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虹
一个初秋的雨夜，因为两个亲人都正在病中，自己的脑子和眼睛又忽然出了毛病，心情很沉重，想找个老战友说说话。我拨通了倪冰同志的电话，只听见她响亮的歌声，却不回话。我喊了起来：“你不要唱了，我问你现在做什么？”她回答我一句：“你没有听见吗？我在唱歌，你听听。”接着又唱，好像都是我们当年一起唱过的抗日歌曲和她在边区学的生动的民歌。我劝她别唱了，她好不容易停下来说，她刚好写完“延安女性”丛书约她写的文章，这种文章写起来可真叫人动感情。我一听就想起“延安女性”丛书也通知我写文章的事，我告诉她我也准备写，没料到她却诚心诚意地劝我千万别写，她说像她那样性格的人写起来还不免很动感情，按我现在的身体和心情状态，还是不写的好。过了两天，最后我还是没有听她的劝，决定写了。
我是1940年秋天从陕北公学突然被调到新华社做译电工作的，那时新华社还在杨家岭一条山沟沟里。最后查看了我们已故的组长陈龙同志在参考消息创刊50周年纪念册子上写的《破译天书》一文，才知道我被调的原因。当时因为外文翻译人力太少，陈龙向社长向仲华同志再三反映。有一天，陈龙恰好遇见毛主席在地里用锄头翻地，主席停下来询问他工作中有什么困难。陈龙一一回答，并特别提到外文翻译人力不足的问题，想不到几天以后，中央组织部就陆续给分配来几位女同志。翻译英文的是周楠、张林生和我，加上组长陈龙，成立了英文组。记得在调去之前，陈龙还亲自要我翻译过两三篇苏联《红星报》等英文电讯文稿，测验我的中英文水平。
我们的任务就是天天“破译天书”。当时因为收报机器设备落后，收听效果很差，加上收听英文电讯的报务员同志不懂英文，但为了提高收听效率，却创造了一些独特的字母写法，翻译人员要辨认它就更加困难，这就是“破译天书”一词的由来。我们几个人只好处处请老组长帮忙。他可也真够忙的，除了完成自己的一份工作，还要时时刻刻响应我们的紧急“呼唤”。以后我们逐渐掌握了接收电讯过程中哪些字母容易混同，也慢慢熟悉了各个报务员同志的写字习惯，遇到读不成句的一堆字母时，多想想这些字母可能是另外字母之误等等。在老组长的耐心帮助下，大家逐渐掌握了“破译天书”的钥匙。
在杨家岭山沟里时，我们只有六个女同志，除了英文组三人之外，就是中文组的陈龙夫人刘秀兰和刘俊、韩建国等。此外还有编辑采访、日文组等各个小组的男同志，常见到的除了陈龙、海、李伍、丁拓、陈英、陈笑雨、陈泉璧等，还有外号“本子”的李柱南同志，因他熟悉明码本子而得名。
我们来自四面八方，但亲如兄弟姐妹，新华社就是我们的家。记得我初去不久，有一天突然头痛得厉害，躺在窑洞里休息。陈龙知道了，特意到窑洞里和我聊天解闷，讲到他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一个故事。他是燕京大学参加游行时被捕的，手上给捆了绳子。他年轻、好强，不愿让人看见是给捆着双手的，就特意拼命把双手往衣袖里拢起来。他是印尼华侨，讲中文还不如讲英文流利。他一面讲，一面描绘那种又狼狈又气愤的模样，我不由得大笑起来。以后就彼此熟悉了。解放后曾多少次去他家做客，他对我始终非常关心。1992年我去探望他的病，临走时他摇着轮椅送我，再三表示，9月里他一定要和秀兰、适吾、林宁他们一起来看望我。不幸的是，他就从此永别，不能再来了！
新华社搬到清凉山后，住在山上一排窑洞里，最东头一个很大的窑洞就是我们各组的办公室。解放日报社住在半山腰的一排窑洞里。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了。收报的电台同志偶尔也来亲自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的头头李光绳同志，他抄写的电报字母，笔画最清楚扎实，一笔一画也不含糊，和他那个人一样憨厚朴实。他一来，陈龙就好和他开玩笑。我因负责翻译苏联塔斯社、《真理报》等电讯的时候多，他抄收这方面的电讯正好也多，因此自然而然地就认识了。但因为都是在晚间煤油灯下撞头，实际上彼此都不大记得清楚。直到前两年新华社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海很高兴地指给我看：“这就是李光绳！”我又惊又喜，好像看见一个老朋友，又好像看见一个陌生人一样，不知说什么好，特别是猛然回想起在清凉山窑洞里和陈龙、他（李光绳）说说笑笑的情景，心中百感交集，想不出一句话来说，就这样分手了。
1941年6月22日是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苏联的日子。那是个星期天，午后，我刚从杨家岭赶回清凉山，看见山上山下灯火辉煌，气氛沉重。山外提着马灯来取材料的，山上山下来回送电讯稿的、取译稿的，来来往往，空气十分严肃。我急忙跑到东头大办公室，陈龙一见我只低声说了句：“德国进攻苏联了”，一面递了一叠电讯稿给我。我和同志们都低头翻译电讯稿，整个办公室只有沙沙翻纸张的声音，有时低声交换一句译文或者地名，空气中充满了紧张、愤懑、焦急和期待。这一夜不知是怎么度过的，也记不得几时换班的。第二天一早，《解放日报》就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个令人激愤的消息。那时，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窑洞的灯光也是夜夜通明。
译电工作当时分日夜两班，夜里八点到天亮，日夜班定期轮换，往往刚习惯当夜班，又改成白天当班了。我和张毓大姐同住东头一个小窑洞，下一个坡不远就是大办公室。同志们上下班来回总要经过我们的窑洞。我们两人恰好不会白天睡觉，听见门外的脚步声、说话声，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在窗口上挂个小木板，上面大大写着“我们正在睡觉，请过往同志轻声”等等，但毫无用处，只要译报中遇见什么惊人的坏消息或者好消息，大家走出办公室回宿舍时总不免要嚷嚷几句。有一次我忽发奇想，跑到窑洞后面山坡上的一堆石头里找到个三面都是较高的石头、中间恰好有一小块可以伸伸腿的满是碎石的平地，白天我就带上棉衣到那块地上躺一躺。可心中总是担心怕山上有狼或者什么蛇虫之类的东西，睡也睡不稳。张大姐也不放心，劝我还是回到窑洞里，在“闹市”中闭目养神，总比在“深山”上担惊害怕好。张大姐年纪大些，身体又弱，有一次组织上照顾她，给了她一小碗面粉。那时大米白面可是稀罕东西，她非和我共享不可。我们往山下工人施工的石灰堆边上走，拾到了一个圆铁片，恰好有一个饼的大小，我们大喜过望，把面粉和水搅和起来，放在工人施工后一堆还有点热的灰堆里，慢慢地居然凝结在一起成了一个薄饼。我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拿着圆铁片相互搀扶着往回走，大概是过于小心、过分高兴的缘故，偶一失手，铁片一下子翻下来掉在石灰堆里了，捡起来后，上面涂满了石灰，也不能吃了。我们两个人相对苦笑，干脆扔掉铁片，反倒如释重负一样地携手回山上去了。
生活虽苦，精神却很愉快。我们英文组先后新增加了好几个男女同志，有张毓大姐、林宁、卢吉英、丁明、陈适吾等等，大家都很合得来。张大姐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对年轻的女同志都像对妹妹一样关怀照顾，我们两人直到解放后都保持着同志兼姐妹的亲密关系。周楠是个乐天派，为人开朗、直爽，她走到哪里都能听见她的笑声，甚至在决定恋爱对象时还认真和我商量，并且尊重我的意见。丁明好说好笑，在一起吃饭时总是出言幽默，逗得大家大笑，自己却不笑。他对人热情，乐于帮助别人。我离开新华社后他还写信鼓励我翻译点东西，进城后还送过我一本他和卢吉英合译的小书。他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朝鲜牺牲的，至今我还记得起他的音容笑貌。
50多年过去了，当年在一起“破译天书”的老战友们，已经所剩无几，想起他们，心中不免无限凄楚。青年时代纯真的友谊，战争年代血肉相关的革命感情，是永远令人难忘的！
1941年秋冬之间，边区流行的一场重伤寒病把我送进了蓝家坪中央医院，使我从此离开了新华社的工作和亲密的战友们。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深感遗憾。
1942年3月间，我病愈后被调到枣园的一个机关工作，在这个机关度过了青年、中年一直到晚年。期间生活上经过坎坷和苦恼，但更多的是完成每一个工作任务后内心无限的欣慰。如果说在新华社时代我们好似幼儿园里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整天无忧无虑，爱说爱笑，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亲密无间；那么在枣园时代，却令人颇有曾经沧海的感觉。同志们虽然也大多是青年，但总显得有点少年老成的样子；像我自己，也仿佛觉得，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了。确切地说，在枣园机关多年的工作和生活，是亲爱的党和许许多多终身难忘的领导和同志们把我逐步培养成了一个自觉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的。
那年月正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天天处心积虑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频繁调动军政人员，阴谋要进攻我根据地的时候。我所在单位快报简讯社主要是和报纸、书籍打交道。整天看材料，编简讯，研究敌人动向，提供材料揭露和打击敌人，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我是新手，被分配向老同志学习写文章。有一天，科长鲁光同志突然通知大家，室主任叫指定专人注意敌人人事调动情况，并认真登记下来，叫我们小组里提出人选。事情突如其来，又是个新任务，大家一时都不知讲什么好。我心中很乱，也很矛盾，因为我们这个组当时大概不过六七个人，要干这个新工作女同志比较合适，我在组里又是新手，看样子我是一个合适人选。可是，我是专门学外国文学的，还写过散文，编过文艺刊物，到了延安后分配在新华社做英文译电工作，已经丢了本行，现在又忽然去天天搞登记人物、姓名、职务这种枯燥、单调的事，叫人看来自己没出息，心中不免感觉委屈。但是一转念，既然中央需要这个工作，我性格也比较细心，干就干吧，何必让领导为难。我不等别人发言，就猛然鼓起勇气讲话，表示响应号召，承担这个任务，我一发言，沉默的空气一下子就打破了。同志们先后表示赞成，可见得大家心里早就认定“非我莫属”，同志们可能看出我的矛盾心情，在会上都十分热情地表示要帮我提供材料，支持我的工作。会后从科长起，大家都来帮助我建立“新摊子”，把我的座位从原先和许立群同志共用的长方大桌子搬开，单独给我放上一张极小的方桌。方桌下面是空的，不能放书，大家出主意把粗绳子编成一张网，捆在桌子四个角上，网上面就可以搁上仅有的两三本工具书。我就从这个小天地里起步，根据革命斗争的形势变化，紧跟着党的需要一步步前进，终生默默无闻地干了这一辈子。
张思德同志为了烧窑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消息正在此时传来，1944年9月8日机关在枣园沟口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会。我们都站在台前，怀着沉重的心情静静地倾听我们敬爱的毛主席讲话。主席语重心长地讲到“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主席的话好比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耀得我心里一阵阵发热发亮，好像心胸忽然开朗了一样。同志们也都有这种感觉。会后李克农部长批示，叫许立群等把主席在追悼会上的讲话整理出来，整理后的讲话稿还叫我们全科的同志们都一一认真读过一遍，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这篇文章也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为人民服务》一文。毛主席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这篇讲话，在全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这些曾经亲自聆听过主席这个讲话的人，也都反复考虑自己如何能为人民服务得好。当时大家总觉得只有到前方打敌人，到边区的地方上为老百姓干点实事，才能算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整天坐在办公室，和报纸笔墨打交道，看不见人民，也听不见人民的需要，怎么能算是为人民服务呢？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大家努力工作中又不免产生情绪波动，思想不安定。也正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一文在报上发表之后，1944年秋冬之间全边区发起了选举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掀起了表扬好人好事的高潮，先从基层选起，全边区一级一级往上报。
枣园机关选举劳模大会一连开了好多天，涌现了许多动人的好人好事。在台上报告的许多劳模的动人事迹都是真人真事，简直是一篇篇可歌可泣的为人民服务的活生生的教材。事隔多年，许多劳模事迹我都记不起了，只记得两三件。例如李树德同志在战场上枪林弹雨的紧急关头，舍身掩护朱总司令的动人事迹；又如有的同志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为党作出贡献，却坚决不肯在这次大会台上露面，为的是不愿影响今后外出工作；还有的同志在整风审干期间，白天在深山坡披荆斩棘地拼命劳动，毫无怨言，审查结束后，才发现他多少天来脚板和布袜、草鞋都已和血带泥凝结在一起，撕不开来了。后来在1947年我一度和这个同志在晋绥参加土改，我问过他：审干中你受到那样的冤屈，为什么从没有一句怨言？他淡淡一笑说：“自己的党，有什么可埋怨的。”再没有第二句话。这就是当年我们枣园机关的劳模之一——于苇同志。枣园机关大会之后，我们各级单位也开始选举劳模，照样可以自报公议，让群众评论。我一方面深受到大会的教育和激励，又受到一些同志支持，那一天在李克农部长窑洞后院的空地上开会，我也去参加选举。我这个人平时在人多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开口的，那一次却和别的同志一样，突然跑上那个讲话的屋角土堆上，慷慨激昂地大声“讲演”起来，其中我终身难忘的一句话就是“我愿意终身做党的一部人名辞典”，这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也记不得后来是怎么讲完话走下土堆来的，可是“终身做党的一部人名辞典”这句话，不知怎么就从此传开了。这本是我对党的誓言，实际上我并没有把工作真正做好，如今提起来，还于心有愧。
大会将近结束时，毛主席亲笔题写了“书报简讯办得很好，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一幅题词，这是对我部全体干部的最高奖励。同志们都兴奋万分，特别是我们全科（也即书报简讯社）的同志们好像如梦初醒懂得了“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对我们的深切关怀和谆谆教导。这幅题词在我部珍贵保存至今，教育了我部一代又一代的同志。
日本投降前夕，内战风云紧急。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招兵买马，准备大举进攻我解放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敌人在磨刀，我党也高度警惕，注意研究敌人的动向和部署。我们科根据上级指示，全体动员，编写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460人的经历和派系关系，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研究。然后结合当前战争形势和蒋帮的意图，加以综合研究，得出了蒋介石妄图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动向。在编写过程中除得到部内各单位的协助外，还向全国各地来延安参加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征集了活的材料。在我科内分工中，鲁光抓总的工作，马次青和薛桥同志负责定稿，我除参加编写外还负责资料工作。每天晚间我将各组交来的材料集中，由马、薛两同志讨论定稿，我担任记录。我们三人围坐在长方小桌子旁，桌上只有一盏煤油灯。玻璃灯罩已打破好大一半截，用白纸补上，灯摇摇闪闪。每次擦了灯罩，又另补换一次白纸，那是老马常用的灯，他天天擦，不让我去领新灯罩，说“还好好的，能用”。他们两人在科里比较年长，工作上都曾饱经风霜，富有经验。但性格上都极为倔强，往往固执己见，互不相让，常常为一个人某一个经历、某一个派系关系等等，吵得面红耳赤，直到取得一致才行。我没有发言权，只能恭恭敬敬地当小学生，认真地细听他们的反复争论，从中学习到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各种知识和独到的见解。我非常尊敬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老师和兄长，我和他们之间终身保持了真诚的革命友谊。薛桥同志长期支持和指导我从事“人物”工作，更是我终身难忘的。
当时大家天天工作到深夜，我们院里那五孔石窑洞夜夜灯光通明。每天晚饭后有一点休息时间，鲁光就号召大家到枣园里散步聊天，一面顺手拾些枯枝干柴草，准备夜餐。每天我负责到山沟小山坡上的小副食店买挂面，年轻的同志们都乐于帮忙，抱着挂面说说笑笑地回到我们那座院里。五孔石窑东头有个大土堆，中间有个能烧火的大坑，我们从厨房里借来一口大铁锅，可缺少锅盖。我和一个年轻的同志是大家选出来的生活干事，看看工作时间，差不多该休息了，我们就赶快把架好的干柴点上火，等锅里水开了就往里放挂面。有时夜里刮风，草灰都从火坑里冒出来满天飞，水面上往往浮上一层星星点点的黑灰。看看面煮好了，那个年轻同志就拉开嗓子大喊“开饭了”。人们就纷纷从窑洞里跑出来，各人拿着碗筷盛面，虽然没油没盐，大家却吃得很香，在风地里嘘嘘地往嘴里塞面条，又说又笑地闹了一阵。面已经捞干净了，火也快烧灭了，人们才又急忙奔回办公室去继续写作。在党的领导下，我们集体创作的这一本国民党六大中委名单（名字我已记不太确切了）写好了。定稿后，我和倪冰同志被分配去清凉山新华社的印刷厂负责校对。我记得印刷厂好像是在一个山沟里，我们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天，赶在我党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将书装订完毕，作为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献礼。后来据说七届一中全会后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们都人手一册，带往前方去了。
记得全国解放前夕，敌人行将全面崩溃，仓皇外逃的时候，克农部长也曾指定我编写过敌人43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的简单材料，我赶了一个通宵写出来。那已是在河北平山县东黄坭村的时候了。我记得后来《解放日报》曾在头版头条登载过我党向全国公布国民党43名最大的战争罪犯名单，头一个就是蒋介石。
枣园时期，我们除了工作、劳动之外，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那时为了对付敌人的封锁，我们和边区人民群众一样自己纺线、种地，还做肥皂等等。男同志一般开荒种地，女同志是纺线。资料组的余英同志手巧，纺的一等线又快又好，我性格急，总是纺出二等线。为了常常要修理纺线车，总要找最结实的枣树小木头块雕在车上做轱辘。我们晚饭后在园子里散步时，老许提出了要大家“眼睛向下”的建议，为的是仔细寻觅小木头和废胶皮之类，来不断改进纺车。休息的时候，大家也好拉二胡，唱京戏。我喜欢听京戏，初到枣园时，部里组织过一个京戏组，我也参加学习。不知怎么有人建议阿曾大姐唱老生，我学青衣。我们学过一段《平贵回窑》。记得有一天阿曾大姐叫我到她宿舍里，说我们试试看，我们就关上门清唱了一段《平贵回窑》，她还鼓励我。整风后没有再组织演京戏了，但我有时还喜欢听，也还想哼几句。可是，我一回忆起来就不免好笑的是，老马二胡拉得最好，但只是给唱得最好的人伴奏。谁要提到我的工作和工作态度，老马从来就是赞不绝口的，甚至有时太过分地称赞，但一看见我想找他二胡伴奏的时候，他总是赶快借故走开，让我好尴尬。多亏老许替我解围，他也许出于同情“弱者”，往往主动为我拉琴伴奏，而且一字一句地教会我《霸王别姬》中的那一段南梆子。我也曾跟他们哼哼《捉放曹》。
最难忘的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了。我们正在窑洞里开会，热烈讨论《论联合政府》，忽然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齐声欢呼，争先恐后地跑到院子里，又笑又叫，把青青的西红柿拔下来，连根也拔掉倒在地里，谁也没心思回窑里去学习了。从这以后，好多同志先是一个又一个静悄悄地离开枣园，后来，一大批一大批的同志先后离开枣园，远远地去到党所需要的地方去了。我只记得送老马同志出发那一次，他牵着一匹马，沿着山边小路往前走，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回顾枣园的景色，转过山头就走向远远的地方开辟新的工作去了。有些同志解放后还见到过，有的如我们组的小王同志就永远见不到了，他是在四平战斗中牺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