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子的老家是洪湖，江汉平原，全部是水。据他自己透露，他受地域影响比较深，也有意在诗作中加深这种印象。试看“我是说尽管年代不同了／人们仍然只是在自己的村庄转悠／甚至没有改变在大年三十祭奠亲人的方式／在坟头插上竹子／在竹子上挂灯／黑暗中的点点火光闪个不停”（《你来来来》），对家乡习俗的熟识化为自然的诗句，而“山头”、“瞪鸡母”、“江须子”、“敲占”（《我所有的妈妈》）等洪湖方言的运用，则证明了他具有无法割舍的地域情节，已经成为他诗句的天然养料。
读黄沙子的诗，可感知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他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在于从简单的生活事物中看到其不寻常的一面，洞察世事却不圆滑，形象思维中折射出理性的光彩。比如《站在平原》写道：“即使在平原这油菜花铺天盖地／除了风／还有什么能在上面采蜜？／它穿过远处的石头／而后直接奔上山顶。／采风的人将车停在村庄的入口处／他们看不到身边的景象。”《樱桃》中，写樱桃：“它顺着风摇晃／有时候又藏在母亲宽大的衣襟下／它抓着母亲的手臂以至于／母亲也不得不微笑着低下头／它还会唱歌，歌声柔美／但相当低沉”。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诗句。在这里，其实还可以说说宗教的问题。在他的一些诗作中，有着明显的宗教意味。诗人觉得宗教是传说的固定化、教条化。正是如此，他发问道：“从宗教中看出我们想看到的和人们对世界的虚幻认识，到底谁更虚幻？”而他自己的宗教则是怀疑和忧虑的。通过“有什么可以证实我的快乐？／那些四面八方尾随而来的俘虏／上等的檀香和花丝绸／美味的柯尔山居民，都皈依了／有什么可以证实我的快乐？／那些在屋中高处酣睡的水，无眉的美人和有眉的路牙／都受了轻伤”（《快乐》）这样的诗句，他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皈依就能证实我的快乐·而在“看向上翘起的兰花／在经卷首页／一直向北／我有不安在大街上呼吸／但我有神的菜色／到处都是铜草”（《北上》）中，他在表达不安的同时，也流露了自信与坚持，相信在不懈的求索中能够让内心得到安宁。
读黄沙子的诗，可感知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对生活的热爱态度在于通观诗集，经常或明或暗地表达出对亲情的眷念和珍爱：“给你的妻子梳个头，堆高髻，乌木簪别住布匹一般的／黑发，趁此良辰／趁此刻她还没睡醒，阳光透过窗棂”（《隐秘》）。特别是在《这一天我不用大脑思考》中，那“我抚摸着爱人的头发和日益丰盈的笑容／不能回答／我只说还有比思考更多的树木／阳光让它们珍贵了／风让它们睡了／我们走上凉台总能看见一点点／劳作的影子／怎样才可以将一双手放进菊花的深处／我的爱人·”的诗句，对生活的热爱和亲情的缠绵迎面而来，洋溢在字里行间。他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表现了对弱者的关怀和对生活的大爱，“她只有一个雏鸟一样的小孩／啊，愿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能保佑我们的父亲”（《坦克》），让人想到孟子的名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令人敬仰的博爱精神跃然纸上。
曾经有人访谈过黄沙子，问他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首诗，他说是《摘棉花》。里面有一句“穿行于近似理想的缝隙”。他想用个人经验构筑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这个历史包括了事件、人物、因果、暗示，等等，而他觉得就是那个失散了家人的“小人儿”，周围都是一片白的世界。他在他的理想与历史的理想之间穿行，有时候充满敬畏，有时候玩笑，有时候不知所措，这和神话传说一样，人与神是没有区别的，他们都有同样的快乐和问题，他们同样没有目的。他的诗歌追求可以概括为：沉潜，执著，观察力，真挚和思想性。
他的诗歌气质承接了楚文化的奇幻瑰丽的一面，这种承接在以前的湖北先锋诗坛中是很少出现的。80年代的陈应松虽然也对楚文化和精神气质进行了表达，但那主要体现为一种诗歌内容和抒写对象，而不能算作自身的诗歌气质。黄沙子的语言直觉异常出色，诗作有时候显得非常诡异和难解，其诗歌中的意象体系并不总是统一和完整的，让人想到了残雪后期的那些小说。在他的诗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先锋小说的手法，即玩弄词语的游戏和进行孩童般的恶作剧，而后向读者露出狡黠而调皮的一笑。这种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像勃发的乱草，拥挤着向着天空乱窜，让人体会到了一种想像和情绪的快意，在《阴茎》这首诗里，黄沙子用奇特的情节想象和意象构造，让诗中人物探寻那个年轻和情欲勃发的年代，而现在它们已统统变成了遐想的杯中之蜜。黄沙子把写诗当做游戏，这种心态比任何湖北诗人都要轻松。这种心态使他从以往的写作定式中取得突破，获得了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和诗歌气质。
韩少君，1964年出生，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供职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荆门石化总厂。1983年开始写诗，著有《倾听》、《你喜欢的沙文主义》、《黄金日子》、《另一粒阳光》等四本诗集，曾获“长江文艺”奖和首届“或者”诗歌奖。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理事。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四十多次在全国各种诗歌大奖赛中获奖。在《人民文学》、《诗刊》、《作家》、《青年作家》等全国各种报刊及台湾地区有关报刊、美国华文杂志发表诗作60余首，作品收录各种选本。他是目前国内十分活跃并且极具个性的实力派先锋诗人。他还是国内外发行的著名诗歌刊物《诗歌月刊》的栏目主持人，主持其经典栏目“先锋时刻”。也是内部交流刊物《新诗刊》的主编。
韩少君把厚实的情感融入到对生活场景、物事和细节的描述或叙说之中，诗的情感显得深潜而隐蔽，情感的表达独特而另类。他写对母亲的情感：“我说，我是你六岁的患儿／也是你四十岁的孩子，一个老孩子／从此陪着你，深陷在沙发里／深陷在棉花地里。如果说到衰老／从此，我可以陪着你，一天天，慢慢老去。”（《致母亲》）他写对家人的眷恋：“我的贫穷仿佛我的钻石／手中，只剩下三把钥匙：／一把用来打开女儿的数学难题／还有她下午的瞌睡／一把请月光带回老家／替我打开母亲的关节炎。最后／取出十三年前的那把钥匙／再次打开我的妻子，甚至打开／早已过世的，那位老杂货商的黄昏”（《出走》）。还有《扔出去》《检修公司》《给米妮》等篇，都有强烈的情感表达。除了这些对亲情的抒写，他还在其他诗作中流露出浓郁的家园情怀：“清晨，湿气里，一只泥蜂飞进来／废旧厂房恢复了声音，微弱、清晰的／昆虫，发出振动。泥蜂飞过来／又飞过去，用褐色的，美女身子，撞击空气／机器早已搬运一空，可怕的小兽／远走山冈，泥蜂把这儿／当做短暂生命的训练场，如果／停止飞行，涂有果绿色旧油漆的／房梁钢架上，落下它钨丝一样，闪光的爪子／它画出直线、斜线，像瞎了眼的技师／替那些在空中消失的人们，眺望大雾中的／河流，直到看见自己的阴影”。（《撞击》）整首诗通过一只被放大、刻画的泥蜂，一只误入大工业背景歧途的泥蜂，一只自然美人处身落暮异地般无奈地轻轻扣击命运的最后时刻的泥蜂。
重视细节，富于叙述性，同时，又以意象的鲜活和时空的开阔，表现出丰富的超现实的想像和创造。诗人想像“光滑的身子／仿佛也有温度／它们也许知道，黄河以南，今天／开始大面积降温”（《三条鱼》），看见一辆载着苹果的卡车在国道上飞奔，诗人从“十里铺”想到“种谷者”和“楚国的大门”；看到身边墙壁上两只筑巢的泥蜂，想到“远处凤凰村幽暗的水库，正波涛汹涌”（《中餐》）。诗在叙写诸多细节之时，仍保留了足够的驰骋想像的空间，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此及彼，在想像中展示细节，用细节去完成想像，创造出诗的具体可感而又飞翔灵动的意象。
韩少君的诗富有象征和隐寓。我是多么容易，就放弃了／自己的青春。／羊皮袋里时光，一天比一天／漏得更快，什么时候／我让一块锈铁／在我背后，突然跑动起来……现在，一块锈铁／出现在山下，我晨练的道旁／在距离悬铃木2米的地方，一块／锈铁，接受了几滴清凉的露水／一块锈铁，使我的血液正逐日减少／一块锈铁，曾坐过某位女子的肥臀／三年的北风，吹呀，吹不散她的热量。而／此刻，只有一只布谷鸟／站在锈铁上／它沙哑的声音，有这个春天／真正的金属，也含有／郊外平原的，那份寥廓”（《一块锈铁》）。这是一首以锈铁自况的诗。锈铁作为一种象征，象征青春才华的流逝，象征着诗人或抒情主人公个体生命的遭际和人生感慨。当然这也是一代人所共有的遭遇和感慨。象征和寓意、超现实的想像、变形现实的荒诞手法等，使韩少君的诗具有先锋诗歌的显著特征。
《石头记》中，“在昆明的黑夜里，我搬运石头／让电梯嚎叫，让长毛毡出现印迹／我肉身又一次紧缩。从沙漠／到长江边，我的居室里／存放着一座火山、一段经文。一截／真正的树化石，有那么多镂空的／蚊穴，那么多昆虫的刻痕、小动物的粪便／森林里的风，还在吹动／这个冬天，我和我的石头／在炭火旁，相依着，慢慢变热。”在这首诗里，诗人表现了内心的折磨、肉身的紧缩，像那块无奈、过时、忍着变形剧痛的“树化石”一样。
女性先锋诗人阿毛实质上在80年代末就进入了写作期，在90年代也有着出色的表现，之所以把她放到这里来，是因为她在这一阶段有着更为出色的发挥。阿毛，真名为毛菊，1967年出生，湖北仙桃人。1988年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著有诗集《为水所伤》（1992.12）、《至上的星星》（1999。6）和《我的时光俪歌》（2006.1）。阿毛诗歌的抒情性特别强，有着很浓厚的浪漫主义意味，包括她大量实用的意象，“镜”、“花”等。她的心态孤傲，内敛，适度偏执，在诗歌语言具有一种很透明的质地，内面的诗意淡淡挥发出来，但期间不只有着美好和温暖，也带有一种痛苦和孤独的品质，但给人的感觉在整体上是朴素而安静的，读她的诗会让人心有所感，心存美好和善良。
“在这物欲的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让我／成为高空的星星／与无可比拟的生命／除了至尊的爱情”（《至上的星星》）。“爱情”以绝对的优势成为了阿毛诗歌的主调，可见阿毛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阿毛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有玫瑰、星星，以及“高高在上”、“高处”、“至上”等词语，追求的是一种高远的境界。阿毛始终坚信：“我是星星一样／缀满天空的女人／风雨将我掩盖／但我并不掩盖自己的温情”（《至上的星星，至上的爱者》）。阿毛的诗歌并不只是简单的抒情，而是包含有一种沉思的意味在内，是一种诗与思的结合，这一点在其他的女性诗人中是很少见的。在《两性之战》，《石头的女人》等作品中，她从一种自我的和女性的角度表达了对于生命，对于两性的深刻感受和思考。
2001年3月8号那天，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阿毛写了一首长诗：《女人辞典》。在她的辞典里，可翻阅到女人的全部秘密：性别、花朵、芳香、美丽、天真、禁果、贪婪、爱情、母性、桎梏、时间、奉献、破碎和凋零。女性生命历程中的问题或多或少能在诗中找到对应的答案。这种写作是女性诗人对女性生存的诗意总结、女人命运的高度概括，诗作传递出忧伤而优雅的精微感情，令人心有戚戚，回味无穷。由于其对女人本质和女性命运的高浓度的书写，跨接了舒婷、翟永明、伊蕾、唐亚萍、尹丽川等优秀女诗人的女性自审，又带有个人纯净雅丽的印记，它应当成为新世纪女性诗歌写作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文本。
《女人辞典》这首诗浓缩了女人的一生，从女孩到女人，从少女到妇人，从女儿到母亲，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停地变换着角色，但无论她如何投入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都逃脱不了最后的悲剧色彩，这是从生命一开始就埋下的种子，她无可奈何，因为当那颗“暗夜了的种子”长出的时候就被社会赋予了诸多规定，就带上了忧伤的色调。波伏娃说女性的定义不仅是来自身体的差异，更多的是源自社会的定义。从阿毛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女性不平等现状的愤懑，看出她女性意识的自觉。作者突破了沉溺于身体与欲望的逼仄语境，从身体出发又离开身体，走向现实、走向社会，从生活的“镜子”实现女性的自我审视。诗人凭借着女性经验，观照灵魂，写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生命形态。从诗人充满个性与想象的表达中，可以看到她的思维的确达到了一定的现实高度和认识的深度。诗人关于女性意识的表达，并没有像一些极端的女性主义者那样，囿于对女权的维护，而显出偏执与狭隘，也没有那种自恋式的自我诉说。在这首诗中，带着淡淡的忧伤，运用了很多女性写作者惯用的意象，如“花”、“深渊”、“洞穴”，审视女人命运，实现对女性自我的认同。诗性的语言浓缩了女人的一生，并且包含对女性弱势地位的不平和对男权社会的批判。然而这种反思色彩很淡，甚至只是蜻蜓点水。《女人辞典》中有反抗，但很快就把“存放在最温柔的水底”的“内心武器”放下了，最终抵不过时间的洗刷，慢慢老去，把背影和芳香留给时间。女人拥有女孩，妻子、情人、母亲的社会身份，经历过美丽，接受过爱，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桎梏、承担过责任，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她的灵魂具备永恒的美与价值。诗人用淡泊而高远的心态观照女性，称颂女人是“时间永远的宝贝”。总的说来，这是男权社会阴影下的一首忧伤而优雅的女性赞美诗。
新女性主义者反对极端化对抗，提倡平等的对视、对应。《女人辞典》有节制地抗议宿命、有克制的赞美女性，有分寸地认同现实，赞美中有同情、审视中有反思，忧伤而不愤激、优雅而不夸饰。其细腻多变、敏感繁复的诗句，显示了诗人清纯的气质和婉丽的语言才华。
阿毛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是发表之后就颇受争议的诗歌《当哥哥有了外遇》：
绝不是绯闻
但的确是灾难
当哥哥有了外遇
谁都不会想到
他会在亲戚朋友中扔进一颗炸弹
以前他老老实实
爱妻怜子
在亲戚朋友中有口皆碑
谁会想到他
会为了一个比他小了十五岁的女孩子
丢了工作
妻子和十七岁的儿子
在家里他成为一个
被极力挽救的驱壳
在亲朋中成为一个流言
他不回头了
他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
没有亲情、没有手足
没有道德和秩序
他完了
他让爱这把火烧过了头
烧到他自己的身上
他妻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上
母亲的身上
和兄弟姐妹的身上
嫂子的头疼又犯了
侄子的自闭症更厉害了
母亲的血压升高了
亲人的脾气给惹恼了
我在小说里写了很多
外遇的麻烦
但别人的外遇
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
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
我早已不用笔去杀他
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
吼着，去死吧，你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严重到成为一个灾难
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
只想当一个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