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布袋沟》，就像想哭的人，终于哭出来了。
新中国60年是中华五千年最伟大的一个时代，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和磨难，可贵的是我们不但没有趴下，而且更增强了奋发的信心和毅力。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得益于8亿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农民。他们以自己的坚强、牺牲和微不足道更显得伟大而可贵。
虽然力不从心，可我一直努力使我的作品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匹配。60年来，社会发展是肯定的，繁华只是表面，繁华的背后会有多少悲惨、悲壮的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拉读者一起走进《布袋沟》，走进最底层社会。一村人，一沟事，地在变，人在变，变中有苦有乐，有喜有悲。重压下的农民，悲情中有阳光，丑陋里藏伟大，他们只有哭泣、没有哭叫，往往是擦把汗、揩把泪，继续肩负起沉重的挑担。
故事从一开始我在寻找一个理由，农民为什么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并不是后来很多文章里描述的那样，是被逼迫下违心喊万岁，而大多数农民是发自心底的，直至今天，他们依旧痴心不改，对于当年所遭受的苦难无怨无悔。这几乎是个谜。
于是就有了黄河发洪水，古老三南逃途中，被国军团长牛金虎买下为亡父作陪葬，逃出墓穴后，走途无路时被李先念的新四军救下，两人逃到布袋沟认亲落脚的故事。同时家住长江边的高敬保与恶霸结仇，举家从长江边逃到布袋沟。于是黄河边的“呔子”古老三与长江边的“蛮子”高敬保在炎帝故里的布袋沟会合了。解放后大队组织青年投击队在布袋沟开荒种地，一群青年男女人恋爱结婚，在这里定居。改革后由于山高人穷，找不到媳妇，布袋沟人走地荒，一个外来女人与众光棍出轨，挽救了布袋沟。高敬保的儿子高禾与春香相爱，由于贪恋城市又与一纺织女结婚，因倍受歧视出外谋生。春香被迫做了卖淫女，有钱后圆了大学梦，又与大20多岁的王教授结婚以换取他到布袋沟教乡亲们种香菇，从而改变了家乡人命运。高禾在南方遭绑架，春香救了他，后来回布袋沟办起了菇业有限公司。这时又有人来这里办起了石材厂。布袋沟一下子又红火起来……农民由最初对共产党的感恩而产生激情，又因激情导致疯狂。改革后，由于放纵了对人性的约束，物欲横流使改革成果被私欲侵吞，致使弱势群体又生存在了利益集团的压榨下。面对而今官场腐败、满世横行的黑恶势力等不良现象，使人们又反思起被称为“错误”的年代。所以毛主席、共产党的光辉在农民的心中一直没有黯淡。
现在的农民都读过书，天天在通过各种媒体接受很多信息，已经有了自己的思维，再也不是某个人说什么是什么的时代了。我讲这个故事是有事实依据的，很小的时候爷爷曾告诉我，我家原住枣阳，被恶霸逼的走投无路逃到随县山里，是共产党使我们不再受人欺负了，还分到了田地和房屋。我相信有这感受的不只我爷爷一个人。我父亲是多年的基层干部，文革时多次被冤屈，挨批斗，吃尽苦头，可直至前年去世，也无一句怨言。
找到根由，我努力展现新中国以古老三为代表那代人的伟大精神，他们的伟大体现在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对国家、对党、对毛主席的忠，以及吃苦、勤劳、奉献、责任心等众多方面，他们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要他吃屎不说臭，要他担山不言重。可以说那一代人的精神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一笔最宝贵的财富，急需记载和传承。
为挖掘他们那种精神，我抓住一个共性——愚忠。愚忠虽然美，但美的十分沉重。小说中我将农民的勤劳、善良、愚忠尽可能展现出来。如：当革命战士李唤芝向古老三求救时，他媳妇认为李先念的兵救过自己，自己得豁出命来救她；古老三的老婆为救革命战士死了从不向任何人表功，以至后来为此蒙冤，被打的皮开肉绽还说：“我是革命干部，我代替党和毛主席受冤屈值得，自古以来都是官欺压百姓，都是老百姓受冤屈，唯独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才反过来人民批斗干部。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啊！他宁可叫自己的干部受冤屈，不让老百姓受委屈，跟着这样的伟大领袖，冤死我一百回也甘心。”而某些所谓的精英就因为那时与人民平等了几天，到如今还在满世界咒骂。小说中还有布袋沟每年多交一万斤公粮任务；古老三将抚恤金全交党费；徐星兰用错了卫生纸，要求开自己批判会；王教授死在布袋沟香菇棚里，乡亲们出资在为他塑像，等等一连串故事都是愚忠的表现。农民的愚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沉重的愚忠开创了一个美好时代。
在重压下，沉重的生活扭曲了农民的行为，有很多扭曲的事看起来很丑陋，我要在这些丑行中挖掘出美来，努力寻找悲情中的阳光。只要你有挖掘美的眼睛，农民身上的美是无处不在的，哪怕伤疤上、泪痕里。如：古老三嫌雷贤珍不生孩离婚，在与春妞办喜事时，雷贤珍抱着自己生的孩子来骂他是无用男人，致使良缘搁浅；古老三与国军团长小老婆为邻，人们盼望孤男寡女出点花事，以涨无产阶级志气，灭中产阶级威风；豆腐花献身死了老婆的右派王教授，是同情他的遭遇；豆腐花与众光棍们私通是“讨饭的到门前给一碗”；高禾与几个城市女人搞上是为农民争口气；春香做三陪小姐为挣钱圆大学梦，春香与大20多岁的王教授结婚以换取他到布袋沟传授香菇技术；春香与高禾历经曲折终于走到一起，第一次以口交来赎自己不洁之罪；古老三对见钱心就不地道的人们失去了信任，将钱藏墓里；新来的女乡长为给布袋沟修水泥路，找领导以身相许争取下拨资金等等。有的行为不能简单地用“堕落”一词加以形容，因为他们丑陋中包含伟大。小说对丑陋和伤痕没有批判和回避，而是用故事寻找发生与存在的理由，并从中挖掘出美来。
我认为，不能公正地认识过去，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未来。我把新中国60年简单地划分为激情时代、疯狂时代和改革后的欲望时代。任何时代错误都难免，问题都不少，但对社会的推动是肯定的。每当意识进化走过一定的时间，到达脱变的衔接处，愈接近此进化阶段的终点，就会愈加功能失调，神经错乱，就会有很多疼痛。就像春蚕化蛾、毛毛虫要转化为蝴蝶之前，会功能失调一样。这就需要一些错误催生进化。旧社会的黑暗催生了解放，文革催生了改革，都是这个道理。随着旧意识的瓦解，新意识已经在扬升了。任何人当领导他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中国的发展每一步都是在矛盾中前进。不仅中国是这样，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都这样，台湾如今在意淫中的民主，社会矛盾与我们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农民是大多数，他们的感受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感受，可惜他们不会发声、无权发声。特殊的国情导致了最大的群体，最小的声音。而有些精英们观点是自私的，只注重自己的感受，忽视了农民的真正感受，认为那个时代自己吃了亏就是万恶的，就满是仇恨，没有站在国家、民族和历史的高度看问题。而小说中的古老三在受迫害、挨批斗时还认为：自己天天训斥人，今天对这个过不去，明天对那个不公平，人家正一肚子怨气哩！不弄个机会让人家发泄一下，那还不把人憋死？让人家揭一揭短处，批一批思想，人家心气顺了，自己也知道哪方面该改正了。
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纪录者和历史的见证人，本应该有更博大的胸怀，最好不要陷入谁对谁错中。也许就是因为忽视、扼杀了文革的正面，夸大了负面，以及全盘否定和过分的仇视，而导致了很多棘手新的问题。如：当年的普及教育、合作医疗都很受欢迎，“农业学大寨”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关于干部下放劳动，很多人认为是“迫害”，而农民眼里正是人人平等、劳动光荣的体现。目的是培养教育干部。连毛岸英都要下农村，进工厂，上战场，难道也是迫害？现在干部不下放，没有五七干校了，为什么越来越无作为了呢？我们最大的悲哀就是善于丑化过去、美化当今，先前说蒋时代是万恶的，后来又说文革时代是万恶的，总是以优点去比以前的缺点，以证明正确性，所以我们还停留在头痒了抓脚的盲从中。要知道任何制度都是双刃剑，中国人什么时候学会公平看待历史、正确认识当今就好了。
无论文革中还是改革后，都有很多成绩和错误，都发生过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文革时疯狂的灭私欲，改革后疯狂地纵私欲，其实犯的是一个错误。根本无须把精力防在否认哪个时代，需要的是农民身上那种特有的宽怀与包容。记得前年培训时吴教授讲中国经济腾飞的三大绝密武器，其中就有廉价的土地和劳工。试想如果不是当年土地公有化哪有现在的廉价的土地？如果文革时不犯计划生育错误，并千辛万苦养大这么多人，哪有现在的廉价的劳工？也有人仇视改革，将现时看得一无是处，但想想现在经济的腾飞、幸福生活，更没有理由批判改革。有些事纵然在某一时段真的错了，那也是历史和时代需要的错误。有时错误也对社会进步产生过积极意义。所以，对小说中的很多荒唐故事，甚至失位的价值观我都不忍心批判，而是找到发生和存在的理由。同时还要告诉人们，无论什么时代的错都不是农民的错，愚忠的农民从来都是将错误造成的恶果默默吞咽，背负起更沉重的生活，以加倍的努力和忍受来抵消社会对他们的不公。这就是那一代人、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
对于此部小说，我能保证思想、观点真实公正，健康向上，不能保证所有人认同；能保证故事情节精彩好读，不能保证完美无缺。
最后我首先要感谢方方主席，是她破天荒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民作家，培训期间亲自深入到宿舍手把手指导我们。感谢高晓辉、钱道波等省作协领导在组织、培训、辅导，以及组稿审稿中做了大量工作。感谢未留姓名的专家组老师们，对我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何子英，在她的指道下，我对情节和故事作了大幅调整，增加了多处环境、细节、心里等方面的描写，使主题更深化一些，故事、人物也更加丰满，人物性格也凸显出来了，还融进了一些乡村文化，为我的小说走向成熟做了大量工作。
李旭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