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艺术担当着超越两个层次的生活缺陷的使命。一是弥补个人庸常生活的局限，给人以丰富的精神生活和休闲娱乐。一是在想象中改善社会生活现状，完善社会组织职能，呼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合乎人性的发展。由此，艺术也分为两类，前者属于大众艺术，后者属于精英艺术。既然人的社会存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人同时需要这两类艺术。作为个体的存在，不论是平凡的普通百姓，还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精英，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之外都需要拓展心灵空间，都需要休闲娱乐；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在社会精英殚精竭虑地谋求社会的完善和发展时，普通百姓对自己所能感知到的社会矛盾也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关注，也需要精英艺术的启迪和鼓舞。由于精英艺术是对全社会带有普遍意义的矛盾作出的理想化解决，包含了个体超越此在状态的意愿，因而精英艺术承载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昭示着全社会的审美价值取向。同时，以通俗文艺为主的大众艺术和以高雅文艺为主的精英艺术，也是互相渗透，不断转化的。通俗文艺所孕育的时尚趣味，所表达的大众审美判断，所依据的平易近人原理，所运用的原生态形式常常被高雅文艺作为素材吸纳，进行锤炼提高；反过来，高雅文艺所揭示的价值取向，所标举的审美理想，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成为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实存在时，它们便自然融入了更高级别的通俗文艺行列。两种文艺的交替发展也标志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当然，我们在如此理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忘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艺术的掌控和制约。主流意识形态是为维护现存社会制度服务的，它必然要对社会成员的审美“彩翼”划定一个相对自由的翱翔空域。就底线而言，它要反对大众文艺中张扬人的动物本能的色情文艺，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就上限而言，它要防止精英文艺动摇现存社会的根基，打击鼓吹反叛的文艺。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所不同是，为不同社会制度服务的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掌控程度不同罢了。为腐朽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对超越社会现实的精英艺术采取一概敌视的态度。如古希腊代表贵族奴隶主利益的思想家柏拉图就声称在他的理想国中要放逐诗人。春秋战国时期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学派，出于狭隘功利的考虑，也认为文艺迷乱人的心智而主张完全废弃。对于自己利用中原文化统治全国本来就信心脆弱的清王朝，对中原文化精英任何一点抒情写意的文字都十分敏感，大兴文字狱进行迫害，文化精英们只能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投放到考据学之中，结果搞得整个社会审美精神萎缩，人文学术衰微。清王朝的政权也并没有因此而长治久安，万世永固，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反而愈演愈烈，一代不如一代。与此相反，在先进的社会制度或者相对强盛、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统治者对精英文化则能保持宽容平和的心态，并能参照精英文化所表达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调整自己的政策。例如，盛唐时期，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达官显贵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人生态度。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和寄情山水，隐居田园的闲适志趣可以交相辉映；李白的狂放不羁与杜甫的忠君爱民都能成为人们共同景仰的人格楷模；儒学的经世致用，道教的长生不老，佛教的四大皆空，相互之间虽时有冲突但也能共存共荣。盛唐统治者对这些不同价值取向的审美文化都能兼收并蓄，从容应对，交互为用，从而形成了恢宏博大的盛唐气象。
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精英文化为完善社会现实，改善国计民生，谋求人文关怀而进行的思考和探索一贯是支持保护的。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了推动全社会更新观念，解放思想，首先以宽厚的胸怀、宽容的态度、宽松的政策鼓励文艺家自由创作。从而形成了八十年代人文思想活跃和艺术生产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精英文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探索，深入思考，热情呼唤，与主流意识形态一道共同奏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序曲。即使是其中的某些不和谐声音，也从不同的侧面乃至反面启发改革决策者调整了部署，加快了进程。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精英文化的活跃，就不会有九十年代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速协调发展。
然而，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格局则悄然发生了变化，大众文化在商业机制的运作下被大量复制，几乎占据了人们的全部审美空间。高雅文艺被边缘化，危机四伏。主旋律文艺因接受了此前精英文化的美学主张以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强化文艺的娱乐功能时淡化了审美教育功能。于是在主旋律文艺中一部分同大众文艺合流，成为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消费品”，一部分为了履行职能肯定现实合理性的作品也只是反复吟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太平盛世同欢庆”之类的浅薄颂歌。在这种红尘滚滚，功利当先的文化格局中，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探求人性终极关怀为己任，揭示现实缺憾，高扬审美理想的精英文化则哑然失语，常常缺席。
形成这种文化格局的原因是复杂的，而人文学术的商业化转向则首先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人文学术，说到底是探求人类终极关怀的学问。它总要在现实人生的极限处探幽明渺，总要千方百计地解释人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总是朝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由理想迈进。因此，人文学者需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谨扎实的学风，淡泊名利的胸怀，耐得寂寞的意志和深思玄想的智慧。浮躁地追慕时尚是人文学术的大忌。但有些人文学者因被改革的物质成果所构成五光十色的感性世界吸引，开始热衷于以直观描述的方法追踪社会的热门现象。认为“美的本质纠缠不清”，无需继续讨论；认为“形而上学已经过时”，应该放弃。
认为审美理想虚无缥缈，是一种言不由衷的矫情。他们用浸透了西方个人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来嘲笑蕴含着殉道精神的启蒙主义。将以实用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美式”学术武器贩运进口。于是，一些在美国本土只为标新立异，吸引视听，并不能引领潮流的学术见解，在中国倒成了人云亦云的时髦口号。所谓“文学终结论”、“消费时代论”就是突出的代表。（顺便澄清一下，其实，只要对人类艺术史稍微做一点“形而上”思考，就会明白：只要没有放弃对人生终极关怀的追求，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就不会“终结”。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由于人所能够使用的造型媒介不同和审美趣味的差异，导致了艺术品世界的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并且艺术形态还将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不断发生嬗变。）这些以贩卖海外见闻，描述表面现象为能事的“新学问”很快受到媒体的炒作和追捧。在一段时间内，插标杆，竖旗子式的“学术抢滩”行为；列提纲，发倡议的新学科构想，频频见诸传媒和期刊。相反，以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为基础，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而确立的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以儒家的“仁爱”观念为核心的华夏人文传统，则被视为不合时宜，遭到冷落。我们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多元文化是可以并存的，但必须要确立一种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以此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开展深入的学术讨论和系统的学派论争。如果都以标新立异为学问，“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人文学术领域和文艺园地将会被沼泽化。因为沼泽地看起来万类共存，生机盎然，偶尔也有野花点翠，但整体上则是杂草丛生，栋梁英才无法成长。人文学术商业化转向的另一种突出表现是将学术讲堂变成故事会，将人文学者变成评书演员。应该承认，将人文学术向大众进行通俗化普及也是一种思想启蒙和文化建设的手段。但是，如果只讲故事没有思想，只卖口才不作引导，那就纯粹是一种低层次的商业化消费了。
与人文学术的商业化转向相联系，文艺的审美理想也正在被商业浪潮所淹没。除了那些贩买隐私，展示肉欲的作品还处在社会道德底线的警戒范围，偶尔还可以听到批评家的几声软弱无力的冷枪之外，文艺批评在多数情况下是充当了商业炒作或者应景捧场的工具。一些以前辈文艺大师命名的文艺评奖，却并不注重获奖作品是否继承了这些大师们当年干预社会人生的审美精神。在电影圈中，曾经以张扬人性的伟力，呼唤人权法制而名声大噪的导演，在后来的商业化电影运作中，不仅熄灭了思想的火花，甚至连合情合理的故事也被“十面埋伏”起来，单纯追求画面构图和离奇动作。在舞台艺术中，以不惜工本的舞美制作，豪华包装来掩饰思想的肤浅和内容的平淡，已经酿成了一种互相攀比要钱花钱的风气；所谓专家攻关，所谓观摩评奖也都成了约定俗成，心照不宣地大把派送劳务费的机会。在这种“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文艺现状中，感触时代脉搏，揭示社会矛盾，表达人民意愿的文艺使命被淡忘了。
正因为在这种文化格局中，精英文化处在失语状态，所以，当本文前面所列举的那些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地摆在党政领导和国人面前的时候，当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都在对此深入调研，苦心设计解决方案的时候，人文学术和文艺却表现得麻木不仁，正在以各种方式忙于享用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审美消费”。也许有人以为这是一个职业分工的问题。其实人文和艺术的社会职责就是要最敏锐地揭示社会矛盾，表达人民疾苦，及时发出警世和醒世的呼喊，一方面引起社会实践的注意，以求获得现实性的改善，另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一个超越此在状态的精神家园，以缓解现实生活的苦恼。只有这种真正的审美文艺才能促进社会不断地建构积极和谐。
戴义德，湖北省文艺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