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世界大串连”，并不是裹进去的一切人都是被一股膨胀了的“崇洋”情绪驱赶上路的。与其说出国留学者们“崇洋”，不如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希冀借留学途径改变目前的处境较为妥当，或者说是打算自己为自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较为贴切。正如《美洲华侨日报》上一篇分析近年移居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和心态的文章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潮相继涌出国门，涌人美国，现在在美国许多城市的华埠，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碰眼碰鼻都是啊！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尽歧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灰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有的是为了儿女而狠了心……境遇极坏者，愤然而别；境遇不好者，决然而离；境遇平常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怅然而辞。这真是小同而大异。”说一千道一万，现在的关键是，国家应不打折扣的加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已出国的知识分子人归心归，使未出国的知识分子人安心安。我们可以这样说，从许多人身上表现出的，正是当今这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交织，新体制诞生、旧体制剥落，方生而又未死的时代的一种阵痛——
改革，已经摇撼了旧机制小山般的重重弊端，不断有泥土、石块和残枝败叶哗哗地滚落下来。然而，形成、维护这座小山的深层文化、心理形态仍在，并有着几千年古老、厚实的积淀。不坚决有力地铲除它们，新的机制及其相应的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环境，开明与竞争的环境，就很难牢固地确立！
旧机制有了松动，就有了希望……
新机制尚未确立，又萌生失望……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便是在希望与失望两座峡谷之间奔湍而出的一股大潮。
它根本上又代表了希望——
毕竟一个新时代的阳刚之气，正在恢宏地兜胸吹来，“人”的意识苏醒了，再不甘心如金又似水的年华抛掷在浑浑噩噩地等待之中，再不愿所学如一张压在抽屉角落里被默默作废了的布票，再不会将命运交给某些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去任意主宰……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世界大串连”里，奔湍的是当今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们追求创造、渴望爆发的一颗颗骚动的灵魂；汇集的是他们敢于打破旧有的生活秩序、敢于去新秩序里承受风险的崭新精神风貌。
自然，在出国留学热的大潮里，还有负势而下、本身就没有一点重量的泡沫，装饰一新、也只能泛起于一时的沉渣，或许还有隐隐生出某种危机的潜流。但与其不屑地或困惑地盯住它们，甚至夸大它们，不如将目光调回来，在进一步完善出国留学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国内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以及许多不成文的用人土政策，来一番严肃、深刻的自省；不如以更热情的双臂，去呼唤正在祖国广袤土地上崛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更坚决些！更深入些！更迅猛些！
毕琦，男，今年35岁，《北京晚报》记者。初中毕业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呆了7年。到我们采访时，他出国留学手续已全部办齐。
他的叙说，有如一条涓涓小溪一样平静——
小学时，我就朦朦胧胧有将来长大后得出国留学的念头。
我上的小学，原是美国教会办的汇文学校，解放后改成北京市盔甲厂第一小学。实际上是所干部子弟学校。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校门口的小车鳞次栉比，恍若奔云：吉姆、伏尔加，那时算好的；其次是华沙、胜利20；最次的是吉普。同学们互相攀比着，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两颗星，不屑便撇在了嘴上；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四颗星，瞳孔便放大了些；若谁的爸爸是位少将，乃至中将，儿子的脸蛋上就仿佛绽开一朵朵金花……我所在的班，有28名同学，全班不是干部子弟的学生就我一个。我父母都是小干部，照说我是进不了这所小学的。母亲在报社工作，认识市教育局的一些人，我是由后门进去的。
有这么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般人家的孩子穿打了补丁的衣服很普遍。可在我们班上，就我一个。我父母工资有限，一共养了5个孩子，5个孩子的住宿费、学费、伙食费交出去，父母的工资就去了一多半。穿衣着鞋上，无法讲究，不是打了补丁，就是哪块破得絮絮拉拉。开初一些日子，我每次去学校，男生见了一串哈哈哄笑，女生见了一阵窃窃私语，似乎高雅的校园里进来了一个上海滩上的瘪三……平时没办法，一次区里举办校际之间的乒乓球、足球比赛，我又是学校这两支球队的队员，穿着得像个样。母亲咬咬牙，破例为我买了一件灯芯绒夹克，从来都是捡哥哥们旧衣服穿的我，很是珍惜，比赛时才穿上，一赛完赶紧脱下来。一次比赛，球踢赢了，大家都乐得不行，蹦蹦跳跳，又滚成一堆，我将夹克衫随手扔在草地上，也加入进去。走到半路，才记起忘记拿衣服了，扭头就往赛场上跑。夹克衫不见了，腿一软，我瘫坐在地上，眼前一阵发黑……有两个队员问我：“毕琦，你怎么了？”我拖着哭腔说：“我的夹克……衫……不见了！”他们愣愣地盯住我，像是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过一会儿，他们走了，转身时丢下一句话：“丢就丢了呗，找你妈，要她再买一件，她敢不买？”
还有一次，星期六下午，我和3个同学结伴回家，他们的父亲一个是总参通讯部的大校，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还有一个是卫生部办公厅主任，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到了天安门，他们提出要在金水桥上玩会儿，他们徒步回家是权作逛街玩儿，本来3人家里个个都有小车接。坐在桥上的白玉栏杆上，3人又提出看谁敢把钱往水里去。一个掏出5分钱的钢镚儿，往河里打了个水漂；一个说：“你掏五分，我掏1角！”另一个像是武二郎，憋着股喝毕三大海碗酒要上景阳岗的劲头，一下捧出一把钢镚儿来，约有五六角，哗地一下，撒进金水河，银光点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也挺得意的，好似刚从上甘岭凯旋归来的英雄。我站在一边，心里挺复杂，像是难过，像是沮丧，像是愤懑，更感到深深的困惑：虽同学多年，与他们一下变得陌生了，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反差强烈的环境，逼使我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干部子弟们可以瞧不起我没有肩章上缀朵花的父亲，也没有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金钱，但我要让他们没资格去瞧不起我的学习，在学业上我要俯视他们！我那个年级有3个班，我的各科成绩始终是全年级的前3名。也许因为学习成绩好，老师也青昧，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毕琦，你将来要学理工，我看你是块上清华、哈军工、上海交大的料。”小学的校长曾嘱咐我：“知道吗？学校对你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将来能出国留学，为母校争光……”这时，我就充满了自信，相信这些自己都能做到。那时临睡时，或者白天走神时，脑子里常常五光十色。当然不会想到美国，美国是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国家嘛，正在丛林沼泽地里与矮个子越南人打仗；也不敢想到苏联，已开始反修了，广播里《九评》连篇累牍哇哇叫……但绝对是在外国：古色古香、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造型精美、流光溢彩的博物院，肤色各异、和睦相处亲如兄弟姐妹的大学生，讲台上站着白发如雪、隆鼻蓝眼的教授……
理想也似乎在向我招手。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破格招收小学毕业生，也到我们学校来挑了。学校保送了几个人，其中有我。经过看成绩、目测、口试，最后决定录取我和一位女同学，去学习葡萄牙语。招生人员当面告诉我们说：这么小让你们学外语，目的就是要你们先在国内学几年后再送你们出国去深造。那份高兴劲儿，别提了。不料母亲听了，眉头却拧得紧紧的，脸上打了一层霜：“学葡萄牙语？葡萄牙是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学出来后对咱们祖国没多大用，不过是给洋鬼子们做做翻译。我可不同意你去读！还是老老实实上中学再上大学。要想出国深造，有本事大学毕业后一样可以去……”当时，我气得病病恹恹好几天，话都不想跟母亲说了。“文革”中，我才理解了母亲，她—直是个很正统的共产党员，1965年又已是那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对于我的前程，她能不反复掂量、“宁左勿右”吗？！
这一错，便错过了个历史性的机会！
先是闹“文革”，红卫兵誓死保卫红司令；接着奔北大荒，冰天雪地里炼红心。1976年底病退回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考过，广播电视部考过，但因我是病退的，都未录用。我心一横，跑去当了兵。一去就是7年多。后来又去了63军文工团，先当演员，后当创作员。1980年，军级以下文工团解散，我复员回北京。我拿着一叠在部队时发表的小说、剧本、诗歌等作品交到报社，捧上了《北京晚报>的铁饭碗，心，却没往那铁饭碗里去，老在外面悠着、晃着，像绕树三匝的鸟鹊，还没手着个窝似的……
说穿了，就是自己这辈子没读上个大学不甘心呐！从1966年到1980年，15年里，无论我当兵团战士，还是当解放军战士；无论我在冰封的大森林里伐树，还是在简陋的舞台上演唱………个声音—直在我的意识深层嗡嗡作响：你本来不应该在这里！你本来应该是个大学生，一个早已工作了多年的大学毕业生！当我偶尔路过大学的校门时，我得费好大力气才能压抑住自己想走进去的蠢念头，似乎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就在校门内，而且被保存得好好的，没有半点破碎，只要拾起来，就能将它如朝阳般再送上人生的苍穹。当我见一群群佩戴着校徽的少男少女，满面春风地走过大街时，我羡慕他们，关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艰辛与忧患，他们只需从小说与电视剧中去领略了，他们正经历的是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安宁。但我有时也在脸上堆出一种高深的冷漠，这冷漠，翻译出来就是：你们别太颐指气使，若不是“文革”，我两个清华大学也能考上……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收函授生，第一届考试我就考取了。古代汉语、历史、地理，我根本不用读，轻轻松松地学了3年，去年拿了文凭。我并不以为这就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函授生是非正式的大学生，我读它完全是为张文凭，若没这张文凭，我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得受憋……
按理说，出国留学不是我这把年纪的人该想的事了。生活上，我早已成了家，有个两岁的女儿。工作上，得心应手，规定每月一个记者连写带编发5000字，我月月超额完成任务，领导也看得起我。1983年，北京牛羊肉供应紧张，国家收购车皮又不够，内蒙古、张家口的牧民们便自己徒步赶着牛羊来北京。我闻讯后，一夜没睡觉，冒着凛冽的北风找到这支队伍，从德胜门到大红门，来回走了两趟，有二十几里路，边走边采访……回来后又赶写了一篇通讯《路遥天寒赶牛羊》，发在晚报上。这篇通讯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