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由重庆到西北考察。10月4日抵达敦煌。第二日，适值中秋节，县长章朗轩率地方人士任子宜、窦景椿陪同前往莫高窟。他极为珍视洞窟壁画艺术，认为：“莫高窟是中国的骄傲，更是甘肃的骄傲。”
在敦煌，于先生除关注莫高窟艺术外，县城附近其它文化古迹遗存也引起了他的关注。月牙泉、西云观、岷州庙都有他的足迹。尤其岷州庙所存《六朝石经幢》，因他的鉴定才引起地方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后被收藏在敦煌研究院。
参观访问之余，于先生应当地各界人士的请求，挥毫留念。于先生还盛赞当地瓜果和风味小吃：“瓜美梨香十月天，胜游能复续今年。”；“敦煌烤羊肉是独具特色的西北风味。”于先生写下《敦煌纪事诗》九首（艺文志有录），充分表达了他希望敦煌艺术能尽快得到保护与研究的心情。其一为：“仆仆髯翁说此行，西陲重镇一名城。更为千年文物计，草圣家山石窟经。”
历时五天的敦煌之行结束后，于先生又在河西走廊进行考察，1941年12月11日，完成了对西北的考察，14日返抵重庆。回渝后即将建议书一件送达国民政府，要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现将其建议书录存如下：
“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塑、中国塑两种，底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尽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候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面，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煌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经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敦煌学大辞典》）
陈万里（1892—1968）
江苏吴县人，曾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故宫博物院任职。陶瓷学家、早期摄影艺术家之一。1926年2月16日离开北平，与美国考古队往西北进行实地调查。5月20日到达敦煌。因华尔纳之故，仅在千佛洞考查3日合计15小时。他在莫高窟拍摄照片17帧。6月7日，从西北返程东归，7月31日到达北平。随后，在北平举办“西行考察收获展览”。一年后，其《西行日记》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出版，同时，发表《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和《万里校碑记》。在《西行日记·自序》中称莫高窟为“国内无第二处足以相抗的伟大古迹。”极为敏锐、深刻地提出对莫高窟的研究和保护。陈万里是第一个到达敦煌的中国学者。
向达（1900—1966）
湖南溆浦人。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敦煌学专家。一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及敦煌学等研究工作。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3年兼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秋到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工作。翌年秋转伦敦，在英国博物馆东方部检索敦煌写卷和汉文典籍，阅读五百余卷汉文和回鹘文写卷，并做详细记录，有的拍成照片。1937年赴德国访问柏林科学院及各地博物馆，考察劫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同年末赴巴黎，研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938年携数百万字手抄资料返国，先后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并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2年9月至次年7月及1944年，两次考察河西走廊古迹文物。第一次住莫高窟九个月，考察阳关、玉门关、千佛洞、榆林窟、万佛峡等遗址，对莫高窟、榆林窟部分洞窟做考古学记录。其间，访查散在敦煌当地的藏经洞写卷，将具有重要价值者，如任子宜藏《六祖坛经》、神会《坛语》及《寿昌县地镜》、《唐代地志》等录存，辑成《敦煌余录》二册。1943年于重庆《大公报》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建议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并设立管理、研究机构。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图书馆。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副所长等。1951年赴新疆天山南北考察东西交通遗址及石窟寺。译有《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勒柯克《高昌考古记》（未刊）；撰有《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唐代俗讲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敦煌》（与常书鸿等合著）；编有《敦煌变文集》（与王重民等合编）、《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等。还著有《中西交通史》、《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方之影响》、《郑和航海图》等。
1942年9月25日，向达先生从渝抵兰，10月1日始西行，3日从武威至张掖，5日下午抵酒泉。10月8日自酒泉西行，下午抵安西，10月9日中午抵达敦煌。向达先生在他的《西征小记》中记载：
自安西至敦煌，旧为四站，二百八十里。（民国）三十一年（1942）尚无公路，汽车即循大车辙道，顺三危山取西南向，在戈壁上行，道路颇崎岖。出安西西门，沿飞机场西南行，七十里瓜州口。瓜州口北四五里瓜州废城，盖清代之所筑也。南行里许一小庙，四壁壁画残存少许，藻井画亦未全毁，尚是五代之物。自瓜州口西南行七十里甜水井，水苦涩。贰师将军之悬泉据云即在甜水井南十余里三危山下，俗名吊吊水，以其出自水崖，故名。又七十里疙瘩井，又七十里敦煌城。余于三十一年十月九日午抵敦煌，下午即去千佛洞，住其间凡九月。中于同年十月中旬至南湖一访阳关遗址，三十二年三月往游大方盘、小方盘，探玉门之胜迹，访河仓之旧城。其年四月复自敦煌至南湖，由南湖北行越中戈壁以至西湖，再访玉关，然后东行以至敦煌。五月至安西，礼万佛峡诸窟，历时一周，复返千佛洞。七月遂东归返川。
回渝后，先生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及其他连带的问题》。
1944年，向达先生以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的身份再次来敦煌。这次来敦，他对千佛洞壁画艺术进行了详细考察。这年春天，他在敦煌南沙山中发掘，考察组的工作站设在沙山佛爷庙内。
两次敦煌之行中，他还发现了一个石刻经幢残石，一个经幢残本。“1943年旅居敦煌，偶过党河，访沙州旧城，闲游近村，至岷州坊的一座庙里，因发现这一块残石。此外，地上还有被乡人打破的残石两块，中间凿一小窝，作为捣香末用的石臼。石面上残存夔龙纹和一些字，字是六朝人隶书，笔势甚为飘逸。”“1944年在敦煌，从一位私人那里看到又一个古刻文字，也是与《缘生论》有关系的文献，据说这也是一个经幢，上断刻文字，文字下有菩萨六尊，每尊上分别刻有六封记号，菩萨线条极为遒丽，书法亦是北魏一派。原石大概是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左右，发现于千佛洞南之老君堂，后为当时敦煌士绅埋之于千佛洞对面三危山上王母宫的后阁下。埋葬之前，有人将原石的佛像和文字拓了一份拓本，我所看到的就是那一个拓本。”遂于1963年第一期《现代佛学》上发表了《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谜字因缘经经幢残石》。
1944年在敦煌时，他还在一位叫荣甫先生处看到一个六字真言石碣拓本。当他看到这个拓本中功德主西宁王速来蛮的妃子及子之名在《元史·宗室表》中未有记载，而在此找到答案时，欣然提笔，在拓本上边写下了一段题记：
元至正八年莫高窟造像碑，在今敦煌城东南四十里之千佛洞。千佛洞初建于晋穆帝永和九年，苻秦元魏继为恢弘，李唐一代始臻极，盛唐人称之曰莫高窟，易名千佛洞，当在明清之际也。碑具梵、藏、汉、西夏、八思巴蒙古字及回鹘文。凡六体书皆崦（an）、嘛（ma）、呢（ni）、八（ba）、米（mi）、吽（hong）。六字真言各种文字对音，字内唯居庸关石刻应备此六种文字。而幅钜盈丈，毡墨匪易，是以其流传反不若绝塞。此碑之广幸欲？抑不幸欲？吾鸟得而知之，碑中功德主速来蛮西宁王名见《元史·宗室表》，顾未著其妃子及子之名。此碑题名适可以补史之缺，金石文字有盖于史于此，又获一证矣。卅三年六月重游敦煌。
荣甫先生出此新拓墨本，属题目为漫识数语还之。六月十一日湘西向达谨记于沙州故城。“
1943年至1944年向达先生写成了《西征小记》，1950年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上。
（《敦煌学大辞典》）
橘瑞超（1890—1968）
日本人。生于名古屋。1908年在京都市真宗中学就读时，奉大谷光瑞之命，参加大谷探险队第二次中亚探险，与野村荣三郎同往新疆，在吐鲁番、楼兰等地考察并进行发掘。1910年至1912年，再次前往中亚，在和田、吐鲁番、楼兰等地发掘，并至敦煌搜购经卷。后在京都、旅顺等地整理大谷探险队收集品，编有《敦煌将来藏经目录》，是第一部分类编排的敦煌汉文文书目录，后由罗振玉发表在《雪堂从刻》。著有《中亚探险》等旅行记；还编成《二乐丛书》四号，整理刊布所获重要佛教文献。自藏五十五件文书资料，捐赠龙谷大学图书馆，被称作”橘文书“。因参加探险队时乃青年僧人，无考古经验，故对西域古物多有损坏；研究水平亦不甚高。中央公论社1989年出版的《中亚探险》新版卷末，有金子民雄所编《橘瑞超略年谱》，记其生平事迹颇详。
橘瑞超在1910—1912年参加大谷探险队第三次中亚探险时，与吉川小一郎来敦煌。根据吉川小一郎的《支那旅行记》（《新西域记》下卷），现将其在敦煌的活动辑录如下：
明治44年（1911）
9月15日，（西安）电报局长拿来了唐代经卷。赠他刺绣品一块、罐头四个、茶叶一筒。经过努力得到了这个经卷。
9月17日，争取到了有三藏法师题名的唐经。
9月22日下午，（踏实堡）村民拿来了维吾尔文书断片，说是从桥子南塔得到的。我立即收买了。
10月5日，晚6时到达敦煌。
10月10日，向东南行约40华里，来到了千佛洞。与道士商量，想要所藏唐经。后商谈长时，终于达到了目的，同意改日仔细调查，6时半回到住所。
10月14日，夜，从缠头的”阿弥陀洪“那里得到唐经1卷。
10月16日，到（千佛）洞内，得到经文断片。
10月19日—22日，这几天粗略看完千佛洞。
10月23日，早上到洞窟详细考察，从诸像中选了两身最精美、又无什么损伤的像，与道士交涉后，购买收入行李。
10月25日，千佛洞的道士来了，给了他11两白银，作前几天得到唐经的谢意。
11月9日，拍摄唐经2卷。
12月23日，千佛洞道士来，说是为募集修理洞窟资金到肃州去了，似乎因处乱世从衙门没有得到经费，因此想把所藏唐经卖掉。这次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我看他拿来的这些不好，要他把良品拿来，可他没有答应。看来这个道士很狡猾，可能是与房东合谋搞的。
明治45年（1912）
1月7日，千佛洞道士拿来了像是蒙古文字的经卷，可我鉴定不了。期待橘氏早日到来。
1月19日，昨天农夫拿来了2本唐经，2两2分银子购买了。
1月22日，一位中国人拿来4件唐经，其中1件是从未见过的良本……遂以5两买到4件。
1月26日，上午11时，一缠头闯入，便是橘氏。
1月30日，下午同橘氏去千佛洞，6时半才到。
1月31日，夜9时，道士按约定的那样拿来40余件唐经。道士的表情和动作宛如贼在搬运赃品似的。问他还有吗？他又拿出40余件。
2月1日，两位（吉川、橘）赴道士室看柜子里收藏的经。有好多唐经，与道士交涉，得到唐经169件，装在马背上。下午3时20分离开千佛洞。
2月2日，下午4时千佛洞道士来。终于用300两买下了这169卷唐经。
今天先交付100两，约定等拿来更好的经卷时再交付其余200两。
2月3日，晚7时道士拿来200件经卷。好象故意夹进了假的，因此，一直干到半夜才分出上、中、下三类。房东很狡猾，拿出1件唐经，说是值150两。我说给3两作为附加也带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