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练且务实的政治家晏婴，对孔子的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孔子只能是一位在政治上充满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并不适宜当时齐国的社会情况。所以晏婴在孔子的任用上，投了反对票。
其后，景公就在对孔子官职任用上持模棱的态度，只是偶尔请孔子参与一睚政事。同时，孔子的先进思想损害了部分士大夫利益，因此齐国的大夫要杀害他，他不得不离开了齐国。
6.孔子参政
孔子回到鲁国后，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被赶出鲁国的鲁昭公在晋国去世。鲁定公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然而他也只是一个傀儡，政权仍由季平子把持着。
可世事难料，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季平子逝世，他的儿子季桓子继任，可季桓子还是没有斗过家臣阳虎，于是，鲁国成了阳虎的天下。
此时，政局不稳，各派势力都想拉拢孔子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但都被孔子拒绝了，阳虎亦阴谋造反。
阴谋造反之事败露后，季桓子联合孟孙氏和阳虎展开战斗。
双方战斗得死去活来，后来阳虎有些力不从心，败下阵来。
鲁定公派武将申句须和东颀各带兵车100乘，前去追杀阳虎。经过几次拼搏、追杀，终于将阳虎的士兵击溃。阳虎扑灭三桓的阴谋破产了。
阳虎单枪匹马，逃到齐国。定公九年，鲁国派兵讨伐阳虎。阳虎又奔齐、奔宋，不久逃到晋国，被赵简子收留。
阳虎事变之后，鲁国政局仍然十分不稳。鲁国统治者为了稳定国家的政局，发展国家，聘请了孔子做中都宰，后任司空，再后来任大司寇，直接参与内政外交，代行相国职务。
孔子就任官职后，锐意改革政治，极力实施礼治政策。
孔子的礼治政策实施之后，成效卓著。鲁国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犯罪行为日益减少，百姓们礼貌且文明。其它国家听到这件事后。也都纷纷效仿，改变治理国家的策略。
孔子为官虽然为期不长，从鲁定公九年到十三年前后不过4年，但却是孔子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日子。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孔子这段美好的记忆之中吧！这还得从鲁国政府为什么要聘用孔子，请孔子出仁说起。
当时鲁的相国是季桓子。正当季桓子踌躇满志出任之时，他遇到了阳虎事变，几乎命丧黄泉。死里逃生的季桓子需要物色贤能之才，辅佐他处理内政外交的事务，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想到了孔子。
季桓子从心里想聘用孔子。委以重任，于是他向鲁定公提出了这个想法。
鲁定公早已听说孔子是一个有学识的君子，而孔子到齐国两年，深得齐景公的信任，但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任用，可见他的政见不怎么高明。犹豫之下，经过一番推敲，便决定先到地方上试试，如果确有雄韬大略，再提升到朝中任用不迟。就这样，鲁定公委任孔子为中都宰。
中都是鲁国西北部的一个城邑，离曲阜不远。中都宰是中都邑之长，相当于现在一个县的县长。虽然职位不算高，但是孔子还是挺珍惜这次实践自己愿望的机会，决定尽心竭力把事情办好。
孔子上任之前，带了子贡、颜回等几个弟子深入民间，体察民风民情。只见中都城外一片荒芜、杂草蔓延，人们纷纷出城讨饭，路旁饿死鬼的白骨成堆，好不悲惨啊！孔子简直是痛心疾首。
进入中都城内，城墙四处倒塌，房屋矮小破旧，街道狭窄泥泞。街上游民流荡，乞丐成群。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都的民情，孔子先后拜访了三老、乡绅和当地名流，探询解决问题的方案。经过详尽的调查和研究，孔子开始制订治理的措施和方略。
孔子首先召集书史差役开会。告诉他们，全体留用不动，以1个月为期限，在这1个月内办事公正认真、为人廉洁诚实的留下，偷懒消极、贪赃枉法的除名。孔子还宣布了6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1.发动全邑农民，加固堤防，开渠凿井，预防水旱灾害。
2.设立多个工场作坊，安置无业游民和乞丐。
3.以仁德教民，改良地方风气，组织人员到下面讲仁、讲义、讲礼、讲德，讲居家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
4.劝导工商小贩做生意买卖要诚实守信。
5.提倡节俭，要求衙署役吏一律穿布衣，戴布帽，出外一律步行。
6.在金邑四乡添建学堂，让少年一律入校读书。
孔子这6条措施实行了1年以来，收效显著。中都迅速从百废待兴，发展到百业兴旺。百姓们过上了温饱的日子。社会治安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讲究礼仪，知廉耻，上敬老，下爱幼。社会一片祥和、安定的局面。中都大治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鲁国内外、中原大地。
一天，孔子正执行公务之时，一纸差令打断了孔子的聚精会神。展开绢帛一看，上面赫然写着：
“孔卿，政绩卓著，寡人欲委以重任。即返都城，速速勿误。”
孔子喜出望外，收拾行装，踏上回归曲阜的行程。
他刚走出自己的屋子，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门外挤满了前来送行的男女老少。他们当中有与孔子共事的差役，有富甲一方的乡绅，更多的是普通的黎民百姓。他们你推我挤地往前拥，手捧着自己珍爱的礼物，争着要给孔子送礼物。
孔子站在屋前，涕泪纵横。
回到都城后，孔子马上进宫见鲁定公。
鲁定公对孔子的政绩非常满意，又见孔子对自己的雄才大略十分自信，便委任为大司寇。
大司寇是鲁国的最高司法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司法部部长。大司寇是跟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并列，位同卿大夫。孔子作为一个非贵族出身的平民，被提升为如此高的职位，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
刚刚上任大司寇的孔子，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案件，不急不慌，有条不紊地清理长期未了结的官司。
古时候的春秋时代，法律条文规定得并不明确，长官只是凭借个人主观意志判定案件。可是孔子当司寇，却一改往日旧的常规。每次在判决之前，总是详细了解案情——向有关此案的人征求意见。孔子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最后的裁决。孔子这种民主办案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啊！
孔子执法，虽然对触犯刑律的人加以惩罚，甚至处以重刑，但更重要的是以仁德，以礼教教化人民。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是对，怎样做符合“礼”，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
孔子任大司寇期间，待人谦恭，与大臣们紧密配合，使政通人和，全国上下对孔子十分满意。
孔子任大司寇以来，鲁国发展迅速，邻国争相仿效。这给齐景公称霸的梦想以沉重一击。
一天，齐景公遇到太宰黎且献计夹谷结盟。于是黎修下一封国书。邀请鲁君于6月15日，在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县）举行友好大会，永结两国盟好。
做为弱国的鲁国收到齐景公的国书，搞不明白齐景公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事关重大，马上召集大臣商量对策。
对于此事，季桓子、叔孙州化、阵孙何忍和孔子都发表了不同观点，最后决定按孔子的想法去办。鲁定公并邀请富有学识、勇敢、机敏的孔子一同前往。
孔子踌躇间想到：如何避免齐国的威逼要挟，为鲁国保全声誉，确实难度极大。会盟也可能是一个大大的陷阱，名为两国盟会，实则暗藏杀机。但是身为国君重用的大臣，应以社稷为重，哪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与否？荣辱与否？既然大家如此信任我，就接受命令吧！思考到这里，孔子向定公及大臣们施礼道：
“微臣感谢主公、各位大臣的器重。臣领命！”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6月15日，申句须和乐颀率领战车500乘，经过两天的跋涉，护卫着鲁定公来到了夹谷会场。
齐国方面的代表，是齐景公和宰相黎。
齐景公和鲁定公朝南落座，其他代表也都各就各位。
互相行礼后，齐国的司仪便出来向景公报告说：“请奏四方之乐。”
景公点头说：“可以。”
乐声一停，两国国君各自烧上3炷香，齐君以东道主身份致欢迎词：
“齐鲁两国，世代友好。齐欣闻鲁国大治，国泰民安。特聚会以示祝贺。并约请鲁国永结同盟，亲如兄弟。齐国有难，鲁国相救，鲁国有难，齐国也不会袖手旁观。天地作证，决不毁盟。”两国相礼登坛，祭拜天地，卫士准备好祭酒，歃血为盟后，将酒饮尽后又重新入座。
黎：“齐鲁会盟是两国盛事，不可无乐无舞，臣已备好乐舞前来助兴，请两位国君观赏。”
于是，附近一群莱人手持旗旄以及矛、戟等兵器鼓噪而至。他们一个个手持剑戟、族旄，在定公面前摇来晃去，如群魔乱舞，奔走咆哮，吓得定公面如土色，浑身颤抖。
孔子一看，觉得情形不对，怒发冲冠，双目圆睁，也顾不得礼仪，三步并作两步跃上台去，登上台阶说：
“两国君主友好相会，而裔夷之俘用武力来捣乱，您齐国国君一定不会用这种手段对待诸侯吧？周边地区图谋中原，夷人扰乱华人，俘虏侵犯盟会，武力威胁友好，这对神灵是不祥，在德行上是失义，对人是无礼，您齐君不会这样做吧？”
齐景公听了孔子这番有理有据的谈话后，自觉心虚理亏，不能作答，连忙命令莱人立刻离开。
盟会结束后，景公设宴款待定公，但孔子很是不放心，担心齐国另有图谋，可能在宴会上拨弄一些是非也未可知。因此，孔子立刻对景公的近臣说：
“齐国和鲁国的旧典，您难道没有听说吗？事情快要结束，而又设享礼，这只能使办事人员徒劳。而且牺尊、象尊这些礼器不宜拿出国门，钟、磬等嘉乐不能在野外合奏，在此设享而动用这些东西，是很不合礼法的，这也有辱于贵国君主的名誉。所以，依我看来，这宴会还是不要举行的好，请您向景公谏言。”
景公听到孔子传来的话，不觉得有点惭愧，决定把宴会取消了。
晚上，景公君臣二人默默相对，终于，景公开了腔：“我怎么责怪你才好呢？你看，孔子是遵循古人礼仪引导他的国君。而你为什么只知道用夷狄之道来向我建议？让我尽失颜面？”
黎仍默不作声，今天输了的，明天一定赢回来，想着想着，他一拍大腿，说：“有了。”
第二天，是齐鲁双方正式订阅盟约的良日，盟约初稿共9款，是由齐国一方事先拟订好的。初稿交到鲁定公手里，他逐行细看，突然发现有这样一款：
“齐国出征时，鲁国须出兵车300乘相随，否则是破坏盟约。”
“这分明要鲁国自己接受齐国附庸国的地位！岂有此理！”孔子不住地在颤抖。
会上，孔子一再要求齐景公对这一款做出解释。齐景公自觉理亏，憋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齐鲁既已结盟，就应来相助。”
孔子赞许地说：“这道理讲得好啊！那么，同样，过去齐国侵占我鲁国的土地，若不归还鲁国也是破坏盟约。”
齐景公无言以对，被迫答应把过去侵占鲁国的全部土地归还鲁国，并且把它写到盟约之上。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夹谷会盟”。
夹谷会盟的胜利，不仅与孔子的博学多才有关，更体现了孔子政治家、外交家的才智。
夹谷会盟为鲁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他受到了鲁定公的重用。
鲁定公十二年的夏天，孔子在政治上已有相当的基础。他想利用这阵和煦的春风，进行大刀阔斧的内政改革。
他进一步想，要使鲁国政治走上正轨，必须削减三大夫政治权势。
在孔子看来，当时鲁国最大的弊病就是鲁定公有名无实，只有虚位。卿大夫“三桓”专政，掌握实权。而三桓又被他们各自的家臣控制，三桓对他们的家臣也都无可奈何。因此，整个鲁国的统治集团，名与实颠倒，这就是“君不君，臣不臣”，这就是礼崩乐坏。而这种混乱局面，突出表现在“三桓”势力过大。
要想彻底改变鲁国政治的混乱局面，必须“强公室”，就是要树立国君（公室）的绝对统治权；必须“抑三卿”，要削弱季桓子、叔孙懿子、孟孙何忌这三家世袭大夫的实力，要他们（尤其是季桓子）严守臣道，不得超过君臣之礼。总之一定让鲁国循着周礼，按着贵族等级制度治理国家，使人民安定。然后以“仁政”、“德治”的鲁国为基础，推而广之，扩大影响，尊天子，服诸侯，统一天下。这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是他一生追求奋斗的目标。
但是，公开提出“强公室”、“抑三卿”无异于引火烧身，以卵击石。三桓是断断不会同意的。
颇有政治智谋的孔子深入分析了鲁国各方面的力量，他抓住了三桓与各自家里之间的矛盾，决定从这里入手解决问题。
春秋时期，国君为了奖赏诸侯、大臣，实行分封制度。诸侯各国的卿大夫都有自己的封地，称为“邑”，或称“采邑”。这些卿大夫连同他们的家属都住在都城，他们把采邑派给家臣管理。在他们的封地内建立城堡，组织起武装分队，有的城堡还发展成规模很大的军事要塞，鲁国季民的费邑，叔氏的邑，隈氏的成邑就是这样的要塞。
三桓费尽心力地经营三邑，本来是为了加强实力，但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原想受其益，乐得清闲，不料反受其害，被一些野心勃勃的家臣所利用。一些家臣以城堡为据点，扩张实力，以至发生叛乱。虽然一些叛变事件被平定，但家臣势力仍很大。
根据三卿与各自家臣这种尖锐的矛盾，孔子续密地制订了“拆三都”的计划。
“拆”是拆毁的意思，三都指季氏、叔氏、孟氏三家大夫的家臣所盘踞的三个城堡。“拆三都”就是要拆毁被三卿家里分别盘踞的费都、都、成都三个城堡。孔子思忖再三，决定以“贬家臣”为名，进行“强公室”、“拆三都”的实际活动。
这些计划孔子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向鲁定公禀明，并赢得他的支持。
一天，鲁定公召孔子进宫问政。鲁定公看了看孔子，满意地说：“寡人有爱卿辅佐，如今的鲁国可以说是既无外忧，又无内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孔子故意提高声调说：“居安思危啊！鲁国当前的政局依然很严峻，可以说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鲁定公不以为然地说：“爱卿不必危言耸听，故做惊人之语。”
孔子严肃地说：“三桓的家臣势力越来越大，他们飞扬跋扈，犯上作乱早有预谋。随着他们实力的扩张，其兵马越来越多，城墙越筑越高。三桓扶植的私人势力，与公室分庭抗礼。主公，您不会忘记当年的阳虎之乱吧？这些家臣的贼心不死，这些祸患不除，国家就没有安宁的日子。”
鲁定公说：“那么，应该怎样防备才好？”
孔子说：“按周朝的古制，‘大臣家不藏甲（甲指军队），大夫没有长度超过300丈、高1丈的城邑。现在，费都、都、成都的城墙早已超过了规定。这些城池坚固，家有甲兵之藏，最危险的事，臣的叛变，大都是由此而起。最好是把城池拆掉。”
鲁定公不听则已，一听吓得目瞪口呆，重复着孔子的话，问道：
“拆毁三家城邑的城墙？那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肯定不答应。”
孔子说：“不答应，但他们最后会同意的，理由有二：
第一，城墙太高，违背周礼；
第二，这是更重要的，目前盘踞费都的公山不狃，盘踞都的侯犯正蓄意与季孙氏、叔孙氏为敌。主公此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联合三家，一起发兵，制止叛乱。三家求之不得，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鲁定公听完之后，心虽放下了一半，但仍惴惴不安地说：“如果他们不听命，如何是好？”
孔子斩钉截铁地回答到：“那我们就派军队强行拆毁。”
孔子“计拆三都”的计划终于得到了鲁定公的支持。与此同时，季桓子和叔孙风正急于消除叛逆的家臣，因此也积极配合这一行动。
“计拆三都”这一宏伟的计划分三大步骤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