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寿俊
士珍，她和我同学同工作同战斗同生活了58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离休后，我们正以“老骥伏枥”共述千里之志，在长期与病魔斗争中她竟先我而逝。我谨将此篇留给我们的后辈以为纪念。
妈妈从小就教育王士珍，女孩子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在社会上才有她的地位，不怕别人欺负，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真读书、认真学习，有广博的知识，有辨别是非的才智，就能从中择优进取，排邪扶正。
她在中学时代就是一名勤奋好学的优等生。尤其在松江女中高中时，得到沈兹九老师的教导，渐渐懂得了社会与国家大事，明白了压迫与被压迫、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青年女学生要学科学，造福于人类，还要学社会学，为人类和妇女本身解放担负起光荣的义务和责任。她在中学接受了先进的老师们的社会主义启蒙教育，初步有了一些理性知识。1933年，她刚进入大学时，她妈妈病危临终前嘱咐还是要她“努力学习，认真读书，坚持下去……”
1932年我因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改为工读生，这样就需要工作与学习兼顾。在化学实验室与士珍有机会相遇了。士珍每天下课后总是要到实验室去看看，抽空校正自己的仪器和清理实验室公共仪器设备。因此，我很感激她多次为我效劳。我在图书馆工作时，那儿面对钱塘江和富春江汇合之处，青山绿水，风景宜人。士珍星期天经常在阅览室查文献收集资料，做功课写论文。她与众不同，不是为论文而论文、为备课而备课，她查文献资料是为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在查阅资料文献时，发现新问题她总是一查到底，追根寻源，天长日久她就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把课堂学的知识作为抛砖引玉之用，推而广之，她的思路沟通了五湖四海，能很快接受新事物，吸取新事物，是她以后几十年工作顺利、屡建战功的胜利基础。之江大学与燕京大学为姐妹学校，在六和塔附近二龙山上。山顶上有开创时建立的天文台，山沟里有清澈的泉水，是全校学习工作生活之源。校舍周围绿树成荫，礼堂石壁盖一层厚厚紫藤和爬墙草，令人好似进入深山古寺。女生宿舍就在这古寺的后面。每年招女生不多，士珍在上学时，大约150人。两个女生一套房子，外间是读书学习室，里间是卧室，还有卫生间。这样优待女生是少有的，女生宿舍单独有清洁工，还有一名美国老太太，她们叫她“老MISS”，住在女生宿舍门口，早晚按时点名，管理女生生活和学习。规章制度很严，但不妨同学们星期天交往。士珍是很守规矩的学生，常得到老太太的帮助，从中学习英语会话和生活管理知识。在这里养成她生活井井有条、学习与工作忙而不乱、一丝不苟、分秒必争的习惯。在天朗气爽的秋天，士珍喜欢带一本古代文学书，约一至两个女同学到附近的九溪十八涧，品一杯龙井清茶，陶冶在郁郁芳香、环绕在高山幽谷之间的八月桂花，以此她塑造自己的高雅素质、愉快恬静的性格与心情。
卢沟桥炮声连接着八一三全面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已越过上海向内地轰炸，钱塘大桥就是它轰炸的目标。有的同学顺路回家，有的改道转上海直接参加抗日战争，最后只有我同士珍抵达建德，是指定之江大学等院校疏散之点。
我们在建德大约住了两个星期。我们看复课无期，浙大也感建校困难。这时我们在建德遇到从上海来内地组织抗日救亡战地服务队的中、小学老师和同学，他们对我们说上海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和团体都已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当时抗日中心，是中共中南局所在地，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党刊《新华日报》并积极组建敌后新军、新四军等等。我同士珍研究商量，决定去。正好浙大也要往西迁。我们就乘便车同浙大表兄毛起爽教授和四年级女生表妹刘导芳等一同去。我同士珍由浙赣路去南昌，再乘火车直奔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到武汉，一下火车就去新华日报社。见到总编潘梓年和章汉夫同志。他们热忱地介绍国际国内形势，重点谈了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我党中央十大纲领在全国深得人心。我们就以新华日报社为枢纽，经常与全国抗日救亡总会和八路军办事处保持联系。士珍住在女同学家。她同学的弟弟是空军飞行员，每周六能抽些时间回家看看，同时讲讲空军生活。
在一次武汉大空战中，苏联空军与我们空军并肩作战。翻云穿雾猛追猛赶，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败北潜逃。我们国际友人也受到损失与牺牲。耳闻目睹，给士珍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又好似亲临前线参加了一次战斗革命实践。从此我们不仅加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要直接参加战地服务工作。有一天，全国抗日救亡总会组织欢迎刚从马德里战斗回来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张铭鼎等同志和一批国际友人，汇报他们在马德里解放斗争中的事迹。他们不分国别，不分职位，只有一个共同心愿，为真理而斗争，在战斗中不怕牺牲的精神，使听者无不感动振奋，增强抗日决心和信心。就在这个时候，八路军办事处和解放日报社告诉我们，中央为加强抗日根据地工作，需要大批军政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到敌人后方去，扩大根据地，同时也缓和正面压力，开展保卫大武汉的另一个战场。中央军委决定，将原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从第四期（前三期是红大）起扩大招生，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士珍立即表示提前赴延安进抗大学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抗日战争政治方针政策和军事战略战术，毕业后成为一名光荣的抗日前线战士。1937年12月，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填好表格，经过董老（董必武同志是办事处负责人）签署批准，我们第二天就拿着武汉办事处的介绍信去西安办事处，在西安未停留就乘西安办事处的汽车直奔延安。
我们由西安办事处接待安排，乘汽车沿途顺利到达目的地延安，住南门招待所。当时因抗大三期尚未毕业，正拟改红大为抗大的手续和四期教学计划尚未就绪，我们只好在招待所等待。这时边区政府建设厅、教育厅和青年团体分别来人访问我们，从他们中间知道了边区是支援前线，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又是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全国抗日根据地的作战中心，我们处处感到温暖，也感到很新奇，吃饭住房不要钱，比别处招待还要周到，比家人还亲。又看到政府和群众生活一样，粗衣淡饭，无拘无束，对于国际国内形势，每个人都能了如指掌，侃侃而谈，对抗日、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必胜的决心。他们带来了无限青春活力。素来喜欢安静不爱多说话的士珍开始问长问短活跃起来了。
红大第三期学生学业未满，改为抗大四期一大队。我们新的同学建立四期二大队，1938年3月份正式开学。我编在二大队四队，士珍编入女生队二大队五队，我们都穿上了抗大军服，有红领章，腰系帆布军用带，绑腿布整整齐齐地绑在膝盖下，交叉成一条线。抗大是军事大学，对军风纪律和内务清理都是红大传统继承下来的，要求严格，抗大校风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有一个星期日，我和士珍从清凉山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回来，手中拿着马列书籍和一些学习笔记，在途中遇到抗大总校教务长许光达同志，士珍右手有书，匆忙地举起左手来敬礼，许光达同志回了礼，马上指点说见领导见同志互相敬礼是必要的礼貌，但用左手不符军人作风，军纪也不允许的。从此，士珍经常记着，军人一举一动都必须自觉遵守革命的铁的纪律，时刻记着自己是一个革命军人。
抗大二大队五队（女生队）学生占三分之一青年是来自上海、江苏。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军事生活，在延安郊外的春风和西北吹来的沙浪把她们娇润的面庞变成赤红健壮的模样。当时抗大二大队五队是全校有名的模范队，也是抗大开创以来第一批女生队伍。
在各大队的党员和党组织都暂不公开的情况下，士珍由队长指导员启发培养介绍入党了，她开始总感到自己不够，对党员标准看得很高。在党的生活和学习实践中，知道党员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才，也是不断锻炼、不断地深入群众加强党性修养，才能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锋战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光荣共产党员。
1938年6月，中央成立马列学院，要调一批有理论基础有外文翻译能力的知识分子，从事研究整理社会零散的马列主义读本和著作，重新按原著对照校对翻译成整套的较大型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正本。士珍在抗大是高才生，6月被推荐保送为马列学院第一期第一批学员，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翻译和编校工作。当时校长是洛甫。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去讲课。《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就是在那里分段讲后整理成册的。洛甫具体指导翻译校对，同时他也参与原著讲解，纠正翻译本中的不确切之处。晚饭后他们都经常在山下海边农田间散步，有一天洛甫在西瓜地里见到士珍来了，他马上叫：“老乡，快来吃西瓜！”洛甫和士珍是上海浦东人，所以叫她为“老乡”。马列学院是文人汇集之处，同抗大生活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称之为“红色翰林院”。同她一班的女同学有董明秋、龚澎，当时士珍学名和笔名为鲁林。
本来我是同士珍一起调到马列学院的，因抗大的训练部也成立编译科，为教材的急需就把我调到本校内部工作。我翻译了炮兵和防化兵教程、毒气与化学战争。为帮助我工作和学习，士珍经常到我这儿来。组织为照顾我们的生活，给了一间新房安家落户。
1938年9月，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毕业。一部分上前方，一部分去大后方，还有大部分留校继续研究学习和编译马列主义书籍。士珍被调到边区中学教书，离我们编译科更近了，都在城里。边区中学除本地干部子弟外，大都是前方军事指挥员和烈属的子弟，培养后一代的政治任务责任重大，因此，对教员的选择是很严格的。士珍调去当教员遇到第一个难题，是士珍南方口音，多数学生听不懂。正在焦急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自告奋勇地起来替士珍当翻译。士珍看他聪明，有意识培养他。可他又很调皮。当他站在士珍身旁的时候，他就规规矩矩地一字一句翻译，回到自己桌位上他就睡觉或玩玩具、做游戏了。士珍叫他到室外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快回来。他开始很听话，按时回来，不久后说话不灵了。士珍发现他自以为是，骄傲起来了。其实他有些功课学得不透，为此，士珍在每次考试前或作业练习中叫他上黑板当众表演。有些题他能起带头作用，但在关键时或难题他就慌了，做错了，答不对题。士珍借此让平时认真学习、做事踏实的同学，一处一处替他改正，并当众指出错误的原因和错的地方。经过几次教育，他感到自己不特殊，改掉了自己的优越感。其他同学也逐渐听懂老师的说话口音，士珍也了解了全体同学的性格、脾气、学习程度，一个个帮助，使全班同学都能互帮互助，认真读书，培养成尊师爱生的良好教学风气。
1938年冬天，延安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延安中学被指定疏散到安塞。组织照顾和关心我们，同意她调回抗大八队女生队当教员，因此她又重新过上紧张的军事生活。在日寇第二次飞机轰炸时，士珍就很快地带队进山沟里的防空洞，她同另一教员来不及躲避，飞机已临上空，她们只好就地卧倒，一个炸弹在距她们百米地方爆炸，震得头昏眼花，沙土把她们盖住了，她们仍沉着冷静，待飞机离远了马上起来检查同学们防空情况，无一人伤亡，也没有其他损失。在这个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解放区抗日根据地轰炸，实现“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在后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摩擦，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封锁。中央号召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抗大也不例外，各级响应中央的号召，除各队师生进行开荒种地外，还组织生产工厂，保证日常生活用品和教学用具自给。1938年，在延安北郊枣园对面侯家沟里建成一个包括能生产化学用品、粉笔、墨水、肥皂、防毒面具和鞋帽、被服等的军需工厂。在抗大校务部领导下，任命我为工厂副主任，兼支部书记。士珍调来负责化学用品的生产技术并任文化教育，主任由供给科科长杨林同志兼任。产品基本供给全校，但肥皂是全延安机关学校都需要，在抗大合作社敞开供应。尤其前方回延安的同志感到格外亲切，在前方洗澡困难，作战后迫切需要痛痛快快洗一个干净的澡，对抗大能生产供应肥皂太高兴了。洗了一次澡等于歼灭一批日本鬼子一样，舒服多了。因此他们把抗大肥皂定名为“抗日肥皂”，到前方广为宣传，并引用生产肥皂的方法在前方设厂投产，供前方部队用。
1939年6月，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开赴前方，在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培养干部直接为前线服务，同时在延安成立抗大三分校，任命许光达为校长。调我和士珍到三分校担任校长秘书，士珍掌管印章以及内部各级机构各队请示汇报材料，我负责对外宣传报道以及外宾各界人士的访问和学校向上级请示报告等。8月间我们正忙总结和处理总校遗留下来的工作，同时还要拟定三分校教学计划上报中央军委。这时我患痢疾很重，士珍不仅按时完成她自己的日常事务，还要照料护理我打针吃药，更紧迫的是帮助我完成教学计划的初稿，提交校务会议审理修改后上报。士珍是有能力的，她能科学地分析当时轻重缓急，分批分类安排程序，她能够将重急的文件先处理交领导审批，不急的事交各部门传阅后征求意见，这样上下结合能做到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作主动，处理得忙而不乱。
1939年9月，我们完成了教学计划初稿，提交校务会议讨论，修改后再给校长最后审校定稿。经报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后，许光达同志告诉我们，为革命需要，中央调我们去筹建新成立的自然科学研究院，希望早日报到开展工作。并告诉我们，李富春为此连写三封亲笔信给他，介绍自然科学院的情况和任务，并请他大力支援。最后许校长对我们说，三分校计划定了，方向任务也下达了，希望你们到新岗位上继续保持抗大作风，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39年9月一天晚饭后，我和士珍去中央组织部报到。当时李富春正在篮球场上打球。见到我们马上引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中央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目的和意义。并亲自批转我们的介绍信给中央财经部副部长曹菊如（当时中财部部长由李富春兼任）。由曹菊如又转给自然科学研究院负责人陈康白。曹陈在接待我们时重申富春同志指示：因前方敌人疯狂扫荡，后方敌人经济封锁，我们的物力财力几乎消耗殆尽，面临严峻局面，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坚持革命战争，并为发展我们新民主主义经济打好基础。并对我们说：中央决定李富春同志兼任中央财经部部长时，富春同志就向中央建议“要克服财政困难，必须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必须要从开展科学技术实验着手。尤其在我们一穷二白的边区，更必须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中央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是根据富春同志建议决定的。同我们一齐调来研究院的有杨作材、汤钦训、徐经纲、王勋、李丹、林影等同志。当时研究院既无院址又无设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们都集中在安塞沟漕渠振华纸厂。因那时纸厂厂长刘咸一就是自然科学研究院成员，也是自然科学研究院最先调的一批派驻进工厂的。我们以纸厂为大本营，分头出去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研究如何扩大改造现有的小生产作坊。同时根据边区条件与有关单位密切配合，逐步形成纺织、造纸、农具、机械、化工、煤炭、食盐、医药、皮革、印刷、玻璃以及电扇、军工生产等边区新的工业体系。
我同士珍根据同志们的建议留在纸厂，研究纸厂扩大发展、保证边区纸张供应问题，当时纸厂只生产糊窗用的麻纸（原料是煤矿旧麻绳头），既不能印报又不能印书刊文件。那时《解放日报》印刷厂将临无米之炊的困境。中央为开展整风运动，要求中央边区干部人手一册整风文献，加强政治素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同士珍愉快地接受这光荣的任务，日日夜夜与刘咸一和全厂职工调查研究。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原料的来源和纸张的质量标准。我们曾试过糜秆、麦秆、稻草、高粱秆等作原料，造出纸质量较差，绵软易破，而且这些原料都是陕北大牲畜的主要饲料，产量很少。麻皮、树皮加工困难，杂质多，周期慢。尤其是木材，必须有先进的生产手段然后才能大量生产，在农植物中打算已没有希望。忽然间我们想起在开荒时曾被马兰草割了手、劈坏了镢头。据农民说马兰草天生顽强，牲畜不敢吃，不能吃，践踏不死，年年割，年年长，割得多，长得快，越长越旺，是用之不竭的纤维原料，拿它来造纸，一定有希望，而且不与别人争食。第二天，我同士珍就翻山越岭到安塞，在延安附近大川小沟里调查马兰草生长情况、数量与质量，并且同农民商讨收割保存与运输问题。我们回来时，装满了两袋马兰草，放在骡子背上回到工厂，就开始试验。经过选料，蒸煮、漂洗、打浆、抄纸一关关通过了，遇到最后一道工序，抄纸贴晒纸易破，成品率低。晒纸女工们有点心急慌乱，士珍亲自安慰她们，并同她们一同操作试验。发现揭纸不利的原因，是抄出纸帕水量太多。在抄纸排水时将压力加大，时间较长一点，结果就好揭了。贴在墙上易落的原因是晒纸墙不光不平，要重新翻修。临时措施是在晒纸墙轻轻洒一点薄薄的米汤水，把纸贴紧了，晒出的纸又光又滑又挺。为了满足印刷厂急需，除在纸厂本身扩大生产外又在甘泉洛河川建立分厂。那儿原料丰富，水源充足，就地取材，很快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量超过总厂两倍。一年之间保证了印刷厂每月需要15万张马兰草纸的任务，还能供应延安机关的办公和学习用纸。马兰草造纸成功，首先引起农民极大兴趣。他们踊跃送草，把过去认为占地不打粮的害草变成“摇钱树”。年年不花力不施肥，割就卖到钱。他们保证原料供应。在延安以外地区的群众听到这消息，都来纸厂学经验、学技术。不久各地都根据自己需要办起自己的纸厂。就连延安地区的机关学校、军队，为动手劳动生产，扩大需求，也在自己附近山沟里办起各式各样的马兰草纸厂。为了青年群众团体特殊需要，中央青委请士珍去南泥湾考察，发现那儿条件优越，比洛河川更为广阔有利。立即决定建立边区造马兰草纸的第二个生产基地、为边区青年开展文化活动、普及科学教育，创建了一支坚强有效的物质保证力量。1942年，朱德总司令偕四老视察南泥湾时曾做诗表扬他们的功绩：“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使马兰草纸身价十倍。
1940年，大雨成灾，定边9月盐池告急。三边是沙漠地区，全靠打盐到陇东关中一带换取粮食。延安地区的白面也大都靠三边食盐交换。食盐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主要出口商品。由于大雨成灾，盐池水满不能产盐，连原产盐堆也被大雨一个个冲光。李富春要我和康白等到定边解决产盐问题。这时，士珍临产，她不但不阻止我去，而且鼓励我早去早归，去后多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她认为这不仅仅是边区经济物质的问题，而且是关系人民生活的大事。
一个月后我们依靠群众发现池下有通海海眼，而且在盐地四周沙漠底下也发现海眼，就从海眼中汲取了浓卤（过饱和盐水）灌到我们准备好的沙漠中一片片盐田里。过半天后，就结成雪白的精盐。我们很快把沙漠平整出一块块产盐良田。当地打盐的农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雪白的精盐，齐声歌颂共产党，我们再不靠天吃饭了，而且把无粮的沙漠变成了万顷丰产田。等我回延安带了产盐计划和试验报告经中央批准后，她已生下孩子，大小平安出医院了。
1941年春天，由于边区经济发展了，迫切需要的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财政金融系统。为了保证商品流通，就要边区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边区的钞票，因此，制造钞票纸的新任务又担在我们肩上。钞票纸与马兰草纸大不相同，数量虽不多，但质量规格标准要高出几十倍，难度是很大。要细致地研究，反复试验，才能得到合适的结果。根据试制马兰草纸的经验，士珍选择了最难处理的麻和树皮树根木材为原料，在试验过程中，士珍提出综合利用，一举三得。这就是将原料处理后的废液浓缩加工，成了各种胶体。经过多次试验，各种产品性质不同而生产出各种不同颜色。士珍紧抓新生事物不放松，接着在黑葛根和黄白刺树树枝、树根提取出各种颜色不同的植物染料。士珍再进一步研究，对于提取出来的植物染料，不同的酸碱度适当地中和后染在纺织品上，呈现出橘红、青灰、咖啡、橙色、血青、元青、墨绿等等近十几种颜色的染料。对纺织工业尤其是毛纺产品，增加了边区独特的色彩。同时，士珍在麻纤维加工中利用制革厂软化皮革的硫化油制成乳化液，渗透到麻纤维毛细管内，使麻纤维变成光滑像蚕丝软绵而易染的植物染料，光色俱佳。在边区萱麻是土产，农民有传统经验，比棉花产量大。切断后也可以直接纺纱织布，曾在纬华纺毛厂织出单纺和混纺的布，还受到边区政府的鼓励嘉奖。这些试验成果不仅在边区首创，而且在今天纺织外贸中还是值得发展推广的。
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研究，生产钞票纸决定以麻为主原料。接着就联系到加工生产问题。士珍觉得安排计划筹备生产工具设备，她使不上劲，她要求回延安自然科学院教书，以弥补这段空隙时间，不让白白浪费。她到组织部转党的关系时，富春还要她征求我的意见。士珍表示争取为人民为革命多作贡献，就带着孩子到自然科学院向徐老报到了。她住在徐老宿舍附近与林间一个窑洞。她们互相帮助，常得到徐老言教身传的培养和关怀。士珍时刻勉励自己以徐老为榜样，做好人民的教师。徐老对她说：“王士珍，对孩子都要注意知识面，她大一点懂事了，就要教她学历史，经常检查督促，让她产生兴趣，她就热爱伟大的祖国了。教她学几千年的科学文化发展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和近百年受帝国主义欺凌侵略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的业绩，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同时再学地理学和自然科学，长大了对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就更易理解了。教育小孩不要怕麻烦。”士珍认为徐老对她说的话，不仅是教了培养孩子们好方法，也是勉励我们全家多读历史地理，使知识面博，才能很好地学习领会马列主义精神实质。我们的孩子也很敬爱徐老，人虽小，但常向徐老叫爷爷，要爷爷抱，徐老抱着孩子笑嘻嘻地在窑洞门前散步。1942年下半年，证券纸（钞票纸）正式试制投产了。
士珍担任教学三个学期，又离开了自然科学院，调到茶坊军工厂、紫芒沟化工厂工作。她担任钞票纸技术指导工作，同时为生产军火无烟药、炸药、军工品的化学检验，生产过程中规格标准测试分析，建立了理化室，负责全厂的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的规章制度。士珍经常对年轻职工进行军火生产操作法和分析检验管理制度的教育，军火生产必须百分之百的合格，要生产出百分之百合格的产品，就必须从原料开始就要规定严格标准，不合格的不能使用，在制造过程，一步一个脚印，不得越轨。对于无烟药生产，从棉花质量、硫酸、硝酸等原料定出严格标准。没有分析化验合格证不得入厂。工序操作检验同样按标准决断，不合格品不能进入下道工序。这样严格要求，就可保证产品百分之百合格。还要在靶场上进行实弹试验。理化室的建立，保证了生产军火品的质量，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年轻军火生产技术人员，在建国后他们在军工大工厂成为领导骨干。
1945年日本投降，中央派遣大批干部支援东北，接管大城市、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建立人民政权和领导核心。晋察冀边区在收复张家口后，也打电报要干部。南汉辰直接打电话给中央组织部，要造纸技术干部，解决他们急需的供给报社的新闻纸和银行发行的钞票纸。这两项的重要意义与当前延安情况相似，而且关系到我们解放大城市能否领导财政经济巩固发展、安定广大群众人心的问题。经济财政金融的需要，也是中央对新解放大城市，对政治文化科技各界团结，扩大统战工作的需要。1946年3月，中央组织部为我们单独编一个小队护送我们去张家口。士珍乘一辆边区特制的架窝子，带着孩子们翻山越岭。经延川、清涧、绥德、吴堡过黄河，在我们踏上黄河渡船时，看到滚滚黄河水后浪赶前浪、汹涌澎湃前进的壮观，回忆起延安八年战斗生活，无私奉献，度过我们的青春，士珍微笑了。再见吧延安，再见吧陕甘宁边区，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再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