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山
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文艺进行了精辟阐述。1956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基本方针，对于组织和建设文艺队伍，繁荣和发展文艺事业，构建和发展先进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规划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先进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它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社会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先进文化，博大精深。如何用先进文化的精髓打造艺术精品，是我们需要探讨的课题。
中国先进文化有三大特色，即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先进文化与艺术精品相辅相成。艺术精品是先进文化最直观、最深远的表现形式之一。要想打造具有先进文化内涵的艺术精品，必须首先规范好对艺术精品的认定。无疑，中国先进文化的三大特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什么叫艺术精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艺术。艺术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曲艺等。我们知道，艺术是靠形象来说话的，这也就决定了审美者之于艺术的多角度、多侧面的复杂因素。所谓“精品”，就是最好的完美的或臻于完美的作品。换言之，艺术精品，即有别于一般和平庸并从一般和平庸中凸现出的极少数的一类作品，是艺术发挥到极致的一次完美定格。也就是说，艺术精品是将一段凝固的时间变成人们自觉接受并反复欣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对艺术精品的判定就成了一门学问，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影响和左右着艺术精品的形成环境。
由此可见，判定艺术精品，是我们用先进文化的精髓打造艺术精品的必要准备。我们所要做的，是必须弄清精品与商品的关系，精品与获奖的关系，精品与政治的关系，精品与公关的关系，精品与传承的关系。
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商品化并由此派生出单一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市场上买卖的物品都可称之为商品。当然，这些商品中有图书、磁带、拷贝等涉及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能否认它们是艺术精品赖于流传的有用的工具。但这并不是说艺术就是商品，尽管艺术精品的社会交待方式有一定的商品属性，市场上出现的交换与艺术精品本身没有直接的商业联系。如果说有些精品的走俏刺激了某种买卖关系，那只能说是这些精品进入了一条获得受众的途径，而不是说艺术精品等同于可批量生产的商品。事实上，许多艺术精品的产生是创作者对商业心理的反叛过程，或者说是无意识状态下的精神升华。回溯古今中外艺术长河，我们看到那些灿若星海的艺术精品，都没有贴上标签以待出售，也就是说，最初它们不是作为商品行诸于世的。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呐喊》、曹禺的《雷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陈钢、何占豪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这些艺术精品的产生，哪一件是作为商品动之于心、行之于笔的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近似原始的思维状态，而这些绝与功利无关。可见，精品与商品不是对等的关系，也不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只不过是说，精品可以作为商品走向市场，而这个市场的大小是建立在审美者的审美层次之上的物化的体现。
谈到精品，人们自然会想到获奖。有人说，获奖的作品就是精品。客观地讲，当今的市场经济构成了一个比较的社会，比较观念的渗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用于艺术领域，名目繁多的赛事也就应运而生。到处是擂台，到处是擂主，艺术领域出现了表面上的沸沸扬扬，什么都来比较一番，什么都要评价一番，于是乎，评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所谓的“精品”。评奖是由评委来评的，评委掌握着评奖的标准或曰比较的尺度。一般情况下，评委是由有关专家和有关领导组成的，这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地域的局限性、时间的局限性、评委水平的局限性，使评奖结果成了本质上的“一家之言”，即使不排出公正性、权威性，也不能保证对精品的认知不出偏差。在这里，我无意贬低评奖或获奖，我不过是对游离在某些获奖作品之外的过分的不着边缘的渲染表示出一种本能的谨慎与怀疑。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没有想到获奖；瞎子阿炳创作《二泉映月》时，倾注的是一身的孤独与凄凉，谁又为他设过什么奖项呢？但是，谁也不否认《兰亭序》、《二泉映月》是精品。当代的例子也不少，在这里不一一罗列。实际上，评奖的泛滥是为艺术精品的判定设置的一道道迷障。
那么，精品与政治又是个什么关系呢？政治是阶级、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国内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从理论的角度讲，艺术创作不是政治活动，然而，艺术创作又离不开政治环境，离不开与政治相关联的历史背景。政治会随着阶级、政党的改变而更换其活动内容，但不管如何变化，政治对于艺术的影响将是不可回避的。政治带给人们的空间无疑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这也是艺术作品产生的大前提。艺术作品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它服务于政治，但它又不是图解政治的工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图解政治是一切艺术作品的致命伤。有一点要区别的是，反映重大政治题材的作品不一定是政治。我们可以说某某作品政治性很强，但不应加入人为的褒贬，“政治性很强”，只能作为一个中性词。有一些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同样具有艺术魅力，同样会成为艺术精品。这告诉人们一个道理，精品与政治不是背道而驰的，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可能是一种有机的结合。
如今，公共关系成了一句时髦用语。市场经济的建立，为公共关系大行其道作了最关键的铺垫。艺术作品除了传统的载体传播方式外，现在媒体的宣传抑或炒作莫不以先入为主的方便为人们的阅读和欣赏安排下一条捷径。情况自有其复杂的一面：当下人们要接受的东西的确太多，可每个人只有一双眼睛，两只耳朵，报纸、电视、电脑等把人们的喜闻乐见都变成了一种被动的行为，不接受也在接受，不乐于接受也不得不接受，人们的视听很难找到一个突围的缺口。回到精品的话题上，没有公关来帮忙，精品很可能因为得不到受众而成为“滞销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关是人际关系的放大，没有人际关系，再好的作品也只好紧闭深宫，精品也只好被埋没掉。其实精品与公关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但两者之间似乎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文艺学移位于伦理学，使精品的产生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境地。仔细审观公关条件下出现的“精品”，我们发现有些所谓的“精品”仅仅够发表水平，有的还达不到发表水平，不过是停留在宣传媒体上的“精品”。这样的“精品”，或许能流行一时，但绝不会维持多久。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艺术经典充实了我们的精品文库，这使我们懂得了对艺术精品的判定最初是源于一种共识，一种审美的愉悦。就精品的传承方式而言，无外乎两种方式——文字的和口头的。文字的保存或许有它的阶段性，但它可以跨越时空成为审美者精神享受的一个参照。口头的流传是建立在受众承认的基础上的，随后也可能会付诸于文字。可以这么说，精品与传承的关系，就好比鱼儿得水，鱼在水中自由游动，它带给我们的是没有终点的到达。精品被人们接受，然后被传承下来，这就是精品从自然王国到必然王国的一条途径。
弄清涉及精品的几个关系，有助于我们审视和前瞻艺术精品的形成过程。对于创作者来说，不可能每一件作品都是精品，甚至有可能一生都出不了一件精品，但不能放弃追求。精品要经受时间的检验，从这一点说，我们只能要求自己的艺术劳动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智慧，其它的我们则不必顾及。艺术精品是相对于艺术质量而言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量与质的转换，精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升。艺术创作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它要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完成从源于生活到高于生活的跳跃，同时在选材上要深谙取舍的技巧。而这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排除急功近利的基础上，对已露雏形的作品进行冷处理、深加工，以求达到美的极致。我们呼唤精品，又不能企望精品批量生产，所在真正有意义的，是要树立一种精品意识。
艺术精品让我们看到先进文化的特色，和谐文化的魅力。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正从事着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孕育和发展与这个伟大事业相称的先进文化，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用先进文化的精髓打造艺术精品，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行动。
艺术精品就是文化名牌。名牌是旗帜，名牌是方向，名牌是实力，名牌是效益。我们所期待的正是一种名牌效应，而这种以先进文化为特质的名牌效应，必将使有着深厚的东方底蕴、鲜明的民族风格、昂扬的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并亮相于世界舞台：
中国先进文化，风景这边独好！
黄明山，潜江市文联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