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仁
夫妻同监
1939年秋，我到湖南安化兰田国立师范学院任女生指导员。1940年3月初，我指导师院女师生联合在兰田各学校的女师生举行了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轰动了湖南。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写信对我大加赞扬：“这是湖南第一声！”王和我书来信往交流心声，谈得十分投机。他的信感人至深。后来，他向我求婚，并向党组织打了报告。我也认为他堪当我的真知己、伟丈夫。我征得母亲的同意后，便于1940年4月中在长沙白沙井岭八路军通讯处，由徐特立老人主持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王在结婚照片上题了一首五绝：
相识各年少，而今快白头；
前途正艰险，拔剑斩横流。
我也和了一首：
风雨喜同舟，红心订白头；
任凭波浪险，击楫渡洪流。
1940年夏，国民党又掀起反共高潮。八路军通讯处只留王凌波一人坚守，其余全部撤回延安。9月18日王要我回娘家，或回兰田师院去。不料，当天晚上长沙全城戒严，湖南省主席薛岳派军队突然包围了通讯处，把王凌波抓走了。我估计敌人还会再来，就把所有文件藏在邻居屋角上。天亮时，敌人押着王凌波回来了，先抄了家，后封了门。王对我说：“有三条路供你选择；回兰田师院，回娘家，跟我走。”我果断地回答说：“跟你走！”王的眼睛湿了，红了。
我们被一串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进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地牢里。黑洞洞的牢房阴森森的，潮乎乎的，只有一点光亮从后墙上的一个小圆孔透进来。这是我第一次坐牢，精神有些紧张。
凌波把带来的小包打开，两腿一盘坐在地上，从包里摸出一本书，打开就看，并念念有词：“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被他的大无畏精神所感染，很快镇静下来。看守要给我们照相，我坚决拒绝了。
稍过一会儿，凌波用微笑的目光盯着我说：“我们联句赋诗吧！”我当即赞成，遂联成一首七律：
（王）东北沦亡已十年，（姜）至今狼虎闯垓埏。
（姜）血流漂杵沙场劫，（王）鬼哭烧垣井里烟。
（王）四亿民心金可镂，（姜）千秋史册党争妍。
（姜）莫伤一已生和死，（王）且喜红潮浪冲天。
翻越四千里河山
薛岳终于不敢杀害我们，三天后把我们武装押送到广西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主任安排我们在陆睦村住了40来天。中央电报指示：王姜同去延安。
我有点犹豫，想先回湖南宁乡与妈妈告别，我们被押离长沙，妈妈该多牵挂啊！此去延安4000余里，又不知有多少艰难险阻，也不知何年何月重返故乡？可是，凌波说：“军令不可违！”在那兵荒马乱的时期，往返桂林——宁乡一趟，真不知要耽误多少时日，我只好死了回乡之心。不料，这竟是和老娘永别。
我换上了八路军军服，戴上了军帽，还配带了上尉军衔，俨然一位女军官。我激动不已，即兴做诗一首，题为《初着戎装》：
四十四年如梦过，今朝欣幸着戎装；
丢开笔杆操枪杆，敢把柔肠换铁肠；
阶级亲人如弟妹，同胞战友胜爷娘；
遥看寰宇风云急，谁复因循恋梓桑。
当时，我大妹夫在桂林一家报社工作，我未来得及通知他就上车了，等汽车开动后才发现妹夫正在路边叫我。可是，转眼间汽车已把他远远地抛在后面，我心里难过极了！
我们乘坐的汽车是延安改装的运货车，又高又大，车厢里装得满满的。人只能爬在货物上面，抓牢绑货的粗绳索，才不会掉下去，也不致碰上电线。汽车在陡峭的山路上盘旋时，眼睛不敢往下看，生怕掉下深沟。一路上桂黔高原的壮丽河山尽收眼底，倒也赏心悦目。我吟成了几首小诗：
车经都匀峻岭
叠叠重重山外山，征车曲转白云间；
此身恰似盘天鸟，万里高空任往还。
由桂林到贵阳途中
桂林秋尽作长征，十万雄山送我行；
风雨相催车似箭，三朝千里到黔城。
凌波也和了几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我到人间半百年，饱经炮火与连颠；
相逢相诩余生存，高坐征车诉旧缘。
休问山高与水遥，同行同止斗情饶；
冲开血路向前进，五岳三江好廓辽。
我原有妇女病，途中恰逢经期，因道路坎坷颠簸剧烈，一路上经血不止。到达重庆后，我脚都提不起来了，简直只能爬行。周恩来副主席到招待所看望我们，说：“你这样怎么能去延安呢？先留在这里工作吧，等养好了身体再去嘛。”我没有同意，凌波也不同意：“夫妻嘛，患难与共，还是一起到延安工作好。”周副主席也就没有强留。
要去延安的人在重庆集训了几天，主要是学习如何应付关卡上国民党官兵的盘问。我记得最有趣的是：如问你是什么阶级？要回答至少是上尉，千万不能说是无产阶级。
我们从重庆出发还是乘坐大货车，人还是坐在货上，许多人我都不认识，只记得有朱总司令的女儿、彭湃烈士的儿子等。
到西安后，我们想看看各处的名胜古迹，八路军办事处的保卫人员说古城特务满街，不让大家外出。从西安到延安，驻扎了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专门对付共产党人。几里路就有一个关卡，我们虽有国民党当局签发的通行护照，还是东西件件看，人要个个问。某个人的某句话回答不满意，不但扣人，还要扣车，有时一扣就是两三天。一路上，我们总是忍耐着，顺从着，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只有几天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多月，直到1940年底才到达延安二十里铺，下车时冻得差不多动弹不得了。
陕甘宁边区政府用两匹大骡子接我们。我一辈子没骑过牲口，看到那样的庞然大物，都有点害怕，要爬到骡背上去就更加紧张。可是又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只好由几个同志帮忙，把我扶上骡背，我出了一身大汗。好在饲养员很和气，他在前头牵着骡子，跟着凌波的骡子慢慢地走。
我们终于走到了目的地——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和谢觉哉副参议长首先出来迎接，他俩分别和凌波长时间地拥抱。凌波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行政学院副院长（院长由林伯渠兼任），他很喜欢这个工作。我们住进学院的一间窑洞，睡的是土炕，坐的是土堆，感到新鲜有趣。
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和我故乡湖南宁乡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真可谓天壤之别。初到延安，又是历经了许多艰辛之后，所以我激情难捺地填清平乐词一首《到达延安》：
风风雨雨，关卡真难数；云雾山中多虎豹，赖有真气防护。
大车到达延安，重重叠叠丘山，窑洞都成新户，人民个个欢颜。
又试作新诗一首《月夜鸟延安》：
天似穹庐，地似盘龙，
山峰东西相对，窑洞层层，
千窗万户，户户挂明灯。
我站在窑门前，月悬在高空，
天上有星星，地上有星星，
稀稀的云，薄薄的雾，
明暗实难分清，无数山峰，
杜甫川横贯其中，延河流向东。
树影婆娑，细草如茵；
远的飞禽，近的鸦群，
初出水的虾蟆，声声入耳中。
马列雄文常须看
1941年初，延安的生活条件还是极其艰苦的，一切都是供给制，每月只发一点买草纸的钱。本来，我手里还剩有100元光洋，可全都送给凌波的秘书去接家眷了。因此，自己无法补充营养，加之刚经过数千里旅途的颠簸，数十天的劳累，又是初到北方，水土不服，很快我就病倒了，便血不止，中医说是血崩病。
谢老（觉哉）半认真半玩笑地对凌波说：“这个老婆又保不住了，你真是克妻的命！”凌波这才重视起来，把我送进中央医院动手术，刮子宫，割痔疮，痛得我什么也不想吃，只想喝点大米稀饭。不知凌波从哪儿弄来一茶杯大米，煮了一锅米汤，我喝了真比吃人参汤还美！说也奇妙，不久我就出院了。
回到窑洞，凌波劝我说：“不要急于工作，要先学好理论。”行政学院的院务事全靠凌波操持，从教学到生产，从工作到生活，从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到思想表现，事事都要他过问，他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每天抽出时间陪着我读《联共（布）党史》和《经济学》，常常读到深夜。我爱好种菜、纺线等生产活动，他又说：搞生产很好，但也不能偏废学习，学习又要从实际出发，首先要了解边区的情况。
组织上送来许多马列书籍，凌波如获至宝，对我说：“我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得到一本这样的书就整夜不睡，抄写或刻印出来，相互传阅。现在有了这么多现成的书，能不好好学习吗？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的前线，也要站在学习的前线，不学怎么能领导群众前进呢？我一天不读书、不看报，就感到虚度了光阴。”
凌波以身作则给我作了榜样，我感慨颇深，遂作《杂感》一首：
知人固不易，转念自知难。
头惜千丝白，心余一寸丹。
物情如可淡，天地自然宽。
马列雄文在，常须仔细看。
师生喜重逢
1941年深秋的一天黄昏，我正在参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农业展览时，忽听一声浓重的山东口音在呼唤：“姜老师！”我回头一看，原来是1935-1937年间我在青岛李村中学教过的学生王其温（后改名王瀑声）。
师生久别重逢，又是相逢在革命圣地延安，所以格外高兴。我们简叙了分别后各自的经历，互留了住址，我还邀请他到家里做客。
青岛的李村中学有一批自称是“地瓜（红薯）学生”的穷孩子，他们爱国热情高，活动能力强。我很喜欢他们，常向他们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特别是鲁迅和苏联的革命文艺作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后，我还带着王其温、卢维和（后改名曲文）、林成家（后改名林乎加）等人步行30余里去山东大学的一处地下室参加鲁迅先生的追悼会。1937年上半年，他们在《青岛民报》争取到一块版面办副刊，要我命名并写发刊词。我把副刊取名《泉声》，隐喻这些初中学生将成大事，就像泉水涌出时仅有叮淙之声，一旦流入江河，汇入大海，就会掀起惊涛骇浪，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他们利用这块园地抒爱国思想，宣传民主主张。不幸的是《泉声》只出了几期，就因七七事变大家各奔东西而停刊。
我们全家从青岛搬回长沙后，卢维和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处境下，不远千里找到了我家里。我带他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了徐特立和王凌波，由徐、王介绍到延安的陕北公学学习。我要王其温去打听卢维和的去向，才知他在1939年去山东抗日根据地了。
没过多久，王其温也去了敌后。
我的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又成长为高级党政干部，我感到幸福、光荣、自豪。
生离死别
这年初秋，我已应聘在边区师范学校教语文。学校与行政学院只隔一个山头，我每天步行去上课。学校没有教室，晴天就在露天上课，雨天就在窑洞里上课。没有桌椅，砖头、石块、树干就是凳子，两个膝盖就是桌子。窑壁上糊上锅灰就是黑板，黑板下面的土台阶就是讲台。窑洞只有一个窗户，一边有光，几十个人挤在一间窑洞里又黑又闷，上一节课很吃力，气都喘不过来。幸好，学生喜欢上我的课，我也就兴趣盎然，每天翻山越岭也不觉辛苦。
不料，1942年初边区师范搬家了，新址离行政学院太远了，我只好辞了职，按照凌波的意见，学习、种菜、纺毛线。我们为了吃得合口味，还把定量的小米、黑豆、山药蛋（土豆）等粮食领出来自己做。
这时，徐老创办了自然科学院，聘我教中学班。恰好，行政学院给凌波配备了一匹马，他很高兴地说：“你去上课也可骑马去了。”不幸的是我又病倒了。凌波说：“延安人多事少，你还是把几个钟头的课让给别人去上吧。先安心养病，病好了再好好工作。”我按照他的意见又辞了职。为了照顾我们，边区政府每个月配给三升大米。
谁知祸从天降，大难临头：9月3日凌波突因脑溢血竟离我而去！晴天霹雳，我的肝肠寸断！
这天早晨，凌波与教务处长研究调整教学计划时即觉头晕不适。后来又听说学生食堂无粮下锅，便带病去伙房了解情况，又找院务处长商量解决办法。由于紧张、劳累，本来就很高的血压突然剧升而引发脑溢血，猝然逝世，年仅54岁。
凌波生于1889年。1905年考入湖南高等学堂，毕业后当了三年高小和师范教师。1915年曾出任广东河源县科长。1918年至1925年回宁乡担任云山学校校长。1925年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省委直辖宁乡支部书记。后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1年，三次被捕入狱，在狱中6年。1937年9月出狱后赴延安，同年底又奉令回长沙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1940年秋奉命回延安后出任边区政府行政学院副院长。
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我失去了唯一知己的亲人，真是悲痛万分！我一连作成六首诗，以致悼念之情。
死别
人生各有死，死别何惨怆。
恩爱绝须臾，伤痛迫中肠。
天昏地乱转，白日无精光。
万象皆空幻，茫然感彷徨。
哭凌波（四首）
已死明知哭是空，无端苦泪总纵横。
霎时一病成长别，万里长征忽断程。
历尽千辛因大众，临终一念系诸生。
乾坤捩转看今日，岂料先理七尺身。
和董老必武挽凌波诗
人间有马列，奋斗苦王郎，
三下严刑狱，九回愤懑肠。
长歌申正气，骂贼学癫狂，
圣地归遗骨，延安土亦香。
老少皆亲朋
凌波去世，“宁乡四髯”只剩谢老一人了“宁乡四髯”中的何叔衡1934年冬在福建长汀牺牲，姜梦周1929年3月在长沙被杀害。他的悲痛不亚于我。当天就把我的行李搬到参议会的石窑里，和他一家共同生活，还要他的儿子飞飞叫我“妈妈”，想以亲情抚慰我。我还是未能挺住，不久又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时，国民党从四面加紧了对延安的进逼。大伙劝我趁住院之机把小时缠脚折屈的脚掌的小脚趾割掉，一旦延安失守，也好随部队行军转移。我照办了。当时，医院的麻药很少，只有伤员才能使用，非伤员只准用代用品。代用品麻醉的效果很差，割掉脚趾的痛苦真是难以言语所描述。
1943年夏天，林老、谢老又要我随同去南泥湾休养一月。其间还参观了毛主席阅兵，我还填词一首《浪淘沙·游南泥湾》：
久慕南泥湾，首长同车，青山叠叠树参差。黄土高原林木少，此地独佳。
窑洞垒山崖，尽是兵家，劈山种稻胜南华。检阅军容齐列阵，雄伟堪夸。
后来，李克农夫妇又把我接到枣园家里休养。毛主席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也住在枣园，与他们为邻也是一件幸事，遂赋二绝：
同志关怀如骨肉，枣园邀住慰我哀。
果然北国非常地，潦倒愁颜一笑开。
人杰地灵传众口，枣园喜爱日光先。
一花一草沾恩泽，紫气升腾上九天。
年轻的同志也对我倍加体贴关照。林老的秘书区棠亮、李鼎铭副主席的秘书黄康云在我生病期间经常照顾我，有时直等到晚上我睡了才离开。李副主席是有名的老中医，康云好几次请他来给我看病，还几次托周副主席的警卫人员从重庆为我配购丸药。她还多次表示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的病慢慢好了，我的情绪也随之好了。规定的生产任务也都超额完成了，我编织的毛衣毛裤花样新颖，大家一致称赞我的手艺高超，在妇女商店展览后，还运到国统区去卖。在我的一小块生产地里种的青菜和番茄，也都生长得很好。其实，这也有黄康云一多半的功劳，她不光为我翻过土，还常常偷偷地替我挑水浇灌。
1945年6月，黄康云要上前线，我真是不忍分离，特作长诗一首，以志永不相忘。
送黄康云同志上前线
康云革命者，待人多热情。
相识三年来，有如胞弟兄。
当我丧良伴，慰勉最亲诚。
当我患疾病，医药苦经营。
启我以达理，规我以忠评。
生产大运动，助我与同行。
同窗纺毛线，荷锄共春耕。
岂独我钦羡，人人颂芳名。
府中诸老幼，莺燕相和鸣。
日勤夜不息，磨砺相互成。
服从党所需，慷慨赴远征。
君身出南粤，革命多精英。
年轻展壮志，努力辟前程。
抗战经八载，万民苦寇兵。
敌后灾难民，含泪相欢迎。
敌后忧国士，求友声嘤嘤。
克己能服理，天下归一统。
军民共一体，众志可成城。
以此灭顽敌，敌巢当早倾。
以此兴建设，国家必繁荣。
岭南与塞北，呼应互通声。
聚散本无定，匆为儿女情。
及时勤锻炼，加意保康宁。
绿水与青山，万里任纵横。
愧我体衰弱，无法请长缨。
惟期全胜日，相聚话延京。
怀安唱和多
1941年9月5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宴请延安民间60岁以上的诗人墨客戚绍光、白钦圣、安文钦、贺连城等18人时，倡议成立了“怀安诗社”，并推举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主持诗社工作。
其实，怀安诗社纯属业余的非正规的文学团体，没有成文的章程，没有固定的活动时间，也没有入社手续，究竟有多少成员，谁也说不清，好像在延安的能以做诗参加诗社活动的就算是诗社成员。记得林老、谢老、董老、徐老等革命老人过生日时，先写一首自寿诗，然后诗笺就在山上山下的一些窑洞间飞来飞去地传递着，真是一唱百和。这样既是诗社的一次活动，也是给老人做了寿。年轻人结婚，大家就以诗贺喜。战友离别，就以诗送行。
经常参加诗社唱和的女同志有刘仁、任锐、吴均等人，1943年7月陶承来到延安也算一位。我也是一个活跃分子，先后做诗近60首，有祝寿诗、贺喜诗、送别诗、唱酬诗、感兴诗，也有反映延安风光和生产生活的风情诗。
1942年冬天，延安大雪三日，山山水水尽成一片银色世界，我便写了《延安大雪歌》：
今年初冬即下雪，连下三日未停歇。
滚滚棉球飞满天，嘉山延水一片白。
不劳明月出云端，朗彻乾坤壮眼寒。
千万山窑灯影动，恍如银海起波澜。
独立山头久忘倦，自疑自上水晶殿。
天上人间浑不分，遍找嫦娥又不见。
繁英冷絮成堑垒，顽敌一战可披靡。
滑雪战士连建功，胜利盟军竞绝技。
或云大雪兆丰年，人民饱暖抗敌坚。
安能留住雪不化，乌尘世界长鲜妍。
1944年大生产运动又掀起热潮，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扛着镢头去开荒、种地。中央领导同志也和我们一样参加生产劳动，还互相挑应战，谁也不甘落后。工作劳动之余就常常在窑洞前以诗唱和，我写过一首《窑台上的老人》，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黄土高原山顶窑，上与天齐下路遥。
几个老人相邻住，种完蔬菜种瓜苗。
放下锄头纺毛线，人满山头车满坳。
陶姐聪明初学咏，钱公斗酒诗更豪。
业余唱和窑台上，品文论艺语滔滔。
云中忽见敌机影，冷眼相看不用逃。
霎时相遁天空静，大笑高歌冲九霄。
海枯石烂志不改，红旗高举寇氛消。
参加怀安诗社的唱和，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业余文化生活，加深了同志间的友情，还学习、交流了做诗的理论、技巧、心得、感受，提高了诗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同时，也逐渐解除了我深重的精神痛苦，治愈了我心灵的创伤，我的体质也慢慢地康复了，工作、生产都更有劲头了。
再结良缘
1945年春，我调到延安大学任教，延大的前身就是行政学院。一个我完全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居然出现了。
延大的教育系主任张宗麟是我在东南大学的同学，是陶行知先生的得意门生，陶先生的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关闭后，张被通缉。后由新四军战士护送到延安。课余饭后，他常到我的窑洞闲聊。没多久，他突然向我求婚，开始，我不肯答应。我知道他在国统区有老婆孩子，他说全叫日本人杀害了。我半信半疑。后来，他拿出陶先生的信和陈毅的电报，都说他的家眷找不到了。我犹豫不决，就去征求大姐们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帅孟奇大姐说：边区是战争环境，敌人随时都可能冲进来，到那时组织上无法顾及到每个人，只有爱人照顾才周到可靠。蔡畅大姐说：共产党人提倡孤独老人再婚，反对沿袭封建习俗。老人再婚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
张宗麟为了彻底消除我的顾虑，特地到法院立了案：和姜国仁结婚后，如前妻生还则与之离婚。于是，由延大校领导出面举办了一次会餐会，就算是为我们举行的结婚仪式。
秘而不宣
我早有入党的心愿，到延安后更强烈了。1942年上半年就和几个同志谈过入党问题，但我总嫌自己离党员标准尚远，想学习提高之后再入党。凌波去世后，我与谢老提及此事，他说他可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次日他又说：整风期间不发展新党员，要等整风之后再说。
1945年春天，我又向谢老提出入党的事，过了很久也没有回音。6月初，张宗麟提醒我说：“谢老事太多，也许忘了吧，你该去催催。”我当即去问谢老，他说：已交下去办了。我流露出一些埋怨情绪，谢老还记入了日记中：“为入党问题，姜国仁有牢骚。”
后来，我在延大山脚下碰到周扬校长，我问他知不知道我入党的事，他说：“知道的，还没通知你吗？我去催催。”过了几天，刘素侠对我说：“你的入党申请讨论通过了，介绍人是谢老，和谢老一起过组织生活，候补期四个月，你记着10月10日转正。”
我很高兴，急忙去找谢老要求到马列学院学习，他立刻表示同意，并给我写好了介绍信。不料第二天又变了，他说：“马列学院你去不成了，组织会派人与你详谈的。”果然组织部来了人，说：“组织决定要你做秘密党员，不公开身份。你不要和任何人说，一切要和往常一样。去马列学院学习，党员身份就暴露了，所以暂时不能去，等以后再安排。”
我还有什么可说呢，既然入了党，一切就得听从党的安排。
噩耗隔年到
1946年2月25日得弟妹信，始知老母已于1944年12月18日无疾而终。得信之日距母去世之日共435日。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我排行第一，竟不能为老母送终，悲哉！痛哉！追思亲情一切如昨，而关山远隔竟不能抚棺一哭，哀哉！痛哉！1940年9月，我和凌波被武装押送出长沙竟成了母女永别！越思越想，越悲越痛！遂仿胡笳十八拍作《七歌》哭母：
外侮残民仇似海，抗日军兴延八载。
强离骨肉作长征，远游时念母犹在。
边城战鼓动客魂，梦里依稀舞莱彩。
呜呼一歌兮歌初发，恻恻离愁添白发。
烽火弥天家信杳，哀音一载误青鸟。
痛将死别当生离，似梦似幻情难了。
满山枯草动悲风，白日昏昏魂渺渺。
呜呼二歌兮歌音乱，冈极深恩空悲叹。
我母我母聪且明，封建道德苦一生。
自幼即将双脚裹，病多体弱争令名。
三从四德终礼教，纯孝坚贞尤著声。
呜呼三歌兮歌回潮，括括慈鸟满庭树。
我母我母疾病多，尤以头痛苦磋磨。
连朝呕吐绝饮食，辗转床褥没奈何。
闻道年来病渐减，临终无病如逝波。
呜呼四歌兮歌声催，凄凄苦雨读南陔。
我母我母意志坚，居孀教养四十年。
父死雏群亲课读，执鞭含泪训儿贤。
夜余五子一灯绕，书声朗朗始怡然。
呜呼五歌兮歌声咽，未能报母母永别。
我母我母离别伤，思儿八载泪难量。
朝卜吉凶夜不寐，心期一见话衷肠。
谁知战后母先逝，从此几何返故乡。
呜呼六歌兮歌声塞，北雁哀鸣怜弟妹。
国仇初复又内战，忧患征途时日倦。
何日回家拜母坟，生离手足重相见。
山窑中夜起徘徊，月落乌啼心眷眷。
呜呼七歌兮歌曲终，余哀不断逐长风。
主席亲指点
1946年春，派我跟着徐老边工作边学理论。徐老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谢老对我说：“徐老学识渊博，你可以分类记载。比如谈历史，你就记入历史类，谈科学就记入科学类，每类单用一个本本。”
我搬到了杨家岭去住，由徐老指定看一些理论书。有时，徐老把重要的内容用红笔画出来，然后要我抄下。每天天刚有一点微亮就起床，跟着徐老做体操。有月亮时，还看到自己影子在舞动。我从此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学习也大有长进。徐老有次对我说：“来一个五年计划，把理论学好。”我满口答应：“没问题。”
8月中旬，有人告诉我张宗麟要调到北方大学任文教学院院长，我也要跟他同行。我马上对徐老说：“我在你这里学习很好，不想离开延安，张外调我不跟他走。你老可要替我说话！”
过了一天，毛主席的警卫员找我说：“主席要你去，他要和你谈话。”
主席的窑洞就在徐老窑洞的上一层山上。我立即见主席。主席和蔼可亲地迎着我，我毫无拘束地问：“主席，你叫我干什么？”主席反问我：“你不想去北方大学工作吗？”我说：“是的，那边正打仗，我又不能打仗，去了还要给组织增加麻烦哩，我跟徐老学习很好的嘛。”主席面带微笑，慢慢地说：“去吧！那边缺干部，少了人。如果打起仗，就把你们搬上太行山去。”
我心想，主席亲自指示我去，怎能不去呢？我立刻应允。这时又来了客人，主席和我握握手，站起身送我到窑外下山的斜坡上。
回到徐老的窑洞，我回忆着会见主席的情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有主席的指示，赴汤蹈火我也得去。我开始清理行装做出发准备。
第二天，帅孟奇大姐对我说：“主席对你好优待呀！明天队伍出发，主席只批了两个人坐轿窝子，一个是你，一个是总司令的参谋王梓木，他打仗受伤截去了一条腿，不能走路。”我听了惭感交集，我说：“不要轿窝子可以吗？”她说：“主席决定的，不能改变了。”我深深感到主席对一个普通战士是多么爱护，多么体贴！
1946年8月21日我由延安出发，一路向东开始了新的长征——奔赴河北邯郸。久居延安，一旦离去，的确恋恋不舍，特作《别延安》，以抒心声：
被逐离湘境，辗转到延安。
延安居六载，人亲物亦欢。
日寇投降后，内战又发端。
亲聆主席训，执教到邯郸。
大任肩头荷，不辞行路难。
徘徊山路里，惜别望云端。
谢老、李老、钱老等老人分别赠诗相送，我也以诗答谢。
答谢老觉哉送别
患难相依如骨肉，别时深恐见时难。
钦公战迹光青史，愧我无才上马鞍。
奋斗期长民力壮，和平路近老人间。
故园湘裔哀生死，何日春风达此间。
答李老木庵送别
革命人员惯别离，不将别泪向公挥。
山居六载尊时晦，雪海初航听指挥。
才浅惧为时代弃，力微常恐素心违。
怀安前辈亲如父，觅得机缘决返飞。
答钱老来苏送别
征程险峻数千里，不愿乘缧只愿飞。
飞到新园灌桃李，人间到处放朝晖。
“觅得机缘决返飞”，一旦有了机会，我一定要重返延安的，延安的黄土里有我留下的血、留下的泪、留下的汗，留下的亲人！
只身回湘
我于1946年12月到达北方大学所在地山西长治，在财经学院教语文兼妇女研究会主任。
1949年2月，我随解放军进入北平，参加接收清华大学的工作。这时，北方大学已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东北大学，进入北平后又改称中国人民大学，我在人大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研究妇女问题。
这时，张宗麟的妻儿突然找到北平，为使他们合家团圆，我向党组织声明与张脱离夫妻关系。
10月1日，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我便离京回到长沙，开始恢复徐老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的工作。
（姜国芬高继宗整理）
注释
姜国仁，湖南宁乡人，1896年生。1928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1940年秋与丈夫凌波奉命去延安，1946年8月奉命离延安东征北上，1985年5月病逝于长沙。病逝前写成回忆录《艰苦历程的回顾》，并整理有《散文日记选辑》、《诗词全集》。此文是从中摘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