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以真理的主人自居
真理怎能是某些人的私产
他们妄想像看财奴放债一样
靠讹诈攫取高额的利钱
不
真理是人民共和国的财富
就像太阳
谁也不能垄断。
这首诗是对“真理标准”的形象讨论，锋芒所向极左思潮和个人迷信。本来，人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但在充满了个人迷信和感恩心态的极左年代，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成了真理的垄断者、正确的化身。诗人对这种在集权和奴性中产生的“红太阳”思维和心态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强烈的批判，喊出了人民对真理的追求、对解放的希望，表达了解放思想、冲破禁锢、破除迷信、实事求是的时代主题。《复活》也有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几个低能的小丑几乎断送了伟大的中国／迷信给阴谋提供了一切条件。”在《珍珠》中，他写道：“三十年！新中国的三十年啊／光明交织着阴影／惶恐冲击着信仰／欢乐混合着愁闷……”《小树写给林业部长的血书》，作者满怀爱国热忱，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矛盾。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白桦勇于描写黑暗，揭露矛盾，情理相融，义正辞严。他的政治抒情诗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批判力。
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批判锋芒直指革命成功后领导层中的个别人脱离群众、自私自利的现象。当年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将军”总是要求把“最艰巨的任务，／给我！／给我！……”但在四十多年后的和平年代，官高权重的将军居功自傲，“什么都要，就是不要入党时的誓言。”无休止追求享乐，不顾人民的疾苦。巨大的反差令诗人痛心疾首，挥洒檄文。叶文福的另一首批判型的政治抒情诗《我不祈祷》，反思中国古老而愚昧的奴性文化心理：造神和颂神的集体无意识。中国人喜欢造神，要当神的奴隶。“没有偶像／造也造一个供奉”，“难道仅因为我们是奴隶的子孙／这颗心就永远打上了奴隶的金印？”这就是“难怪别人最肆无忌惮地糟践我们”的原因。对“颂神”的批判，具有明显的历史反思特征和政治指向性。“有不平我就有歌声”，对生活中的负面因素和政治中的愚昧现象，叶文福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显露出强硬、刚烈的批判精神与干预意识。叶文福的政治抒情诗尖锐而深刻。
跟叶文福、白桦面向高层政治、敏感话题不同，熊召政面对的是基层的腐败劣行，但其责任心和批判的锋芒及力度同样强烈。熊召政写于1980年的批判型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也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用对比的手法，将老区人民过去对革命的贡献和而今革命成功后的贫困加以对照：
你——一个革命的母亲
仅因为三只
吃了社会主义的母鸡
被逼得离乡背井
当年
蒋介石的百般屠杀
千种酷刑
也不能把你从苏区赶跑
你熬了多少罐鸡汤
一勺勺都喂给了革命
现在，你不得不去异乡村头
在乞食中打发残生
老区人民贫困、饥饿、求乞无门，洪灾过后的救灾物资被人篡夺，成了：“土皇帝的别墅，新贵族的客厅”；大旱后的救灾粮食，“却被人盗用／变成了／增产的指标／丰收的凭证。”诗人坚信：“假如是花神／欺骗了大地／我相信／花卉就会从此绝种／青松就会烂成齑粉／假如是革命／欺骗了人民／我相信／共和国大厦就会倒塌／烈士纪念碑就会蒙尘。”怀着对共和国大厦根基的维护之心来表达他的愤慨，熊召政还相继写了《乡村之歌》、《汨罗魂之祭》、《再致老苏区人民》，以及《1987：官僚主义在中国》等有着类似激情和风格的批判长诗，充满了挑战和忧愤的激情。
《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发表20多年之后，熊召政回忆：“当年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它有多么厉害。但现在才感到这诗就像地心的岩浆一样喷发。”白桦也曾说过：“关于诗，时至今日，我仍以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如何满足最大多数需要诗的人民群众的需要。诗歌是什么？当你在大庭广众之中朗诵的时候，它就是人民群众的呐喊，因此可以引起霹雳般的共鸣。当你在你的同志亲人的耳边吟哦的时候，它就是你的同志和亲人的心声，因此可以引起秋叶般的颤栗。”白桦的政治抒情爆发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呐喊，倾吐的就是同志亲人的心声。因为白桦深知：“诗人不看现状，没有预见，不敢冲击不敢突破，不敢呐喊，不敢歌唱，只能鹦鹉学舌，人民一定会忘记我们。”
“有不平我就有歌声”，叶文福的这句话，代表了新时期湖北政治抒情诗人的共同创作态度。
新时期的湖北政治抒情诗人，皆以批判型诗作为主。老一辈如胡风、绿原等，主要是面对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历史发言，批判中有反思。中青年如白桦、叶文福、熊召政，主要面对当下政治问题表态，批判中有呼吁。这些诗歌的共同特色是：真挚正义的文人立场、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怀、干预现实的高强力度、浓烈酣畅的直白表达。
虽然他们或着眼于时代风云或着眼于个人品质，还不可能从体制的角度作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批判，但已经大大超越了50至7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范型和深度，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认知高度和批判力度。其批判的诗风，在全国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可以说，新时期湖北的政治抒情诗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代表了当时同类诗的最高水平。
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政治抒情诗
（一）红色抒情诗的繁盛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潮占据了当代中国诗坛的中心，政治抒情诗普遍受到鄙视，逐渐被边缘化。世纪转型期的中国诗坛，作为中国文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呈现出多元发展、互有融合之格局。主旋律文学的倡导，使歌颂型政治抒情诗重新繁盛。
在纯文学领域内的诗歌写作，偏向于探索诗。而大众文化的兴盛，使网络诗作多如繁星。文学边缘化导致诗歌更加边缘化。不论是中国诗坛还是湖北诗坛，歌颂型政治抒情诗的兴旺与批判型政治抒情诗的委顿呈对应关系。批判型政治抒情诗已不再如80年代那么繁荣，那么引人注目，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其原因在于：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法制建设的进步，尖锐的政治矛盾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化解；新闻传媒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使正常的表达民意的渠道增多，诗歌这种以抒情而非说理见长的文体已不再能充分胜任表达民意抒写正义的功能；文学的边缘化亦即文学的常态化，回到文学自身的文学自然失去轰动效应。而80年代文学的轰动效应首先是主要是“内容”层面而非“审美”意义上的。内容上首当其冲的便是政治内容尤其是批判性政治内容，失去轰动的便主要是批判型政治文学（诗歌）的轰动。当然，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作家精神人格矮化、犬儒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抬头，也是批判型政治抒情诗萎缩的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国内出现了几场重大政治事件：邓小平逝世、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等。这些事件引发诗人们对民族和人民作历史性回顾，并在反思中展望祖国的未来，因而出现了一批对传统政治抒情诗作适当超越的新型政治抒情诗样式。如桂兴华的《邓小平之歌》、《跨世纪的毛泽东》、《永远的阳光》、《中国豪情》，柯平的《诗人毛泽东》，罗高林的《邓小平》，李瑛的《我的中国》，顾偕的《国家交响曲》，纪宇的《97诗韵》、《20世纪诗典》，王怀让的《1997备忘录》，林春荣《中国季节》等，2001年6月，《诗刊》以纪念专号的形式刊登了一批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诗歌，作为迎接建党80周年的贺礼。《诗刊》将这一期发表的诗作归为五个部分：“跨越篇”、“开放篇”、“团结篇”、“奋进篇”以及“言志篇”，其中的“跨越篇”以“飘扬八十周年的旗帜”为副标题，以《红色寓言》（刘立云）、《飘扬的旗帜》（周启垠）、《我的歌献给辉煌的七月》（陈所巨）、《中国：新世纪的歌手》（李晃）、《大河》（程步涛）等诗抒写了对人民领袖的敬仰、对革命烈士的缅怀以及对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追忆和展望。这批政治抒情诗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抒情风格，或写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与人格魅力，或叙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与潮起潮落，或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但这类诗因过于亲近主流意识形态，过分强调编年体史诗要求，而写作主体对所要表现的大跨度大容量历史内容又缺乏感同身受式的体验，由此带来这类文本史实有余而诗性诗意不足的缺失。
这些颂歌体大都为鸿篇巨制，少则几百行，多则数千行，即所谓长诗。前述由于世纪转型期出现了邓小平逝世、香港和澳门回归等几场重大政治事件，引发诗人们对民族和人民作历史性回顾，并在反思中展望祖国的未来，因而文坛上写“长诗”的越来越多。
世纪之交长诗的创作很火热，光是写邓小平的长诗就有好几本。一本为湖北诗人罗高林的，还有上海、贵州作者写的。在这三部长诗之前，还有南京作者创作的长诗《孙中山》。写香港回归的长诗也有好几部，如广东作者合写的《百年期待》，9000余行。据说河北有人在写一部3万余行的长诗，四川一位诗人在写关于世纪思考的长诗，4000余行。“长诗热”已经构成了诗坛的一道风景。在这股长诗热潮中，著名作家和诗人也参与其中：1998年张锲推出了长诗《生命进行曲》，以《一月的哀思》轰动一时老诗人李瑛，在他70高龄之际，又写下了3400余行的长诗《我的中国》，作为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
这种久违了的“长诗热现象”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有评论家总结了歌颂型政治抒情长诗繁盛的四个理由：一是我们正在走的路是前无古人的一条崭新之路，这条路上有许多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等待我们去歌唱；二是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邓小平这样的时代伟人、杰出领袖；三是我们有幸经历一些震惊世界、名留青史的大事件，如香港、澳门的回归等；四是弥漫于诗坛的某些诗风（如疏远政治、躲避崇高、怪诞晦涩、矫揉造作等）已经让人产生了厌倦，长诗热正好是对这种不良诗风的纠正。
湖北历来是主旋律文学的强势之地。新时期以来的湖北诗坛，曾产生过数位专长于“歌颂型”的政治抒情诗人，如曾卓、徐迟、胡天风、骆文、谢克强、罗高林、车延高等。而在转型期湖北诗坛，谢克强、罗高林、李道林、何炳阳、刘益善、柯于明、杜李等也写出了一批为人称道的政治抒情诗。
1.90年代的红色抒情诗
红色抒情诗这个概念专指歌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政治抒情诗。红色，是中国革命的专用色，革命者的鲜血、枪炮的红色火焰、鲜艳的红袖章、标志性的红旗，使红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特殊风景。革命文艺作品皆充满了对血与火的红色赞歌，且赞歌与战歌融为一体，战歌是题材，赞歌为指归。世纪转型期中国文坛主旋律文学、纯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三分天下，特征鲜明。红色抒情诗作为主旋律文学的重要文体，一度火爆。因为，诗，在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当代，都是亲近政治的最便捷的文体。而诗的强项在于抒情，红色抒情诗即应运而生，恰逢其时。尤其在先锋文学探索受到挫折的90年代初期。
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坛亦是如此。有几位多年写作默默无闻的中老年诗人，一跃而起，在政治抒情诗领域大显身手，成为一时景观。赞美领袖、赞美英烈的长诗有李道林的《中国魂》，罗高林的《邓小平》，何炳阳的《舰之魂》，著名诗人刘益善的《向警予之歌》等。赵虹从1990年开始，也写过不少红色抒情诗如《血染的十九岁》、《金锤与银锤的华诞》、《韶山日出》、《焦裕禄的藤椅》等，这些大都为长卷，多取材于革命圣地和英雄人物。199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道林的政治抒情长诗《中国魂》，在90年代初的相对静寂的湖北诗坛，是一个有意味的诗歌事件。
和湖北及全国的很多红色诗人一样，政治抒情诗人大都有一个军人背景。李道林1941年生，湖北洪湖人，1961年毕业于黑龙江商学院，1962年参军入伍。历任中专教师、工厂宣传干事、杂志主编、省市作协理事等。李道林是一个海员诗人。他长期和海员生活在一起，有诗集《彩虹明珠》、《漂浮的土地》、《船魂》、《送你一片大海》、《长江梦》等。这些诗集展示了长江的神奇与壮美，表现了水手的勇敢与智慧。
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前夕，李道林随湖北作协访问团深入到红安、大悟等革命老苏区采访，他在心灵深处萌芽出一个宏伟的计划。他花了大半年时间，在图书馆、阅览室和新华书店查抄资料，终于创作并发表了反映中国一百多年著名历史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英雄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光辉业绩的诗集《中国魂》。出版后《文艺报》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诗与史的融合”的作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诗人以纵览百年历史之势，写尽为新兴中国呕心沥血、建功立业的著名历史人物。焚烧鸦片抗击英帝国主义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矢志变法而被砍头的革新派首领谭嗣同，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和宋庆龄，革命女侠秋瑾，马列主义播种人李大钊，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任弼时、李先念等，革命先烈瞿秋白、方志敏、杨靖宇、江竹筠等，共和国的元帅、将军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徐海东、王树声等。爱国将领杨虎城，新文化的旗手鲁迅，民主战士闻一多，解甲归田的红军老战士方和明、傅兴贵，保尔？柯察金式的英雄吴运铎，荣称“中国之光”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誉为“铁人”的石油工人王进喜，人民军队普通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舍己救人的大学生张华，身残志坚的女青年张海迪，同歹徒搏斗牺牲的新闻工作者安珂……诗人用富有强烈情感的诗笔，为中国近代史上众多的民族精英描容绘彩，歌功颂德。这些英烈身上展示了“中国魂”的本质特征：他们具有与黑暗和强暴斗争到底的意志和气魄，他们既沉着探索中华民族自身的潜力，又勇敢地学习外域富国强兵的先进文化，力图振奋中华民族的自身活力，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他们是我国近代史上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是民族的骄傲。
他这样写国母宋庆龄：“她把自己当做一滴鲜血／注射进民族的脉管／她把自己当做一片波涛／汇进革命大潮的呐喊／半生风雨／半生苦斗／她终于用生命的朝霞／换来了祖国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