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辅导员是学生心中的一面旗帜。
尽管信息多元化和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但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自己心中的偶像。实践证明，辅导员通过自己辛勤工作、自己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已经成为学生心中的一面旗帜。
辅导员最终要解决的，是正确地引导和指导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们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具有较高的政治敏锐性、政治洞察力和政治鉴别力，具备坚定的政治品格和较强的法制观念，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关系；品行端正、诚实、谦虚、公正、廉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他们通过掌握多方面的现代知识，融入青年学生，通过平等、开放的交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大学生终身学习的示范者，成为学生心目中的一面旗帜。
以上是对学生辅导员角色定位常见的集中分类。在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辅导员担任的角色还有很多，分类也很丰富，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附】（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辅导员的作用超过父母》，《中国青年报》2007年03月26日）
辅导员的作用超过父母
河南科技大学招聘8名学生辅导员， 竟有近300名硕士生报名应聘；上海师大14个学生辅导员的名额，引来230多名硕士、博士生竞争，甚至还有“海归”和博士后。
最近，本报陆续报道了一些高校辅导员岗位受热捧的消息后，有人提出质疑，是不是硕士、博士就能当好辅导员？ 那么，什么样的辅导员是好的辅导员，当今的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辅导员？ 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张保庆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他对自己的辅导员感情很深，他告诉记者，大学辅导员对他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以下是张保庆的回忆：
从我的经历来说，大学辅导员对我生活上、政治上的影响和关怀都很大，对引导我过好大学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到了大城市，进了高等院校，对我来讲是一次人生的转折，眼前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我一方面感到豁然开朗，另外一方面，也深感有许多事不懂，特别是大学生活该怎么安排，到大学以后怎么要求自己，怎么和周围同学处理好关系……这些都是我需要学习和思考的。
我在大学先后碰到过3个辅导员，他们在不同方面对我帮助都很大。
我的第一个辅导员叫张万科。当时他很年轻，可能还不到30岁，穿一身蓝色的中山服，平头，口才也不错。 那时的辅导员没有架子，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他给我的帮助是很全面的。 生活上，对我非常关心，政治上也始终鞭策我、督促我。
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当时我家里很穷啊，上学的盘缠是靠我母亲流着眼泪东挪西借凑起来的，到了大学之后需要申请国家助学金。
那时的助学金有三个等级：一等18元；二等15.5元；三等12.5元，而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是15.5元。 到学校之后我根据家庭情况申请了一个三等助学金。这意味着我每个月生活费还缺3元，需要家里补贴。没有想到，两个月后，辅导员张万科就找我来了，他见我面说：“张保庆，根据我们对你家庭困难情况的了解，你应该申请一等助学金。 ”我没好意思说话，后来是辅导员自己跑去把我的助学金从三等改为了一等。
从此，我每月能拿18元的助学金，扣除了15.5元的伙食费外，还能余下2．5元，可以买点日用品。 就这样，靠着国家助学金我走过了大学时代，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是让我感到辅导员对学生体贴入微、对学生的观察很仔细、对学生的责任心确实很强。学生思想上有些活动，不用自己去找辅导员，辅导员会及时来找你。这种负责精神也直接影响了我，在我后来的工作生涯中，我把对人的关心、对下属的关心，始终当作一件很大的事情来考虑。
因为家里穷，我来北京上大学时，带的是母亲手做的一床土布被子、一身土布衣服。 在学校，我们睡的是木板床，到了冬天，我的被子基本上是垫一半盖一半。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没有回家，辅导员到宿舍来看望大家。他刚刚坐在我的床上， 立即惊讶地站了起来，“咦， 这床上怎么没有褥子呢？ ”后来他知道是我的床便立马追问时，我回答说：“我本来就没有褥子。”辅导员知道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走了。 第二天，他买来一床棉褥送给我。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老师的爱心，感到了温暖，并把老师的这种行为当成自己的榜样。而且，还觉得自己如果不把学习搞好，不好好做人做事，就对不起老师。 几十年来，不管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忘记。
我到大学之后，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担任过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因为我是贫困学生，对党的感情很深，发自内心地认为没有共产党，我就上不了大学，于是对社会工作很努力。 但因为“过于努力”，有时分寸掌握不好，往往对同学要求过严。每每出现这种情况，辅导员都帮助我仔细分析，告诉我哪件事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哪件事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有时候工作偷懒了，辅导员一旦发现，批评也很严厉。
举个例子。 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有个特点，大城市的孩子多，女孩子多。当时学校经常要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劳动。我是个农民的孩子，看到一些城里孩子干活娇里娇气就很不耐烦，就嚷嚷，有时还公开点名批评。
辅导员在一旁观察到了提醒我说：“你这样做可不行，让学生参加劳动本身就是锻炼，应该允许有个过程，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对同学的态度，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冷眼看待。”这些批评都是很尖锐的，也都起了作用，后来我们整个班级的团结都搞得很好。
那时候辅导员做学生工作不是“哄”，也不是“捧”，而是严格要求，有问题就批评，有时还批评得很厉害，一点都不留情面，那种爱是一种真正的爱。
记得有一次，班团支部在讨论发展一个同学入团的时候，支部书记有不同意见，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支部书记很不服气，告到辅导员那里去了。 辅导员问清了情况之后批评了我，他对我说：“人家是团支部讨论，你不过是列席参加，也是群众中的一员，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 但也应该允许人家发表不同意见，应该允许讨论。你不能干涉人家，更不能用你个人的意见代替别人的意见，而且在你支部会上当面批评人家也是不对的，你可以下来以后同支部书记交换意见。这才是正常的工作方法。
不能因为你是系里的学生干部，就以势压人！”他给我讲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千万不能急躁，一定要注意方法。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方法，好的工作愿望也实现不了。
这些事情对我后来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学会了尊重别人，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下允许别人有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在政治上，辅导员给我指导是很具体明确的，但也是很严格的。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递交了入党申请， 辅导员几乎每个月都要和我谈话，特别是在入党动机上，反复找我谈话，让我明白一个党员在政治上的标准。我不觉得这些谈话是形式主义，也不觉得不断提出的要求是多余的，反倒是觉得辅导员每和我谈一次话，我都很有收获，使我进步很快。在入大学的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6月，我被批准入党，成为我们年级的第一个预备党员。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辅导员和我们分开了，但辅导员始终教导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正派做人，都要守住自己的人格、良心。我记住了辅导员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背自己人格、良心和道德的事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投机取巧、落井下石的事情，在一些大的风浪中，我都坚持自己的判断。
辅导员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在很多方面超过了我的父母。 特别是大学初期，正是年轻人确立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时候，非常需要这样的帮助。所以我认为，辅导员制度是很成功的，我终身都不会忘记辅导员给予我的教导、帮助。
在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的进程中，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逐渐独立、规范，越来越需要专门组织和专业人员进行统一管理，过去的单纯的政治辅导员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态势，于是，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渐渐成为一种必然。然而，要实现辅导员的职业化，并不是朝夕间轻而易举的事情，单从高校制度、管理体系、辅导员自身定位等方面来说就阻力重重，如观念陈旧、考核体制不健全、个人发展前景模糊等。 如何打破这一困境就成了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
辅导员走专业化培养和职业化发展道路， 不仅是要解决辅导员的“出路”，更重要的是如何增强辅导员岗位的职业吸引力，如何增强辅导员工作的事业感、成就感，如何构建辅导员职业的人生价值实现模式，逐渐破除现行的鼓励辅导员“出路在于转行”，逐步完善激励辅导员“岗位成才”、“岗位发展”、“岗位奉献”，建立辅导员考核、奖惩、晋升的一系列长效机制，强化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职业性，以吸引一大批优秀人才成长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家。
从实践来看，辅导员走专业化培养和职业化发展道路，逐步建立起严格的资格准入制度、科学的工作规范、有效的评价激励机制，可以增强辅导员的教育意识、管理意识和服务意识，打造一支具有良好敬业精神、较强工作能力、深厚学术素养的职业辅导员队伍，使辅导员成为学校中不可或缺、具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使辅导员工作成为优秀人才能够终身从事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