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余秋雨
我对西安不熟悉。西安老是我过路的地方。来过一次，只上了大雁塔，再哪儿也没去。所以这次有机会到西安来，相会这么多的朋友，朋友也都是趁这个机会在这儿聚会见面，比如上海的朋友在上海也见不到，在这儿却见到了，觉得很开心；而话题呢，又都是与我们有关的评论美文、散文，见到的人又都是我们老是在文章里见到的人，所以有一种巨大的亲切感。我相信这几天一定过得很愉快。我读的杂志不多，但《美文》是一本见到就要翻的杂志。因为老在外面，很少回到我的通讯地点上海，所以也不是经常看。但是我觉得《美文》和我喜欢看的几本杂志，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杂志就像人一样，有的人即使很遥远，或者和自己的性格脾气有差距，但是我很想和他亲近，很愿意和他讲话，尽管我还没有和他交朋友，比如《美文》我现在还没有稿投给它，这很遗憾啦！就像这样的朋友交往一模一样，杂志也是一样。有几个杂志是我喜欢的，《美文》是一个。它是那样地平静，那样地厚实。你不用担心它里面有一种非常难过的东西来冲撞你，我指的不是说有哪些文章在批评我，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有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情绪来冲撞你。有些杂志的确是这样的。有的杂志使我感觉我什么都可以接受，我们什么都可以穿越，但却像有些人那样，我们却很难与它交朋友。可以批评别人，也可以有很尖利的文章，但它总离不开自己的风范，离不开自己的高贵，离不开自己基本的人生尺度，它有一个基本的上限和基本的下限，然后决定它的人格。人是这样，杂志也是这样。《美文》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面对它犹如面对一个愉快而高贵的朋友。看到它很愉快。有的杂志也能读到一些很好的文章，但是当你读过两三篇实在不愉快的文章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遗憾啦。这不愉快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里面出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极左的气息，或者伤害人格的气息等等。
现在人们的文化程度高起来了，能够写文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韩小惠说陕西遍地都是散文家，我想其他地方能写散文的人也比较多了，虽然没有陕西作者写得那么好，但也是很多了。那么这些能够写文章的人的生命信号，能够广为传播，而且是集约性的方式广为传播的，我看就是杂志。写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还真写得不坏。我看到“文革”时两派武斗所写的传单都写得非常漂亮。我认为那就是很漂亮的散文，也不知哪位散文家在当时的武斗中做了宣言的起草者？也就是说很邪恶的情绪也可以用非常漂亮非常尖利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集约性文化传播的重镇或者发射点，应该说是杂志了。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美文》是一个令我们感到愉快、能让文化良知积极起来的、发射开来的、并且由于它不断这样地发射，于是有许许多多的读者，也抬起头来，等待着它的点播的这么一个杂志。这使我由衷地对五年生的《美文》表示祝贺。
如果让我谈一点想法的话，我在想一个问题，即大散文的问题。也就是平凹一开始就倡导的比较多元又非常令人感到神往的大散文的境界。我很赞成把大散文这个概念或者把美文这个概念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美文不再停留在惟美主义的层面上，不再停留在外部文笔上的过于诗化、过于离开生活的滥情溢美的东西。不要这样，大散文也不是非谈历史不可，或者非要达到五千字的篇幅不可，大和美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大和美如果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它也许更好一些。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在宣扬着一种所追求的精神高度。不是文章的外部形态，是我们写作人必然具备的精神高度。我个人对散文写作的体会是，哪篇散文能够写得比较长一些，自己也容忍读者有的时候也容忍的长，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困惑。内在的困惑越大，文章内在的张力就可能越大，那么容忍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看到一些散文写得很长，但里边问题不是很多，困惑也不够诚恳，只是用美丽的句子讲述一个历史故事，我认为它就够不上大的文化散文。它里边没有一个感动人的机缘，那就是作者没有非常诚恳的带有自己内在生命的一个问题、一个困惑。有一些文章，评论家说受了我的影响，但却和我不太一样。比如我在写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对这么一段非常精彩的历史，我个人没有困惑，如果没有让我始终坐立不安的东西，我还是很难动笔。历史那么多，故事也那么多，我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写它？我又不是小学教师要给学生们讲这些，我是一个读者，以非常诚恳的态度，我要把我内心的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提供出去，而且提供得叫对方也能够受你问题的感染，而不是受你所讲的故事的感染。两者是大不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些有社会良知的人，我们处于社会的转型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遇到了许许多多有关人本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有良知的文人，面对这么多的问题，能够很好地在文章中把它传达出来的话，这个文章就有力度，就有真正意义上的感染力。这些话就与《美文》共勉了。希望在今后的散文写作、散文编辑、散文出版过程当中，尽量讲究多元，但是能够投入大量篇幅，重新唤起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唤起文人的对社会推进的某种力度。这样的话，散文的意义就比以前大得多。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候，很难对散文进行文体性的考究了。有记者问我有些大学老师觉得你的散文文体这样讲那样讲都不太合适，那么，我认为对散文文体性的讲究并不重要，它是追随性的东西。不要被已经溶入历史文化的文章的外部格局所迷惑。如果被迷惑的话，就会形成一个令人讨厌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就会成为散文最终离开了社会、离开了好多读者的重要原因吧。就在反对我们的散文过于走向萎靡状态的时候，也不要走到这个死胡同里去。希望年轻的读者不要进行这样的尝试，而是应有更为诚恳的困惑，贯穿在我们的文章里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散文，包括美文在内，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能起到文化领先和思维领先的作用，这可能是重振文学的思想权威了。这不仅仅是文学界的问题。这个困惑不仅是对历史的困惑，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困惑，也是对未来的困惑。现在我们面临多少问题呀！对历史要清理，要思考，但实际上，正如记者问我你现在在想什么？我说我觉得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现在的电脑网络，几乎改变了我们前几年的空间观念，我们原来认为重要的界限，慢慢地被淡化了。原来一些科技产品，我们在“科技之窗”之类的介绍中才能知道，现在却走进我们的生活之中，引发我们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像我当年最早开始写文化革命的时候，面对我们历史的巨大的困惑一样。面对我们眼前的生活，那困惑非常非常地大，我们将会怎么样？我们毫无疑问要走进去，走进去以后，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情感方式，我们原来的时空观念，将是怎样的情景？当已经出现的时候，我的读者和我的人民将会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如果你要和他们在一起的话，想让读者永远在读你的文章的话，你不能躲避这些问题。如果面对这样一种现状这样一种现实，我还躲在历史的牛角尖里，我觉得不是太诚恳的做法，我会不这么做。我写历史文章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个要求，大家大概已经知道，我要写的话，首先要到达文化现场，到那儿去，到那儿去比看历史资料要重要。到那儿看看有没有问题在环境当中能使我产生巨大地冲撞感，有冲撞才去写，写的时候才找有关的资料。写历史题材是这样，写现实题材也是这样。这就注定自己不断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了很多，写得很少。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思考。写文章的人这么多，每个人都走得多写得少，但集约在一起就非常可观了。那么，就会变成一种让所有处于现代冲撞当中有一种中国式尴尬的人们，在面对未来空间的现实的问题上，能够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气概。我们目前的活力就在于它脚踩着雄厚的文化背景，它居然又生存在现实世界和有着走向未来世界的气概，这气概是大好气概，有这种气概的文章，哪怕是很短的散文，在我看来也是大散文，也是美文。
这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人形的豪猪既不止我一个，最好是把自己的大大小小的刺毛收敛一下，不必像孔雀开屏似的把自己的刺毛都尽量的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