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昱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20世纪30-40年代，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曾汇聚在这里，如火如荼地战斗过、生活过，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鲜亮绚丽的一笔。在延安青年中，陶端予的名字蜚声远近，被誉为延安青年的杰出代表。她在艰苦的环境中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所民办小学，以出色的工作业绩受到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的赞扬，是当年陕甘宁边区五名特等劳动模范中唯一的女性。
投身革命
陶端予祖籍浙江绍兴，从小生长在天津，少年随父移居山东洛南。她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封建大家庭，但其父母颇为开明进步，哥哥、姐姐大多于早年投身革命运动。1935年秋天，陶端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外语教师王汝琪有《中国妇女》等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也有倍尔的《富人与社会》和鲁迅先生的书。陶端予如获至宝，常常借回自己的宿舍，彻夜不眠地阅读。在那些刊物书籍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学校为了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提前放寒假，遣散学生。而陶端予却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前途，看报读书的次数更加频繁，还结识了一批从事革命活动的爱国青年，他们不仅指导陶端予阅读进步书刊，还给她讲国家的形势和全国抗日救国救亡运动的情况。
1936年初，济南一批进步学生决定成立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陶端予参加了，她冒着风险四处开展秘密活动，发展会员，散发传单和其他宣传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下，济南街头军警四处巡逻，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完成任务，陶端予专门给自己缝制了一件小衬衣，内层做了两个大口袋，把宣传品放在里面，外面再穿上一件大束胸，然后罩上件宽松的蓝布大褂，这样装扮起来，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
当时，陶端予的年纪尚小，又长着一张充满稚气的娃娃脸，却胆大过人，机智聪慧。遇上紧急情况，她便叫辆黄包车。在济南，女学生出门坐车的极少，陶端予总是故意找一辆比较好的车子，十分神气地坐在上面，在国民党军警的眼皮底下穿行。警察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端庄文静的小姐会带什么犯“禁”的物品。
这年10月，陶端予从学联取回了一批传单，其中有揭露《何梅协定》的，有揭露《田中奏折》侵华三原则的，还有一种是揭露日本关东军侵华罪行的。陶端予把这些传单带回学校后，立即一张张叠成四方块，放在旗袍内的大口袋里，等同学们集合排队去食堂吃饭时，她推说有东西忘记拿了，转身返回教室。同学们走远后，陶端予敏捷地侧身闪入男生高中部教室，把传单压在每张课桌的墨水瓶下。当她准备再进入初中教室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她急忙警觉地站在报架前，装出一副看报纸的样子，原来是学校的一位教师从这路过。教师随口问道：“你在看什么？”陶端予看到那张报纸上刊登着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立即答道：“鲁迅先生逝世了，我正在看这条消息。”那位教师不在意地走了。这天下午，学校各教室都发现了传单，校方大为震惊，但查来查去也没查出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学联散发传单，有时还采取邮寄方式。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进步的、落后的，只要知道姓名、地址，都给他们邮寄，搅得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
在严酷的地下斗争中，陶端予逐渐成熟起来。1937年春天，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她还不满16岁。从此，她的工作任务更重，党组织还经常派她去工厂做女工工作。为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她有时不得不放弃听课的机会。
不久，端予的父亲失业了，家境艰难，因交不起学费，她向在外地工作的哥哥求援。刚收到一笔学金，陶端予得知济南纱厂一个童工将被继母卖入妓院，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全部学金给这名童工买了火车票，帮助她逃离险境，投向光明。而她自己就再也无法维持学业了。于是她离校，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走出“空中楼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一月之内，平津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长驱直入，10月逼近济南。平津逃亡学生云集济南，一批一二·九运动的领袖、骨干来到这里，他们与当地的爱国师生会合，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救亡力量。整日出动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团结救国，奋起抗战。中共山东省委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斗争，当机立断组织人员从危在旦夕的济南转移到泰安，并在那里把大批过往的平津逃亡学生送往前方——山西，参加战地工作。陶端予也从泰山之麓踏上西行列车奔向潼关。
车厢内是爱国师生激昂的歌声，车厢外是雄壮的潼关，那是中国西北天堑。风陵渡上勇敢粗犷的船夫，在丈把高的波浪中，呼着高亢的船工号子，把一批又一批青年送到山西的界岸。带着北方局的介绍信，陶端予找到了刘村八路军兵站，迎接他们的是一位全身戎装的女干部，她精神抖擞、神态亲切，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乡音，自我介绍说，我叫李伯钊，北方局派我来接你们。她告诉大家，前方非常缺乏发动群众的力量，因此，陶端予等一批青年党员将留在八路军学兵队学习。
早在济南读书时，陶端予就读过斯诺的书，李伯钊这熟悉的名字，不正是斯诺书中写过的经过长征的红军女将吗？陶端予和伙伴们兴奋地议论着，一个全新的生活已经展现在她们眼前，她热切地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李伯钊那样的人。
学兵队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教官们多是老红军、老干部。刘少奇、贺龙、左权、萧克、张霞、彭雪枫先后走上了讲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令人崇敬的传奇英雄。尽管他们的教室是泥土剥落的旧庙，上课要挤在用石墩搭的木板条上，但陶端予心里却沐浴着革命与希望的春风，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与充实。
1938年春，学兵队的训练结束后，陶端予又从这里奔赴延安，先后进入中共北方局党校、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党校妇女干部训练班、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理论研究班等处，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1941年起，陶端予又被党组织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使她有机会亲自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做的《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领袖的教诲深深触动了的陶端予，她的思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开始认真地思索着：我虽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一不懂工人，二不懂农民，连他们的语言也不熟悉，一开口就是学生腔，像我这样的党员，坐在中央机关的窑洞里，真是个“空中楼阁”。一个要到工农群众中去熟悉他们、改造世界观的决心渐渐地在她的心底里萌动。
1943年的春节，是个红红火火令人难忘的节日，延安兴起了一个文化革命新高潮，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创作了一批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旧的民间文艺得到继承和改造，涌现出《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那样的秧歌剧，群众中也出现了形式活泼的拥军花鼓。春节，老百姓纷纷组织起秧歌队，打着腰鼓、扭起秧歌向毛主席祝贺新春。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讲了话，并指示中央机关的同志们说：群众给中央拜年，我们也应该给人民贺年。杨家岭机关也组织了宣传队，代表党中央到各地巡回演出一个多月。陶端予参加了这次活动，走遍杨家岭机关所在乡的各个山村和附近的几个乡。宣传队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高兴地说，吃了延安人民的小米应该给延安人民做好事，不能只伸手向人民要东西，要为人民服务。
下乡的实践，更坚定了陶端予走出大机关、下乡深入群众的志向，一次、二次、三次，她向党支部提出了下乡申请。党支部书记王若飞和党总支领导李富春多次找她谈话，最终批准了她的申请，并热忱地勉励她的进取精神。但是陶端予毕竟太年轻，缺乏经验，又不懂陕北话，困难很多。党组织出于对她的爱护，安排她从杨家岭中央机关所在的北效乡开始下乡调查，杨家湾村是她下乡的第一个山村。
果然，一进村，困难就接踵而来。一个陌生人是很难在村子里随意走门串户的。只要一走近窑洞，看家的狗就狂吠着猛扑过来，好不容易进了窑洞，主人家问起来意：“是不是为收公粮来调查的？”一下子又说不明白，很是尴尬。后来，陶端予发现村里妇女纺织组的纺车经常坏，就带上工具帮他们修理。一部、二部，前村、后村，村里的婆姨们都搬着自家的纺车找上门来，纺车成了陶端予联系群众的小桥。她们一边修，一边谈，互相了解，陶端予就乘机开始了对群众生活、生产的调查。纺车修好了，她也和村上人交了朋友，学会了陕北话、陕北民歌。天天有人邀她：“明天来！”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陶端予在下乡调查中逐渐了解到北效乡群众有强烈的办学愿望，他们希望办一个自己的学堂，而不是“洋学堂”。
当年的北效乡有七个自然村，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也是其中之一。方圆几十里路，没有一所学校，陶端予调查的杨家湾村，15岁以下的孩子没有一个读过书。成年人基本上都是文盲。
给陶端予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村长李仲青住的一孔窑洞，墙上刻满了许多条条杠杠，如同天书一般。作为一村之长，他经常要打收条，记军鞋数，记给军烈属变工、派公饭的账目，还有队里完成的公粮、生产计划等。由于不识字，只好在墙上划出各种“杠杠”作标志，深深感到“睁眼瞎”的苦头。乡支书识几个字，但念不下文件，常常因为看不懂通知而误了开会和公事。边区办的群众报内容丰富、简要，但老百姓不识字看不懂，报纸全被糊了炕，村干部们迫切希望能办个学校。
1941年，北效乡在杨家岭礼堂选举乡长，杨家岭中央机关的全体同志都作为选民参加投票，毛主席也参加了选举。机关人员用选票，而乡里人却是用豆子做选票参加选举。
由于没有文化，村里人生病，只能请巫婆来“跳大神”、“吃香灰”。妇女分娩婴儿脐带用高粱秆割，婴儿存活率非常低。妇女病、不孕症很普遍。
杨家湾的村干部见到党中央机关有人下乡调查研究，就向中央机关反映了要办一所学校的愿望，请求派一名教员来。当领导上询问了陶端予是否能担任这个民办小学的教师时，她说：我虽然没有学过师范，没当过教员，但只要是群众需要，我可以学习、实践。她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任务，走上了农村民办小学教师的岗位。
艰难的创业
要把学校办起来，最初的难题是办学的经费。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来自陶端予一个人的空想，而是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学校成立了校董会，大家献计献策。开始，多数人主张“摊派”，但不得人心；也有人主张谁上学谁出钱，如果照此办理，抗属、移民的子女就难以入学了，这也不符合抗日根据地办教育的精神。经过反复磋商、讨论，学校采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理负担”的办法，齐心合力办学，乡干部带头，能出劳力的也都上阵了。没有子女的村长腾出自己家的窑洞做教室，没有学生娃娃的农户把自己的院子让给学校当操场。一时，借桌子、送板凳、修门窗、刷窑洞，教室修整得亮堂堂。
学费是以一个学生一斗小米为标准，富的欢迎多出，穷的少出，抗属免费。学校还种了学田，由村变工队自报、开荒、代耕。当年就开了十亩地，预计收获六石粮，收成免税以建立教育基金，全部用来办学。到了第二年的秋后，靠着这些学田的收入，学校就自给自足，学生上学实现了全部免费。
学校最重头的开支是教员的供给，中央机关为支持群众办学，提出教员供给暂时由公家帮助，已筹集的经费可以直接纳入教育基金。陶端予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申请了两年不领新衣、被，每月只领一斤灯油。她的全部收入是群众每月供给的一斗二升口粮和农民水平的菜金。
学校本着艰苦创业的精神，自己动手，节约开支。课桌椅大部分是河石头垒起来的石凳石桌。娃娃们上课没有纸张，就自制了一个小沙盘，里边装上一把黄土，用木棍代笔在黄土上写字，字写好后，把土摇平再写，如此反复进行写字训练。学校没有油印机，教材是用报纸裱上好纸，自己用毛笔抄写而成。他们把一点一滴节约下来的教育基金，存入南区合作社，为办学打下了长远的基础。这些富有创新精神又切实可行的集资办法，后来在整个边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推广。
开学的前一天，中央机关送来了一批珍贵的礼物。机关的木工房为杨家湾小学制作了八套课桌凳，利用腿坏了的大桌子改装成大黑板，用一些废木料给娃娃们做了大小不等的几十个小黑板，用石灰和黏土做成小粉笔。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节约自己的办公用品，送来笔墨纸张，还有图书和一面新的党旗。中宣部送来了一块旧表，毛主席藏书室也送来了画报。开学的那一天，杨家湾像过年一样热闹、喜庆。这个黄土高原上的贫瘠山村，第一次办起了学堂，这也是整个陕甘宁边区办起的第一所民办小学。
山沟里的模范小学
延安整风之后，边区政府提出国民教育要结合实际，服务于群众，并就此酝酿着改革。陶端予暗下决心要按新的教育方针办起一所让群众满意的学校。但在一个刚刚建起的山村小学里，究竟应该教什么呢？没有教学经验，也没有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20岁出头的陶端予大胆地开始了新的尝试。她访问了许多乡、村干部，了解他们对学校的要求和愿望。老百姓的意见简简单单，却也实实在在。他们说：“要让娃娃们学了就用得了”，像写信、打收条、写契约、记账、打算盘。也有的说：“要教娃娃读书明理，解下大世事。”……经过调查，一个结合农村实际的教学方案就在陶端予的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
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际需要；
延安农村发展生产的实际需要；
群众生活的实际需要；
教育对象的特点和需要。
从此，每当深夜，陶端予便在跳动的油灯光下翻阅资料，编写教材。杨家湾小学最初的全部教材，都是她自己编写的。
她教娃娃们识字，先从娃娃们身边最熟悉的事物入手：家庭的简况、亲属的称呼、村子里的户口统计，边区面积，市、区划分等，引起了娃娃们的识字学习兴趣。有个学生娃放了学一进家门就喊：“大，我会写你了。”他爹不相信，请来一位识字的亲戚考儿子，“哈！真个识下了，咱可有了识字的后代了。”高兴得乡亲们劳动完了，扛着锄头就来学校看娃娃们念书。娃娃们学会了基本字，陶端予就教他们连起句来写路条、写信。看到自家的娃能够识文断字，祖祖辈辈没有读书人的杨家湾村民充满了欢乐。
然而陶端予并不满足娃娃们识字，她的教学别开生面。她把农业生产的常识也融入基本的字的教学当中。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种植棉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陶端予结合农时教学，先学习了边区政府有关种棉的决定和植棉模范的先进事迹，又实地请教老农具体种植方法，和村长一起研究哪些植棉的先进经验可以在本村推广，还参加了处理棉籽的劳动过程。
4月正是棉花下种的季节，娃娃们的教材中就编出了这样的课文：“4月里来枣芽发，家家户户种棉花，温水泡子柴灰拌，向阳川地把种下。”随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小山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采用了推广的科学植棉方法。
村子里组织做农户生产计划。端予把它当做算术课结合实际学习应用计算的好机会。娃娃们实地学习了丈量、过称等一系列实用的常识，还学会了计算一亩地用多少种子、备多少肥、锄几遍、能打多少粮等。娃娃们联系实际学习了算术，更扩大了知识，增长了见识培养了应用能力。
随着学校的发展，教学内容也不断地进行改进。每周增加半天的时事教育课，后讲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反法西斯阵线、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统一战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和沦陷区等，使稍大些的娃娃们了解到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打破了山乡娃娃狭小的生活空间，开拓了眼界，懂得了打日本及国共关系的变化都直接影响边区人民的生活。
陶端予在教学中特别重视的是德育，培养人的思想。她循循善诱地向娃娃们讲解了劳动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事、劳动和劳动者最光荣等许多道理，使杨家湾的孩子们变得懂礼貌、守纪律、求进步、尊敬师长，在她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学生骨干，他们做小先生时，也懂得要讲道理，讲究方法，公平和气，互相团结。
有一次，陶端予因为过度劳累生了病，但她仍然坚持上课，孩子们组织起来用罢课回答她，让她休息。老师走后，娃娃们没有一哄而散地回去玩耍，还是像老师在教室一样，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小先生们自动代替陶端予的职务照常讲起课来。这时，延河对岸传来了空袭警报，娃娃们没有被敌人的飞机声吓慌乱，他们一面由年纪大的照顾年纪小的躲进了附近的防空洞，一面派人去接病中的陶端予，当陶端予走进防空洞时，娃娃们早已安静地坐在那儿了。
一天，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教育界前辈徐特立和教育厅霍厅长来到杨家湾小学视察，正遇上陶端予外出开会。两位老人走进窑洞，只见娃娃们正在自己上课、自学，他们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两位不相识的老人，有条不紊地回答了老人的询问，汇报了学校的情况，两位老人非常高兴，对娃娃们自己管理自己的精神和能力赞叹不已。
在陕甘宁边区那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中，陶端予把一所山村小学的教育和整个边区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娃娃走出学校的围墙，参加社会实践。让学生们成为家庭和社会中的“文化触角”，用学到的知识去教育、动员和影响他们的家长，使学校成了政府社教运动的依靠。
在“扫盲”活动中，陶端予白天教小学，晚上办夜校，冬季里农闲还办了冬学识字班、读报组，她的学生们也成了教婆姨们识字的小先生。根据陕北农村婆姨们整天围着锅台转的特点，陶端予把日常用字写在纸片上，教村里的婆姨们识字，不少妇女就靠这种便于学、便于记的办法学会了几百个字，学会了记账，写条子，甚至能读报，把杨家湾的识字活动搞得生气勃勃，红红火火。
边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时，陶端予在学校增设了一门卫生常识课，通过娃娃把村里的婆姨们组织起来，建立了划片负责的卫生区域。村干部不在家，学生们就主动承担起家庭卫生检查员的工作，还动手帮助卫生落后户。村里有户人家不讲卫生信迷信，儿媳妇生孩子请来旧式的接生婆造成难产，陶端予及时赶到，帮助产妇转危为安，平安地生下了胖娃娃。此后他家的孙娃娃得了“脐带风”，他不请巫医，来请学校的陶老师，还主动邀请学生们到他家去检查卫生。陶端予带着学生们走进这家的院门，过去被奉为神明的佛龛已被主人家摔到院子里，学生们欢笑着把所有能搬动的家具都抬出来，在阳光下擦的擦，洗的洗。他们笑着对陶端予说，那碗柜足有30年没动过了。灿烂的阳光照着整洁的窑洞和院落，全乡最落后的一个卫生空白点在学生们的欢笑声中消失了。
娃娃们在学校的卫生常识课上学到了饮食卫生的知识后，很快就提出，村里所有的酸菜缸里都生着蛆，但老人们却说这是“盐牛牛”，没有它菜不香。娃娃们在陶端予的启发下动脑筋、想办法说服各家各户采用盖菜缸、洗酸菜、炒熟吃等卫生措施，改变饮食习惯。当课堂上讲授关于食物的营养和增进健康的知识时，娃娃们又成了提出种豆子、吃豆腐、种蔬菜、吃新鲜蔬菜的宣传员。陶端予结合教学，给娃娃们分发了西红柿秧，教学生娃种菜。西红柿在学田里种活了，娃娃们又自动去找来十几种菜籽，从几十株到十几畦种了起来。学田里种下了新鲜蔬菜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乡。家长们、干部们学着样子种起菜来。杨家湾村的农户们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偏僻的山乡里，从没见过西红柿、茄子和豆角。婆姨们围着陶端予问：“这菜怎么吃？”她们欢天喜地地说：咳哟，真是美气！如今咱也能像杨家岭的中央机关一样，顿顿吃上“活菜”啰！小小的山乡里逐渐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村里人开始改变了长期以来四季吃酸菜的饮食习惯，讲卫生、讲营养成了新的时尚。
短短几个月的工夫，陶端予消瘦了许多，杨家湾的乡亲们和学生娃最清楚她是如何消瘦的。她不怕麻烦，握着娃娃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们识字；有些学生家庭困难、一上学就没人带小孩，她允许学生带弟妹上课，轮流上学。个别家庭实在困难，无法到学校上学的，她就亲自上门去教课。她不仅办夜校、办冬学，还给大人娃娃治病，给产妇接生，挨家挨户动员群众开展卫生运动，帮助乡上、村里宣传党和边区政府的方针政策，解决群众的困难，乡亲们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学生们亲切地称她为“陶姐姐”。
由于陶端予的努力，杨家湾人的生活和思想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默默无闻的小村成了全乡的卫生模范村。她创办的杨家湾小学，成为陕甘宁边区赫赫有名的模范小学。
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文教工作者会议，陶端予作为杨家湾小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还被授予特等奖，她的木刻头像和其他特等奖获得者的木刻头像一起，被刊登在1944年11月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一版最上方。1945年新春，边区召开群众大会，陶端予又被授予“特等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她的先进事迹在当时延安的报刊和广播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也用大量篇幅进行了介绍，还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此后，边区青年干部学习陶端予的精神和方法形成一股热潮，蔚然成风。“陶端予的道路”在大后方的许多进步青年和革命者中也引起极大的震动，人们把她作为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学习榜样。陶端予的名字，在当时的延安和周围的解放区广为传颂，她成了边区人民夸耀的名人。
领袖的关怀
年轻的陶端予在延安创办杨家湾小学的过程中，注意把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探索了一条以农村实际和群众生产需要出发的办学道路。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她的经验、突出事迹和创造精神非常重视，多次给予她亲切的鼓励与赞扬。
1944年仲夏的一个傍晚，陶端予从杨家湾村返回中央机关，路上正好碰上刘少奇和几位同志在散步，少奇同志亲切地问陶端予：“你这个劳模是党组织圈定的，还是群众选的？”陶端予回答说，是群众选的。少奇同志高兴地说：“对，这才有群众基础。”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少奇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专门找中央妇委的同志谈了一次话，从群众路线的高度总结了妇女运动的历史经验，他在讲话中几次提到了陶端予的事迹。高度评价了她的工作方法。少奇同志说：“小陶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她在杨家湾工作几个月，解决了许多基本问题。小陶好的地方在于没有一套主观主义的东西，而有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把工作做好了。我们的上层领导机关就要善于学习这样的经验，善于与推广这些好的经验，并培养和群众有联系的干部。要善于做伯乐，认出许多群众中的‘千里马’来，并继续加以培养。”
1945年6月党的七大召开之后，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陶端予作为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筹备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在边区大礼堂里接见了陶端予。毛主席亲切地勉励说：杨家湾小学的道路是正确的，经验很好。陶端予紧握住毛主席一双有力的手，幸福地热泪夺眶而出。她向毛主席问好，并请毛主席指示。她根据自己在教学中探索的经验，总结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学方法，曾写出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工作总结，却没有想到，毛主席竟一字一句地读完了这份总结，并给予她很高评价。毛主席对陶端予说：我看了杨家湾小学的工作报告，已通知新华社广播了。在中国办教育，特别是在农村能彻底搞掉孔夫子的那一套，是教育上的一场革命。党中央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全文登载这篇报告时，毛主席特别指示，要“全文登，一个字也不要改”。1945年2月22日到2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这篇洋洋二万字的报告。
周恩来副主席是在重庆从新华社广播中听到杨家湾小学的经验的，回到延安见到陶端予时，他非常高兴。详细地询问了陶端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交谈中还意外地发现，陶端予竟是自己的表侄女。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起早年与陶端予的堂哥陶尚钊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往事，感慨万千。在那次筹备会议上，他陪同毛主席一起接见了陶端予，殷切地叮嘱陶端予：“要坚持与工农结合，把青春献给革命，献给人民。”
在延安，许多领导同志和教育界的前辈都给予陶端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其中她最难以忘怀的是徐特立先生。徐老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早在陶端予提出下乡调查的申请时，就肯定了陶端予的方向是对的。杨家湾小学创办不久，徐老亲自去学校视察，找学生座谈，多次找陶端予，听取她的汇报，给她讲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从杨家湾小学视察回来后，徐老曾向毛主席汇报了杨家湾小学的情况，亲手为这所创办不久的学校编写了四个单元的语文算术综合教材。发表过许多讲话，在《边区教育通讯》上多次发表文章，称赞陶端予的办学经验和创造精神。
在延安，陶端予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那段令人难忘的经历，革命领袖和先辈们对她的谆谆教诲，对她一生的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革命的历程是坎坷的，此后，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她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尚品格，全心全意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在新的征程中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陶端予离开了延安，被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1956年初，她又调往四川重庆，先后担任过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教育局副局长等职务。1979年10月，她来到北京，提任教育部普教二司司长、初等教育司司长。几十年间，她的足迹走过大半个中国，调换过许多工作岗位，却与党的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