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1941年初，我18岁，可是已经结婚，丈夫是个左翼文化人。皖南事变后重庆的形势变得很紧张，他收到了国民党要员陈立夫、谷正纲、吴国桢联名邀请他参加国父纪念周的请帖，去还是不去？和几位文化界收到请帖的朋友一样，他没去。但这之后，我们出门时发现总有人盯梢，我们便有些不安。
有一天他回来跟我商量，准备离开重庆，还说恩来的意思是：部分名气大一些的文化人可以先到香港去避一避，有一部分可以去延安，他问我们是否去香港？我不假思索就表示不去香港要去延安。他又表示：“再过几个月，你就要分娩了，先到重庆的歌乐山生了孩子再说。”我有些犹豫了，但一打听，这次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组织了一批家属撤退回延安，机会太难得，所以我决定哪怕孩子生在半路上，也得争取走，他不太高兴了，便说我从小没吃过大苦，一直当学生，抗战后虽然在演剧队也不如延安苦，何况又快要生孩子了。我表示我可以吃苦，他只好让我自己去找他的好友叶以群，再托张颖帮我办。
谁是张颖呢？记得有一位白白细细的姑娘常来找叶以群，有一次在楼梯口介绍过，我以为是叶以群交的女朋友，如今联系去延安要找她，那她一定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人，我决定去找叶以群。不久，他就通知我办事处批准我去延安，但一路上只能用剧作家宋之的爱人王萍的名字，因为宋之的决定去香港，她本来报了名，现在就不去延安了。我兴奋得晚上睡不着，他呢也睡不着。
他还是再三劝我去香港，我不吱声坚持不改口，闹得半宵没睡，我就反过来劝他，可他也不改口。王萍和我们住在一幢楼里，她知道了情况就劝我说，他不同意你去，你自己一定要走，留下这么有名气的诗人，别人会来抢的……我低下头没有接话，心想，假如我走了，他真变了心，那就是他经受不住考验，可我绝不能因为这而不实现自己的理想，走还是留，对于我岂不也是一次考验吗？我决定不改变主意。
我想到，最后有位文学评论家在评述他的作品时，首先肯定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但认为：“诗人的生命正如他的诗篇一样，沉浸在一种忧郁质的感情的海里，哀伤、苦痛、迟钝、呆滞。”他还认为：“想抛弃深潜在诗人心灵深处的忧伤，需要时日与锻炼，尤其需要生活上和历史河流的融合。”作者特别指出，“……诗人将克服潜隐着的伤感忧郁的根源，以健康的生命喜悦来展开人与人的世界的画幅……”并引用了希腊神话里英雄安泰的故事，暗示诗人如果与现实生产脱离了联系的时候，将如安泰一般被人扼死，而这死刑的执行者不是别人，将是诗人自己。作者牵出了这个故事是想激励诗人投入战斗的生活，才能抛弃那种知识分子的伤感、忧郁，才能成为鼓舞人民战斗的号手。
我读了这篇评介后，一直激动地考虑，他应该离开重庆这个后方城市，必须和人民的生活更贴近，才能改变他诗里的忧伤与知识分子的情调，香港是个殖民地都市，和国内抗日战争的战斗生活相距太远，是不应当去的，假如他能像安泰那样，靠一下大地母亲就会获得新的力量。
我寻找机会和适当的词句，在不伤害他自尊心的情况下，提出那位评论家的看法，他瞪着一双大眼凝视着我不吱声。我想一时难以说服他，咬咬牙决心先走，他真正爱我的话，便会赶来。这么往好处一想，咬咬牙走了再说。不过，毕竟是有些冒险，万一他真的不去延安呢？我们……我们俩将怎样……真是棘手啊！
我终于收拾好了简单的行装，一个铺盖卷一个小藤箱，听说延安吃小米饭都用匙子，我买了两把，一把留给了他，希望他看到匙子便记得要来延安。
“相信你以后一定会走的，把匙子带好。”
“唔，相信！”他拿着匙子淡淡地说：“我相信，你会先到歌乐山去生孩子的！”
他看来没有想走的意思，将来会怎样？真是难以预料了！可延安是我理想中的天堂，非去不可的。
最后，我终于雇了黄包车来到化龙桥附近的坡底下，车子上不去了，我们下了车。他只好叮咛我一路上多加小心，我也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早点到延安来，他又一次表示了周恩来的意思，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可他还是这口气，我想完了！我睁大眼睛盯住他看着，掉下了几滴眼泪，转身便让车夫把行李卷送到八路军办事处的门前，自己咬着下嘴唇拎着小藤箱上了坡，在办事处门前站下后回头一看，他正向我招手，我抿紧了嘴唇赶快向他挥手告别，他渐渐远去。这一别，我们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也许他爱我的话……能够追来，这就难说！不过他如果能去延安，对他的创作也许会开创一个新纪元，我边想边跨进门，抹掉了忍不住掉落的眼泪。走进了招待我们歇脚的救亡室，看来这原是一个小小的礼堂，此时已到了不少人，大多数是大后方待不下去的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我认识的有女作家草明、白朗和她们的孩子，戏剧艺术家章泯的夫人肖琨和孩子等。大家住在临时搭起的大通铺上，倒很热闹，不时发出孩子的哭叫声……
当天就发下了棉军服，大家试着穿，互相看着对方穿了军衣后那喜悦的神情。一时礼堂里显得十分活跃热闹，也许是达到了各人多年的理想，脸上溢露的那种幸福以及相视而笑的默契和激动的谈话使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临别时家中的不愉快和惆怅。
第三天晚上听说外面下雪了，我想找个窗户口去看雪，沿着救亡室后边窄窄的楼梯登上了二楼，拐弯处一间屋子有灯光，门半掩着，我走近一看，有个人正低头专注地看着什么，这么晚了他还在办公吗？我歪着脑袋仔细一看，啊！周恩来！我从学生时代就暗暗崇拜的共产党领袖！1938年9月在武昌抗敌演剧一队集训时，听过他的政治报告，后来在长沙大伙前又听过他的一次讲话，这时很想走近去跟他谈谈，问问他能不能动员我们家那一位也同去延安，可我毕竟年轻，在不熟悉的领导同志面前还感到羞怯，加上他正忙，不该打搅，只好退了回来，走到楼下门洞口，雪花飘舞着，我想到他如今正在干什么？我走了他寂寞吧？也许他早已入睡了，早睡是他的习惯，看着飞舞的雪花，我的心情又有些沉重了……
过了几天紧张而心绪不宁的日子，到了一月下旬，雪后初霁，我们要出发了。那天早晨，天还是黑洞洞的，办事处院子里便人声沸腾起来，住在救亡室里的人忙着收拾、准备启程。这时我已怀孕七个月，穿上发的灰蓝色棉军服，头戴军帽，倒显得很精神，可是捆不了行李，好在有同行人的帮助，才捆起运上了大卡车。我跟到卡车旁，却有人把我领到了一辆小汽车前，对这么优厚的待遇使我十分不安，正站在车门前发愣发愁时，有三四个女同志走近来了，也都是怀孕了，我这才不那么紧张了，我赶快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
要出发了，周恩来同志来到小汽车旁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他身穿一件深烟色皮夹克，神采奕奕地微笑着，叮嘱我们说：“同志们一路多加小心，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汽车开动了，回过头去看到，他还在向我们挥着手……当时的红岩村覆盖着白雪，四辆卡车徐徐驶出。周恩来同志，以前我把他当作传奇人物而崇拜的人，如今和蔼可亲地挥手和我们告别，他的英姿使我排除了别的烦恼，使我增添了前进的力量，我仰靠着汽车的靠背，竟没掉一滴泪！
我们乘坐的小车跟着大卡车驶向郊外，卡车的车厢里堆放行李，上边坐着人，男女老少都有，冷风刺骨，人们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有的还围着被子，孙维世同志的母亲也坐在卡车上，她的丈夫已经牺牲，人们都称她为“妈妈同志”。山路弯弯曲曲，车一颠摇，就仿佛要从车顶上掉下来似的，路上常见出了事的车子，滚落山坡下，使后来路过的我们不免心惊胆战，再加上下雪天路滑，人们不免更加害怕，卡车上的同志，脸冻得又青又紫却坚定地挺住，四辆车浩浩荡荡地开去。自从皖南事变后，这是第一批撤退的八路军家属，领队的是边章五和李滔同志，他俩都是军人，高大的个子，随车走的还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烈士子弟钱江等人，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
我们小车上的几个怀孕的女同志渐渐熟悉起来，有孔原的爱人许明、边章五的爱人陈慧文、赖祖烈的爱人谢淑珍，还有吴博，一开始我不知道她的爱人是谁，但从谈话中知道她是从新四军来的，而且和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新四军时很熟悉，谈了这个同学又谈那个，我很爱听。她在新四军学会了速记，是周恩来把她调到重庆办事处的，她原来是苏州女师学生，我是常州女师的，家乡临近更有一种乡情。一直到过了成都，我才知道她的身份。有一次车停在路边休息，听到许明对她说：“走的时候怎么没见到参座来送？”说话时脸上带几分疑惑。
“他有要紧的工作不能来。”吴博回答。
什么人叫“参座”呢？我便直截了当问许明，她一笑不回答。后来谢淑珍悄悄告诉我，参座是对叶剑英的尊称，当时他是八路军参谋长。
过了成都后，我和吴博由于交谈熟悉，愈谈愈亲近，到宿营地后只取一个人的铺盖，两人盖一条被说着悄悄话。我们相约：如果万一在路上分娩，另外一个人就留下陪伴照顾，绝不丢下对方先行。几天工夫便成了共患难的朋友了。有时她让我摸她的肚子，说小孩子的胳膊正顶她的肚子，我们便哈哈大笑一阵。她说为了去延安也不怕怀着孩子上路，我说我也一样，要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还怎么干革命呢。我还了解到，她和我一样单纯，由于崇拜对方而产生了爱情，到关键时刻甘愿牺牲自己名誉，受别人指责而不能自拔，由此我们更加深了理解。
翻过秦岭时，道路拐弯多，又加了融雪路滑，大家更加提心吊胆，直到下山进入陕西省境内时，心里才踏实些，此去虽还有山，但再没有秦岭那么凶险了，出现了圆圆的黄土山头。
车到三原时，听说这是国共两党的交界处，快要出国民党统治区了，心里正高兴。哪料我们的车子还没有停，就发现国民党的军官在指挥士兵进入战壕，而且用机枪瞄准了我们，我想这一下完了。孩子没生在秦岭以南，没遭到半路上分娩的危险，倒落了这个下场，难道用机枪对准我们要枪毙吗？
“一班朝东，跑步走……三班卧倒……”
我们领队传下命令，听从指挥，我们走下了汽车，卡车上的男女老少走进一间屋子，原来要搜身。两个女军人走来摸我们女同志的全身，好在领队早嘱咐，大家身上不许带一张纸，甚至连大小便的草纸也不许带在身上，因而基本还算顺利。可是，搜完身集中在一起还不放行，原来是要检查汽车上的行李，等候了老半天，大家十分着急，又听说把领队的扣下了，我们更加焦虑起来，直到下午才放行，我们几个上了车，热烈地拥抱着……过了这一道关，我们就进入解放区了。
这天傍晚我们终于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所有车上的人都举臂高呼，一个个穿得像圆球似的，孩子也跳到地上来蹦。吴博笑眯眯地说：“明天就可以写信了，会有人很快回重庆的。”她让我写好信以后交给她，好让人带回去，以免爱人惦念。
第二天上午，还在洛川县境内行驶，一个持红缨枪的民兵走近来要检查，司机同志立刻跳下去打招呼，像自家人那么亲亲切切说说道道，看到他们那么亲热，我才真正领悟“军民一家人了”！
环顾眼前，一个红黄色的圆圆的山丘紧相毗连、连绵起伏像海浪，山上极少树木，只有枯木荒草。我惊叹了，这么荒凉，人们吃什么呢？连庄稼也见不到。公路上老乡赶着牲口过来，脸上身上像洒了一层黄粉似的蒙着灰尘，路旁不断出现深不见底的沟壑，这里与秦岭南边郁郁葱葱的景象完全不同。不知从哪个山头上飘来了悠扬婉转的民歌小调，我首次听到充满了山野味的陕北民歌，真正领会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大家都饶有兴致地侧耳倾听，有时司机也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车。我们便下车，站在深深的沟壑旁边观看着。
“这黄土高原不知道有多少年代了，大概这里总是那么荒凉没有人烟的。”我说“说不定是战争烧毁了的！这里也有过人……”
我对吴博一笑：“你毕竟是嫁给了军事家，一开口就想到了战争！”
“唉！军事家，我走了，心里很是……”
吴博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好像她有了心事。
“是的，夫妻分开了，就容易变化，可我想去延安想疯了，这次机会难得，如果不走还不知道哪天才走成……”我也诉说内心的烦恼，没有到彼此的心境居然如此相近，“我相信一个人的感情不会变得那么快的吧！”
我边说边凝视着她，许久，她那上海人特有的白皙细嫩和笑起来甜甜的风采使我相信：爱她的人是不易变化的，于是我说，让命运摆布吧，反正得学坚强一些。说罢我们又钻进了汽车，她轻轻说：“反正是痴心女子负心汉吧！”
“也不一定，难说，女人得学坚强一些。”
这时，许明立刻问：“什么，你们在说……”
“闲聊，没有什么正经八百的事！”我说。
于是，我们又怀着无限美好的心情看着窗外，离延安愈来愈近了，听说这里的人官兵平等，团结友爱，没有尔虞我诈。我们终于驶到了延河旁，抬头看去，天空特别蓝，四周是一个个圆圆的黄土山头，脚踩到黄土便溅一裤子泥灰，身边走过的都是穿军衣的男女同志，我感到又新鲜又兴奋又亲切。我们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下了车，同来的同志陆续有人来接走，我没有人接，便在土坯砖砌的平房里落了脚。窗子是格子的，糊着白布，屋正中地上几块砖围着生了一堆木炭火，我把行李放下，和司机同志告别，感谢他一路上的照应，听说我们乘坐的小车是董必武同志在重庆乘坐的。
正在庆贺自己平安到达时，却发现我在大卡车上存的行李少了一件，大概是在三原国民党军队检查时被拿走了。那里面有我准备好的未出生的婴儿衣物，延安物质条件差，我可上哪儿去弄小孩的衣服呢，真是平白地添了一些烦恼。可一想我已到了延安就该庆幸，丢东西也就算了，应该高兴自己终于到达了理想中的天堂！
等了几天，中央组织部的陈坦同志找我去谈话。在一个挂了白布门帘的土窑洞里，放着办公桌和一张木凳、一张木板床，因为条件差，延安的办公室和宿舍是在一个窑洞的。他说，考虑到我过去的经历，把我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去，并给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去报到，又因为我行将分娩，他说可以让边区文协介绍我去中央医院住院。我拿着介绍信有点为难，我表示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怎么住院，他听了大笑，说：“边区是供给制，住院公家出钱，你放心去吧！”
我走到杨家岭后沟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吴伯箫在他窑洞里接待了我，十分热情客气，他问我为什么自己单独来。他说，一个人在延安生孩子养孩子会有许多困难，你大概没有想到难处吧，不过可以先腾一个窑洞出来，公家有床板桌椅，可其他生活用品就全得自己买了。说着把我引到离图书馆窑洞很近的一个窑洞中，这是一个大约九平方的小窑洞，连吃饭的碗都没有，过日子用的锅碗盆匙，自然要重新添置，他见我面有难色，就说没关系，万一他要到时候还不来，你就多住一阵医院，等自己康复了再出院，别的同志会帮助你的。我感谢地看了他一眼，他思考问题很周到，我就决定先把行李放在窑洞里，然后再去住医院。
延安中央医院占了好些排窑洞，远远看去很是壮观。妇产科的窑洞占了一整排，我去时见窑洞门前很热闹，原来是候产的孕妇围着石桌打扑克，见了我便微笑招呼。我走进一个放了三四张木板床的窑洞，从这里开始，就过起初到延安的集体生活了。这里虽是我学生时代就憧憬的革命圣地，可我对这里的生活还十分陌生，带着浪漫的好奇心，我揭开了床上铺的洗得发了灰色的土白布棉被和单子，坐在那狭小的木板床沿上发愣。
隔了一张床，那边有一个30来岁的女同志，斜躺着注视着我，她坐了起来说：“带上你的碗，跟我去打饭吧！”原来门外喊开饭了，她仪态十分文雅，脸色苍白，看来是妇科病人。我跟她走到窑洞外，用碗接过小勤务员从小木桶里舀出一勺菜和小米饭，然后又跟着她走回窑洞，我开始了延安的生活，我要向先来的同志学习，再说她人很温和。吃完了饭，她又教我把牙缸腾出来跟着她到门前去打开水，我见她用的缸子比我的大，一开始还觉得奇怪，漱口缸那么大，原来是要打开水。她坐下来时，就问我从哪里来的，又问一路上的情况，于是，我们开始交往，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同志名叫贺怡，她是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的妹妹。后来因为把我换到产科病人的窑洞去了，便没有深交。
住院不到一个礼拜，丁玲同志特意从下乡的地方赶来看望我，她从围在一堆打扑克的好几个人中直奔我来，而且居然伸手过来：“我猜想，你就是韦吧！”
我瞪大眼，惊讶地看着她：“你……一定是丁玲！”我眸子里一闪，曾经在她的著作的扉页里见过她的相片，于是我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自从她来探望我以后，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我觉得有丁玲同志就会有人帮助我的，不要害怕，可能他会……一想到他就仍然纳闷，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3月8日下午，我正坐在岭畔上观看山下的风光，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山坡下慢慢走近了，他穿着一身新的灰色棉军服，头戴一顶毡帽，倒像是个老红军似的，这人是谁？啊，他直奔我这儿来了，使劲儿爬上来了，啊！终于见到了，他还是赶来了！我急忙迎了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