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洲部队的伤亡最为惨重，他们损失的人员包括虔诚的丹·布施、小个子厄尔·菲尔莫尔、兰迪·舒加特、加里·高登、“灰熊”马丁以及瑞尔森。狙击手布拉德·哈林斯在“超级68号”上被炸断了一条腿，后来他装上了假肢，经过练习后已能应付自如，终又重新回到队中。保罗·莱纳德曾在迷路车队中操作M-19榴弹机炮时被打掉了左小腿，现在只能和彭斯、莱希纳、伽兰汀以及其他几个重伤员一起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慢慢疗养恢复了。战斗结束约两周后的一天，克林顿总统来医院看望他们。当时并没有大张旗鼓，而且克林顿在看到这场战斗所酿成的血肉场面后，似乎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伤员们事先都得到了指示，在这种场合，即便对总统有任何不满或负面意见，都应保留在心里。伽兰汀抻平身上的T恤，盖住被缝在肚皮里的手，配合着和总统合了张影。照片上的两人看起来都对身旁的对方惊讶无比。
然而，摩加迪沙的战事还远未结束。那些挺过这场战斗而没有受伤的士兵们估计形势肯定会进一步恶化，只有在那之后，一切才可能有所改善。为了向倒下的战友们表达心中的敬意，他们做了一切该做能做的事，而且这种努力仍在继续。战斗结束几天后，“暗夜潜行者”们在联合指挥中心前竖起了一座临时纪念碑，以纪念失去的战友们。加里森将军特地集合起所有人举办了一次哀悼仪式，他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一段著名的军事演讲表达了所有人的悲伤、恐惧以及决心：
对于这次战斗没有勇气的人，尽可离去，他作盘缠用的金钱要趁早放进他的口袋。怕和我们共死的人，我们也不愿和他同死。凡是今天不死能够安然生还的人，以后听人说起这个日子就会感到骄傲，然后卷起袖子展露他的疤痕，还会愈益夸张地记得他在这一天所建的战功，他会把这一段故事传授给他的儿子，从今天起到世界末日，这一天永远不会轻易度过而不忆起我们，我们几个人，我们这幸运的几个人，我们这一群弟兄；凡是今天和我在一起流血的就是我的弟兄，而那些胆怯退缩的人，每当听到我们是如何并肩拼杀的，便会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在接到丈夫失踪的通知一周后，威莉·弗兰克终于得到了确切消息。这真是难熬的一周。而那些仍对丈夫下落一无所知的妻子们则只能继续拼命搜索报纸照片，观看死者录像了。
在一张流传最广的照片上，有具尸体被人拖着游街，左腿还古怪地弯曲着，那是汤米·菲尔德。而另一具在电视上最常见的，也被拖在地上的尸体则是兰迪·舒加特。还有张照片里，一具尸体裹着布，倒躺在一辆手推车上，那是比尔·克利夫兰。虽然尚未收到军中的正式确认信息，但家属们都认出了他们是谁。
威莉当时还在参加克利夫·沃尔科特的葬礼，忽然，她听到了教堂周围几处同时响起了BP机的呼叫声。其中两部还是她亲友团成员的。
仪式结束后，威莉被他们领到了一边。她起初还以为他们是要带她去找克里斯·沃尔科特聊一会。可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告诉她，雷的遗体已经得到了确认。
“你们怎么知道是雷？”她问他们，“他的头发是灰的？”
遗体上已经没有了头发，他们说，但向她描述了其他部分。他们还告诉她，遗体已经穿上了衣服。威莉这时还要他们说出尸体身上穿的短裤、内裤的样式。雷离家时走得匆忙，威莉都还没来得及抽出时间烘干他的制式内衣裤，于是便给他装了条平时穿的内裤。当他们说出了遗体上穿着的内裤样式时，她知道那就是他了。
在被监禁的第二周，杜兰特又一次被转移了，这次去的地方好像是个带有一圈栅栏的私人院落。他还收到了红十字会寄来的一箱礼物，里面装着本袖珍版《圣经》。
记录时间是杜兰特在生存训练中曾学过的一样技能。据越战期间的战俘讲，明确时间观念，安排好每天的事，无论它们多琐碎，多平淡，都有利于保持头脑清醒。坚持记录是保持信念的一种行为。它暗示着总有一天你会得到释放，而且出去以后还能好好讲述一番自己的经历。
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人，但杜兰特发现这本《圣经》可以有其他用途。他开始在书的空白处回忆自己被监禁的日子，用加密文字从坠机的那一刻开始记录开来。他写道：
“砰，”这是被火箭弹击中时的感觉。
“转。”
“地平线，”这是指直升机旋转下坠时天昏地暗的状态。
等等诸如此类。他一直写着，最后将自己被监禁时每小时在做什么都记了下来。那本《圣经》的空白处写满了他的笔记。
菲林比看着这名飞行员认真学习着，还在《圣经》上写满了笔记，以为杜兰特是个极度虔诚的人。
“如果你转而信仰伊斯兰教，你就会被释放了。”这名看守说。
“你向你的神祈祷，我找我的，没准这样我们就都能自由了。”杜兰特开玩笑说。
他们打开收音机，调了个杜兰特喜欢的音乐精选栏目来听。
在他被监禁期间，杜兰特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成了一名游骑兵，本应和第四小队一起登上直升机，可他一下迷失了方向，脚步踉跄，边走边问：“第四小队在哪？第四小队在哪？”连他问的那些人都一个不认识。突然，所有人都消失了，一架直升机升上天空飞走了，将他一人孤零零地留在了地面上。
罗伯特·奥克利于10月8日抵达了摩加迪沙，艾迪德还在东躲西藏。经过几天安排，他终于得以和这个军阀武装组织的其他头目会了面。他告诉哈勃吉德部族的领袖们，美国针对艾迪德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游骑兵特遣部队最初的任务也已经取消。索马里人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过段时间你们自己就会明白我说的是真的。”奥克利说。随后他告诉他们，克林顿总统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杜兰特。索马里人还是不肯相信。毕竟游骑兵已经抓捕了他们领导层中的六七十人。级别最高的就包括在10月3日当天捉到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奥斯马尔·萨拉德和穆罕默德·哈桑·阿瓦莱，两人目前都被关押在一座临时集中营里，远离基斯马尤海岸的一座小岛上。释放杜兰特需要至少一笔交易。这是索马里的规矩。
“我回去看看能不能释放那些人，但我无法承诺任何事。”奥克利说。他同时指出，那些索马里犯人从名义上讲是属于联合国监管的。“我会和总统商量一下此事，但你们必须首先释放杜兰特。”
接着，这位前大使传递了一条令人胆寒的信息。他认真地说道，“这不是威胁。”但其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我对将来的事没有计划，我会尽一切努力阻止那样的事发生，但假如几周过去了，而杜兰特依然没有得到释放，你们觉得会发生些什么？你们不仅会失去现在已经得到的任何信誉，而且我们也会坚决拯救他。我敢向你们打包票，我们并不打算以任何形式，或在任何方面为挽救他而做交易……所以不管怎样，我们肯定是要救回他。那时不管是在正确还是错误的地点，我们之间免不了一战。战火重燃的那一刻起，美国一方所有的克制都会取消。看看现在外面调集而来的装备吧。有航母、坦克、武装直升机……都是真家伙。一旦战事爆发，所有那些压抑已久的怒火便会完全释放。整座城市将被夷为平地，男人、女人、孩子、骆驼、猫、狗、山羊、驴子，一切的一切……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那将成为一场真正的悲剧，但无人能阻止它的发生。”
参与会谈的索马里人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藏起来的艾迪德，这位军阀看出了奥克利方案中的良苦用心。他提议立即释放那名飞行员。
为避免抢了他的老朋友海军上将豪的风头，奥克利特意叮嘱对方推迟几小时公布决定，好给自己留出时间离开索马里。他让他们将杜兰特直接交给豪，自己飞回了华盛顿。
菲林比告诉杜兰特，他明天就会得到释放。这位宣传部长兴高采烈地传达了这条消息，可同时也十分不安。他为这位朋友和自己而高兴，甚至开玩笑说，他们俩都解放了。菲林比终于能过回自己正常的生活了。在他看来，无条件释放杜兰特完全是艾迪德和哈勃吉德部族宽宏大量的完美体现。在聊到这件事时，他甚至哽咽得无以为继。这一姿态，他说，将能立刻消除暴民虐尸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那种行为曾令菲林比和部族中其他受过教育的人无地自容。他再次要杜兰特向他保证，一定会对外界讲述他在被囚期间受到了怎样的优待。
这项决定太英明了，但菲林比总担心会出现什么意外搅局。要是有一小撮愤怒的索马里人收到了风声，四处寻找杜兰特，想要杀了他可怎么办？要是美国人骗了他们怎么办？美国人只要派人来杀了杜兰特，全世界便肯定都相信那是艾迪德和哈勃吉德部族干的。菲林比要求增派保护力量，于是部族便派人围住了武装关押着杜兰特的这处住宅。
那天一大早，菲林比帮着杜兰特洗了个澡。不过和上次被直接扔到汽车后座里又被人坐在身上不同的是，这次来的人带了一副担架，他们小心地将他抬出房子，安顿在一辆拖车的后挂平板上。杜兰特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了。他无比紧张，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回到美国战友的身边，反倒是菲林比，自从知道这一切成为现实开始便万分高兴和兴奋。
他们开车载着杜兰特来到了一座砌着围墙的营地里，静静等待。红十字会官员到了，一名军医带着一支医疗队也走了进来，简单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医生想给飞行员打一支止疼针，但遭到了菲林比的拒绝。他怕他毒死杜兰特。
释放过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交接后，红十字会官员递给了杜兰特一封信，是妻子洛丽和他父母写的，他们对之前无法送达给他表示了歉意。对他体检的医生从营地里走了出来，向在场的记者们介绍了杜兰特的伤势：一条腿骨折，颧骨粉碎，背部组织断裂，另外腿上和肩膀还有几处相对不算严重的子弹擦伤，但在被俘期间都得到了简单治疗。
“伤腿上了夹板，但没有固定，所以肯定非常疼。”医生说。
这时，红十字会的官员们将杜兰特抬了出来。他手里紧紧攥着那封信，泪水夺眶而出。穿过周围的记者，他被搬上了车，之后便一路赶回到了11天前出发的机场游骑兵基地。
当月，所有经历了这场摩加迪沙之战的美军士兵都回到了家中。其中大多数人都对取消继续行动的决定耿耿于怀。如果之前的任务真的那么重要，值得搭上18条人命，73人受伤的昂贵代价，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死伤的索马里人，那么，他们怎么能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将行动说取消就取消了呢？杜兰特被释几周后，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护送着艾迪德参加了新一轮和平谈判。而克林顿总统也接受了奥克利转述的索马里领导层的要求。几个月后，奥斯马尔·萨拉德、穆罕默德·哈桑·阿瓦莱以及所有曾被游骑兵特遣部队逮捕的索马里官员都得到了释放。
红十字会的车队抵达了机场，一支经过补充加强的特遣部队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这支部队完全换了个样子，现在足有上千人，身着卡其布迷彩和松软的沙漠帽，他们终于有理由好好庆祝一番了。大家排成两列，从基地车道一直延伸到准备将杜兰特转送到德国的运输机旁，洛丽也来了，正急切地等着他的出现。所有人都端着个纸杯，里面盛满了波旁威士忌，从外面看，那酒就像是他藏在自己背囊里的那瓶杰克丹尼，他前些天还在捎出来的信上交待过弟兄们别打那瓶酒的主意。
这是充满喜悦与轻松的一天，可同时也是令人悲伤的一天。杜兰特此时才知道他是“超级64号”机上唯一幸存下来的人，所有机组成员，还有后来的那两名三角洲勇士，都已壮烈牺牲。他躺在担架上被人抬过通道，胳膊上输着液，勉强微笑着忍住泪水，手里紧攥着自己的红色贝雷帽。
周围的人欢呼雀跃着。随着担架缓缓沿坡道送进飞机，有人唱起了歌。起初只是一两处在唱，声音很大，没多久，所有人都跟着高歌起来。
他们唱着“天佑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