国人均GOP比列出期初和期末数，
（4）资源来源：根据《甘肃年鉴》（2002）整理和计算。
说明：（1）全国各项指标同表2；甘肃各项指标口径与全国同；
（2）资源来源；全国各项指标同表1；甘肃各项指标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及相关年份的《甘肃年鉴》整理和计算；其中甘肃重工业总产值中采掘原材料工业比重缺1952年数字。
在旧体制时期，甘肃工业呈高速扩张之势，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68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时期，甘肃重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76个百分点，几乎是轻工业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重工业在超重工业化进程中，取代轻工业而在工业中居于绝对支配地位，采掘原材料工业成为重工业的主体。由此，奠定了甘肃作为全国能源、原材料基地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再启动的过程中，甘肃在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时期，虽然以发展轻工业为重点，对超重型工业结构进行调整，但并未改变其结构高度倾斜于重工业，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的格局。到1992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虽比1978年有所下降，但仍占近3／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21个百分点，且能源、原材料工业占重工业的比重继续上升，占重工业的比重也接近3／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2．25个百分点。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重化工业在甘肃工业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到第二章甘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强省的思路与对策研究2001年，已几乎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1992年到2000年底，能源、原材料工业对重工业总产值增长额的贡献达到62．23％，2001年，占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8．89个百分点，在全省工业中，已是“三分之下有其二”。
上述情况表明，在甘肃5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从一开始就定位于资源指向的超重工业化，一直是推动甘肃工业化的主导因素。究其原因，一是较为富集的能源、矿产资源从一开始就成为国家在甘肃发展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重化工业的判据和基础，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此确定了甘肃在全国经济地域分工中的地位。二是在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时期，我国工业化再启动的重要任务是在进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同时，改善“短缺经济”的困境，由此引致的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急剧增长，对甘肃能源、原材料工业持续扩张产生了很强的拉动力量。三是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在工业化由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推进的过程中，引致了重化工业的再扩张，这又一次给甘肃能源、原材料工业的规模扩张增加了助推力。所有这些，都固化并不断加强了重化工业，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在甘肃工业中的地位，形成了甘肃工业化进程中极强的“路径依赖性”和很难改变的刚性结构。
自然，上述因素仅是从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成长层面进行的分析。除此之外，以下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一是体制性因素。甘肃工业化是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来推动的。在经济十分贫瘠，现代经济自生长条件基本不具备的情况下，计划经济完成了甘肃工业体系的初创。而在市场取向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能源、原材料工业是市场化进程最为缓慢的产业域，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持续高涨，也使旧体制因素寓于宏观调控之中继续发挥着作用，这就使甘肃成为受旧体制影响和束缚比较深重的省份。从我国改革进程的地位差异来看，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正是工业结构前向化程度较高，最终产品直接进入消费品市场的东部地区，率先开放的消费品市场无疑成为这些地区培育并促进市场化因素成长的一个契因。而在甘肃，情况则大为不同。以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变革为例，1978年，全国和各个地区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都是清一色公有制经济，而且国有经济在其中占有绝对支配的地位。这也就是说，甘肃与全国相比，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起点大体是相同的。但在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时期，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分异。1992年，非国有经济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全国为32．26％，东部为41．91％，甘肃则为5．99％。在市场化进程中，全国大部及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而甘肃则滞缓得多。2001年，非国有经济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全国为48．28％，东部为59．66％，甘肃则仅为24．07％。这一期间，非国有经济对工业增加值增长额的贡献，全国为54．25％，东部为65．26％，甘肃则仅为33．39％；与全国和东部工业经济增长的非国有经济推动型相反，甘肃工业经济增长则为国有经济推动型。足见甘肃工业化进程中，“公有制情结”（实际上是“国有经济情结”）的影响之深。
二是对经济发展条件的误断。发展资源指向性产业为甘肃工业化之滥觞，而且此后资源指向性产业地位的不断强化，使甘肃工业化形成资源一产品（计划经济时期）和资源一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的路径。二者都以资源开发作为经济发展必要的初始条件，而后者比前者有所进步的是考虑了市场因素。应该说，这一路径的选择从甘肃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资源指向性产业地位的固化和不断强化，则导致对资源与市场关系的误断，即形成“有什么资源，就向市场提供什么产品”的思维定势，甚至认为资源是决定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而沉迷于“资源情结”。特别是1990年以来，在资源产品的供给由短缺转向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这种“资源情结”仍困扰着甘肃的工业发展。这就使甘肃难以摆脱“资源一产品”或“资源一市场”的思维定势，把发展思路转变为能够不断创新，适应和开拓市场的“市场一资源”模式，从而也难以摆脱现有产业结构的刚性约束。
三是数量一规模型扩张的持续。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兴时期，甘肃依靠国家，建成了一批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大中型骨干企业。这些企业既奠定了甘肃工业化的基础，又担负着国家工业化提供能源、原材料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由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的迈进，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持续增长，由此导致甘肃能源、原材料工业始终保持着数量一规模型扩张的态势。1990年到2001年，甘肃主要工业产品中，产量年均增长速度居于前十位的产品见表6。
说明：资源来源：根据《甘当年鉴》（2002）整理和计算；其中*为1995年数字。
所列的十种产品中，只有塑料制品属于加工业产品；成品钢材属于初级加工产品。除了塑料制品外，其他产品分别属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其产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5个行业中，有三个是国家“一五”时期在甘肃创建的石油化学工业基地、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的主体；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则是1980年以来获得较大发展的行业。5个行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0年为39．46％，200]年则上升到47．03％；甘肃也将其确定为支柱产业。但从2001年的情况来看，这5个行业中，除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外，其他4个行业，在产品创新方面的能力都很弱。例如，工业总产值中新产品产值的比重，全省并不高，仅为3．29％，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则为0，化学原料及其产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分别为1．13％、0．39％、0．12％。再如，作为原材料工业，其原材料的加工程度也很低，如表5所列的乙烯、丙烯这两个重要的塑料原料产量总计为31．01万吨，但塑料制品产量仅相当于其中的27．89％。由此可见，甘肃工业在沿袭传统工业化的数量一规模扩张方式的同时，产业创新能力并未得到有效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由于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要求大项目、大企业，由此导致甘肃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倾斜于大型骨干企业。2001年，大型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全国为46．95％，东部为44．17％，甘肃则为58．68％。由此又形成了甘肃工业发展中的“大项目、大企业情结”。受这一“情结”的影响，甘肃在工业化进程中，往往追求在建设大项目、创办大企业上取得“突破”，而在如何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如何提高大企业对全社会要素资源的动员和整合能力等方面却鲜有良策。
在市场化不断推进和扩展的情况下，上述三个因素必然成为市场化条件下推进甘肃工业化的障碍。源于传统工业化的“国有经济情结”、“资源情结”和“大项目、大企业情结”，使甘肃工业化在发展定位和定向上往往陷于两难选择，即靠国有企业难发展，不靠国有企业发展难；靠资源难发展，不靠资源发展难；靠大项目、大企业难发展，不靠大项目、大企业发展难。这些“两难选择”，正是传统工业化对甘肃影响深重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