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原本就是哈佛教授，但当了几年国务卿之后再想回哈佛，却回不去了。其理由是当官期间荒废了学业，已不够哈佛教授的资格了。可是我们的西南财大却对本无教授资格的李达昌的归来，欣喜若狂，要什么给什么，什么程序都不用走，一切全OK。这背后的制度根源是什么呢？
美国是一个没有官本位的国家，一个社会需要有官，也需要士和商，从事哪一项工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条条道路都可以实现个人事业的辉煌，每项工作都可以为社会作贡献。从事各项工作的人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各种职务也没有按官位折算。如重点大学校长是副部级，教授相当于副局级，官位也不能换学术职务。一个正部级的国务卿并不能换一个教授的职务，不同的职务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要求。国务卿当不了哈佛教授不为怪，甚至总统想要一个名誉教授都不可得。美国对教授任职资格要求之严，正是其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之一。
我们却是一个有官本位的国家。当了副省长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当教授，教授才相当于副局级，副省长去当，当然值得称道了。但教授却不能想当副局长就当，谁高谁低不就一目了然吗？尽管我们经常宣传，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现实中，官仍高于一切职务。一个人当了官就可以当教授、博导、院士；甚至有学校求官去当他们的教授，这不是官为贵、教授为贱又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社会中官本位不足为奇，这才有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这是一种当时社会条件下理性人以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行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有哪种投资的收益率比投资当官更大呢？按说，新中国的建立消灭了封建制，官本位该没了。但计划经济下，各级官员职务高低掌握着资源配置的权力。经济决定政治，无论反封建的口号叫得多响，官本位其实是加强了。市场经济的建立，由市场配置资源，应该说是对官本位的否定，但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建立，政府及其代表——官员仍控制着相当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时，官本位就无法消失。这才有了大学的官本位崇拜，或者套用马克思的“货币拜物教”之说，称为“官本位拜物教”。
大学的“官本位拜物教”最突出地体观在两件事上。一是众多大学争相聘请大官来当兼职教授，绝大多数被聘为兼职教授者并无真才实学，只有真官实权。有许多还成了博导，甚至名副其实在指导博士。这些教授、博导，没时间读书做学问，也没时间指导博士——甚至一年都见不了一次面，这种博士指导法也可以上“吉尼斯”了。不少学校还以聘了多大的官来当教授为荣。李达昌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当上教授、博导的，怪不得西南财大欣喜若狂，大搞欢迎仪式，送了两个倒霉的博士让这位副省长级教授去指导。二是许多大学教师无心做学问，只把学问作为敲门砖，敲开官场之门，又回到了“学而优则仕”。这些人不是认真做学问，而是察言观色，看上方的意图，领导喜欢什么说什么，以期领导慧眼识英雄，给他个一官半职，甚至在校内也为个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打得不可开交。
“官本位拜物教”还有经济利益。学校请官来当教授以得到包括资金在内的实惠，个人追求当官亦可有了权有了一切。说来还是经济利益在作怪。某些政策（如把重点大学校长行政级别由正局级提为副部级）又助长了这种“官本位拜物教”。近年来高校腐败事件层出不穷，正是官本位的恶果之一。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越来越大是官本位更严重的恶果。
西南财大聘了一个贪官当教授、博导，不是它的错。不改变官本位，还会有许多贪官或清官当教授、博导。
谁来保护国有资产
据《京华时报》报道，首钢附近一个村九百多居民中有70%的人以偷盗首钢资源为生，偷盗者有现代化通信与运输设备。首钢损失无数，却不见采取什么保护措施。
读了这篇报道，使我吃惊的不是偷窃分子的猖狂，而是首钢的无动于衷。试问一下，如果是首钢某些个人的财产受到偷窃，还会如此无动于衷吗？或者换个问法，如果首钢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某钢铁大王的企业，会长期发生这种现象吗？
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对财产权的保护，无论这种财产是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私人财产，还是外国人的财产。但仅仅有这种保护财产的法律还是不够的，关键是所有者如何行使这种权力。如果财产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放弃这种财产的保护权，对侵权的盗窃事件不闻不问，不采取任何措施，法律不过一纸空文而已。所谓“民不举，官不纠”正是这种情况。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听任自己个人财产任别人偷盗的事几乎没有。即使那些对国有资产漠不关心的人，你要偷了他一分钱，他也会与你玩命。那么，为什么首钢的一些人能听任偷窃者为所欲为呢？
说到底又是一个产权不明晰问题。个人财产属于自己所有与享受，这种财产的损失是实在的，个人不可能不保护。但国有财产就不同了，理论上属于全国13亿人共同所有，无论总财产有多少，分到自己身上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国有财产也不可能分到个人身上，属于国家所有，丢一点或增加一点与自己毫无关系，无怪乎丢多少也不在乎。在首钢一些人看来，偷国家的钢材如同偷别人的钱包一样，与己无关，何必去见义勇为呢？
人们对自己财产的关切与保护必定大于对国家和其他人财产的保护，这也许是一种人性。但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市场化程度有多高，必定有属于集体和国家的财产，不可能任何财产都私有化。如何保护国有财产是市场经济中一个比保护私人财产更重要也更困难的问题。
国有资产最可怕的状态是无主所有（或称所有者缺位），即没有一个人格化的具体所有者。说起来人人所有，但实际上没有具体所有者，使国有资产受到侵犯。国有资产当然不可能由某个人所有，但可以由某个人接受国家（所有者）委托，作为有名有姓的国有财产代理人，代表所有者行使产权，保护国有财产。
首钢作为国有企业是有其代理人的，现任的首钢领导应该就是国家财产有名有姓的代理人。但为什么首钢的财产仍然没有得到保护呢？我想这里有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首先是明确具体的代理人。不能把整个首钢领导班子都作为代理人，否则代理人太多了，又是“三个和尚没水吃”，集体负责而无人负责。必须明确指定一个人——比如说董事长——作为所有者的代理人，首钢丢了东西就拿他是问。当然，作为首钢这么大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也许事情太多，无法顾及到资源被盗这一点小事，而且，让一个董事长去防盗也并不实际。但董事长作为财产代理人应该委托其他人对他负责的国有财产进行有效监护。这就是说，国有财产的保护需要一套有具体人负责的委托、代理制度。
其次是应该有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尤其是对国有财产保护不力造成损失，一定要严惩代理人。像首钢这样国有财产长期、大量被盗而无人受责，岂非咄咄怪事？任这种做法持续下去，国有财产要受到多大损失？对国有财产的贪污、浪费和任其受盗，应该同罪。市场经济不允许侵犯私人财产，也不允许侵犯国有财产。
像首钢这样国有财产被盗而无人负责的事情并不是一例，油田、煤矿被盗也相当普遍。我们在关注以低价出卖国有企业而形成国资流失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对国有财产的公开盗窃——这不仅是盗窃者的罪过，也是国有财产代理人的罪过。
走出山西“煤经济”
从小我就知道，山西是中国产煤最多的地方。我的中学是在太原铁路中学上的。那时的劳动课就是参加“晋煤外运”。到车站上装一天煤，回来再写一篇《记一次晋煤外运》的作文，就算是“教育与劳动生产结合”了。中学生，不足18岁，不分男女都干成年男性的装煤工作，且分文不取，这可是最廉价的童工。不过当时尽管肉体疲劳，心里还是骄傲的，因为老师告诉我们，把煤运出去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不过祖宗留下的煤运走了，山西并没有富起来。说起来当时全国都穷，但产煤的山西似乎比用煤的上海、北京还要穷。长大以后知道了晋商，才知道山西历史上的富与煤无关。晋商最早起源于盐，以后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包括山西并不出产的茶叶贸易，再以后有了票号，称雄一时，富甲海内。当时，曹家、乔家这些富商都与煤无关。他们的家产在千万两白银以上，而大清帝国正常年份的财政收入，一年才四千万两白银。20世纪初，山西的煤矿受到重视，英国人利用清政府的腐败获得了采矿权。山西的有识之士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护运动，并最终获得胜利。以渠本翘、刘笃敬等为代表的晋商还组成了山西近代史上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保晋矿务公司。可惜煤并没有能挽救晋商灭亡的命运。
山西煤的大规模开发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需要煤，山西的煤就生逢其时了。在煤炭行业中居于龙头地位的大同矿务局就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从北到南，整个山西成了一个大煤矿。不过山西从中获益并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山西的定位是煤炭供应基地。尽管煤是稀缺资源，但并不按市场规律定价。我们都知道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剪刀差，其实在工业品中作为原料和燃料的煤与制成品之间也存在剪刀差。在这种剪刀差的格局之下，山西损失了多少财富，好像没人计算过。
计划经济下的账就没法算了，几亿农民吃了剪刀差的亏都没法说，咱一个小小山西算什么呢？好歹祖国的繁荣有别人一份，也有咱的一份，没人埋没就行了。不过经济改革之后，山西煤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煤的价格一直受到严格控制，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开。今天别人都说山西人以煤致富，其实他们忘了转型过程中山西煤炭企业那一段艰辛的过程。人们只看山西富人如何买车买房，但却忘了靠煤富起来的仅仅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的状况并没有因为煤价上扬而改善。当大量的煤从山西运走时，留给山西百姓的是环境污染和地面塌陷。在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中，山西有六个，且垄断了前三名。
煤留给山西的不仅仅是贫穷和污染，更重要的是思想保守和僵化。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对山西的要求是确保煤炭供给。山西的多届领导人都有在煤炭行业工作的经历。或者由大同、阳泉这些大煤矿企业提拔起来，或者先由这些大煤矿企业进入煤炭部，再回到山西。在他们的心目中，煤炭是第一位的，只要完成煤炭任务，就上使自己对得起中央，下使自己有晋升的机会。他们是煤炭专家，自然而然的习惯就是一心关注煤。这使山西失去了其他机会。山西其实也是重型机器生产基地。太原重型机械厂曾生产过万吨水压机和三峡大坝的巨型闸门。不过始终没有更辉煌的发展。山西的地面文物占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旅游业还是靠外地人拍的电视剧带动的，且至今也不是旅游大省。一个“煤”字压倒了其他。“以煤为网，一网打尽”，绝不是山西富裕之路。
山西是内地省份，内地的特点就是思想保守。这种保守也是晋商衰亡的众多原因之一。煤炭是计划经济控制最严的行业，也是市场化最晚的行业。从这样的行业走出来的领导人思想难免不保守。一个地方的思想开放程度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思想开放程度。山西的内陆位置，晋商的保守传统，再加上某些山西领导人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使山西思想的开放程度至今仍落后于其他地方。山西的国企改革落后于其他地方，山西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也远不及其他地方。山西的人才外流，被称为新晋商代表的李彦宏、陈峰等人除了籍贯为山西人之外，与山西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当年留在了山西，恐怕难有今天的辉煌。
一个“煤”字罩住了山西。振兴山西，必须走出煤的阴影。自然资源决定了山西还要挖煤，但绝不能是仅仅廉价地把煤作为原料出卖。发展煤炭的深加工，提高煤的附加值，山西才能由煤致富。一个“煤”并不是山西的全部，山西还要寻找其他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要使山西即使把煤挖完了，也仍有繁荣的经济。山西的旅游业尽管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但离充分利用旅游资源，还差得很远。由煤炭的有烟经济转向旅游的无烟经济，是山西至关重要的一步。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打破“煤经济”带来的保守。
现在山西的主要领导人已经不出身于煤炭行业了。对山西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铲除霸王条款
当你看房时，沙盘上你所要的楼盘风景优美，草地青青，广告告诉你离城仅20分钟。但当你买到房后发现，现实与广告差别甚大——美丽的风景是下世纪的远景，草地是远处的公共绿地，离城20分钟指开时速200公里以上的Fl方程式赛车。这时你要去找开发商论理，合同上写着“沙盘、广告等供宣传不用作购房依据”。这时你会有什么感觉？
类似这种以损害消费者利益来为生产者谋利的霸王条款在房地产中并非这一种，也并非房地产行业独有。中消协先后公布了电信和房地产行业的霸王条款，以后还会公布其他行业的这类条款。这说明，霸王条款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已经到了非铲除不可的时候了。
要铲除霸王条款首先要找出它产生的根源，追根溯源才能斩草除根。霸王条款的产生首先在于市场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天然不平等地位。一来消费者是分散的、孤立的，千百万消费者难以形成一个组织，无力与生产者抗衡。二来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消费者是缺乏信息的一方，而且也无法以高代价获得信息。与消费者相比，生产者数量虽少，却力量强大，也易于组织起来，生产者还拥有消费者不易获得的信息。
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市场不平等地位出发，铲除覇王条款就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保护消费者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政府的基本职能。这种保护不仅要有立法，而且要由政府去认真执法。中消协公布的房地产行业霸王条款，如不退还消费者预定金、虚假广告、房屋面积缩水而不赔偿，等等，都违背了现行法律。但这些霸王条款居然能用来对付消费者，还在于有关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力。尤其是在政企尚未完全分开的情况下，一些本应保护消费者的部门却纵容了霸王条款对消费者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