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在市场化过程中都出现了收入差别扩大的现象。这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这就会偏向拥有资源多的富人。尤其在市场化经济发展之初，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会相对甚至绝对贫穷下去。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由政府伸出“看得见的手”，采取各种收入再分配政策，穷人才会脱贫。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倒“U”字形曲线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市场经济是穷人的天敌吗？“穷”是一部分人的必然命运吗？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并不这样认为。他从1976年起从事孟加拉国小额贷款的扶贫工作，使几百万穷人脱贫。他的扶贫法宝不是慈善式救济，而是让穷人有脱贫的能力。他的信念是：“穷人应该能利用那个制度（指市场经济制度），以改善他们的命运。”他在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中论述了自己用小额贷款扶贫的历程，证明了市场化扶贫的可能性。
作为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尤努斯相信市场经济制度。他说：“我确实相信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威力与资本在市场上的威力。”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好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个人得到解放，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利用个人的资源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富人和穷人。因此，他反对输血式扶贫。他说：“向失业者提供救济并非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佳方法。身体强健的穷人不想要，也不需要慈善救济，失业救济金只是增加了他们的不幸，剥夺了他们去做事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他们的自尊。”
除了少数穷人由于残疾、天灾或人祸，需要救急之外，绝大多数穷人拥有自己的人力资源。他们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人力资源去脱贫。影响他们脱贫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不少人认为穷是能力差或不努力的结果，把他们的穷看成是必然的。这就使政府更加偏重于输血式扶贫，结果他们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造血能力，甚至越扶越贫。要给穷人以信心，让他们相信，市场经济并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可以脱贫的制度保证。
二是制度性原因。有一些制度实际上阻碍了穷人靠自己的力量脱贫。我们不去分析户籍制度和由此引起的城乡二元化。这种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要一下消除是不可能的。媒体曾报道一个农民进城卖枣受到各种制度限制，愤而把枣子倒进河里的事。其实这个农民完全可以靠自己种枣卖枣来脱贫，但现行的治安管理制度不让他这样做。对农民进城卖枣限制的制度绝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城市应该有治安管理，但这种管理不应该成为农民靠自己的努力脱贫的限制。再如国内也曾有人进行过小额贷款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但后来因为被指责为“非法融资”而停止了。市场经济的确需要管理，但我们为什么不在设计这种制度时给穷人用自己的努力脱贫留个活口呢？只要设计得当，且实行人性化执法，管理好这个社会与让穷人自谋出路之间并不矛盾。
三是穷人需要培养造血能力的帮助。许多穷人缺的不是包括技能在内的人力资源，而是运用人力资源的资金。小额贷款正是穷人最需要的。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处处为穷人着想，不要抵押品、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甚至不是让穷人来求他们，而是他们主动把贷款送给穷人。如今这种小额贷款的扶贫方式已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得到推广，并取得了成功。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其他培养穷人自我造血能力的方式，如教育与职业培训、无偿提供就业信息、组织他们有目的地流动，等等。
我们说的市场化扶贫有两个特点。一是扶贫并不是单向的，结果是双赢的。尤努斯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进行小额贷款使数百万人脱贫，在这一过程中他的事业也获得了成功。在进行小额贷款7年后他建立了以此为主业的格莱珉银行。如今这家银行年贷款5亿美元，已发展为一家有若干企业的集团。市场化扶贫是按商业化的原则办事，给被扶贫者以脱贫的能力，给扶贫者以商业利润。这种扶贫实际是一种双方互利的交易。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
二是市场化扶贫不能由政府主导或政府亲自进行。政府的任务是帮助那些没有能力自己脱贫的人（如失去工作能力的残疾人或老年人），市场化扶贫要由私人企业进行，世界银行扶贫的失败是政府机构无法让穷人脱贫的例子。尤努斯在从事小额贷款中就坚持了不让政府参与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在云南试验小额贷款，起初小有成效，但由当地政府接管之后就无迹可寻了。市场化扶贫的成功与否不在于政府亲自做什么，而在于允许人们去做什么。
扶贫是中国的一项战略任务，在政府建立社会保障的同时也应该放手让市场去做点什么。读一读《穷人的银行家》，你肯定会有更多好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