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臣下如王粲，儿子如曹植，他们的歌功颂德的文章，把曹操捧上了天，我们且不必征引。但唐太宗李世民有一篇《祭魏太祖文》（见《全唐文》卷十），是值得注意的。他称曹操为“哲人”，说他“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说他拯救了沉溺，扶持了颠覆。这些话，在我们看来，倒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唐代没有否定曹操还有一个有趣的证据，便是唐玄宗自名为“阿瞒”。如果唐代的民间已经把曹操当成一个大坏蛋，一朝的天子哪里会把大坏蛋的小名来嘲骂自己呢？这是不能想象的。
曹操受了很大的歪曲，实在是自宋代以来。其来源我觉得不好随便把责任归诸人民。王昆仑先生说：“大概舆论的变化就从民间先开始”，这话如果一般化了，就很成问题。因为在“大概”一辞中就大有文章可做。据我的看法，民主性的精华大抵是从民间开始的，而封建性的糟粕则不好让人民来负责。例如说“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者难逃”，这话在民间流传得广泛得很，其来源无疑是出于统治阶级。如果因为多少年来广大人民那样说，而认为是人民自己的意识，那事情就不好办。因为谁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那就会成为反对人民意识了。其实，人民在封建时代的意识，除掉革命的民主性的精华之外，我们应该肯定，是支配阶级蓄意培植的。只有革命性比较强的人才能摆脱那种意识形态的控制。曹操的粉脸奸臣的形象，在舞台上，在人民心目中，差不多成为了难移的铁案了。然而在几百年前也有农民起义的领袖想移动一下这个铁案。和李自成、张献忠同时起义的罗汝才，他自号为“曹操王”，不就表明草莽英雄中也有不愿意为《三国演义》所束缚的人物存在吗？
《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够判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在今天桃园三结义的形象已经不如往年那样神气了。我们可以预言曹操的粉脸也会逐渐被人民翻案的。今天不是已经在开始翻案了吗？
旧剧中的曹操形象主要是根据《三国演义》的观点来形成的。要替曹操翻案须得从我们的观点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从新塑造。如果在旧戏的粉脸中透出一点红色来，解决不了问题。例如以赤壁之战而言，在史籍上就有不同的说法。曹操遗孙权书云：“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见《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魏志·武帝纪》也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到底哪一边是历史真实呢？我们很难判断。但曹操在赤壁之战是打败了，那是没有问题的。三分鼎足之所以形成，在我看来，地理形势要算是一个重要原因。西蜀是得到山岳的屏障，孙吴是得到长江的保护。但尽管这样，魏、蜀、吴都是想中国成为一统的。本是统一的中国不愿意成为群雄割据的局面，这是三国人物的共同心理。所不同的只是：不让你来统一，让我来统一，如此而已。诸葛亮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不就是很坦白的自述吗？
但有人认为“三国的分立是有其社会经济原因的。……曹操在统一北方后所进行的向南扩张战争，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的”。这见解真是非常奇特。三国的社会经济，我们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曹操在南征，诸葛亮和孙吴都屡次在北伐，南征如果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北伐也同样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愿意中国分裂而不愿意统一，这算什么“历史规律”！这算什么“人民愿望”！以前的读书人有一种毛病：“好读书，不求甚解”；今天的读书人似乎有人又有一种毛病：“不读书，好求甚解”。我们好不好来一个辩证的统一：“好读书，好求甚解”呢？我们须得知道：曹操生前虽然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在他死后不足五十年终于由他所组织起来的力量把中国统一了。这却是无可动摇的历史事实！
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
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积重难返。历史上应该恢复名誉的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要翻案都比较困难。原因是对于他们的敌性宣传太年长岁远，深入人心。而尤其是曹操，由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普及，三岁小儿都把他当成了大坏蛋，要翻案是特别不容易的。王安石是同样受到极大歪曲的历史人物，他的案是翻过来了。他的幸运是对于他的敌性宣传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曹操所受的影响那么普遍，妇孺皆知。但长远地把一位好人作为反面教员总是不大妥当的。我们搞历史的人有责任把真实性弄清楚。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者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共存，听从人民选择。
关于曹操的功过，还有一个问题今天虽然没有人提到，但在古书上却有人早提到了。那就是民族问题。曹操的民族政策除掉必要时进行反抗战争之外，基本上是采取各族融和的办法的。鲜卑、乌桓人为他所用，匈奴人与汉族杂居于河东，因而有人把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隐隐归罪于曹操。例如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便有这样的话：
自单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之后，种类繁昌，难以驱逼。魏武虽分其众为五部，然大率皆居晋阳。暨乎左贤王豹之子刘元海，假称天号，纵盗中原，吞噬神乡，丘墟帝宅，愍怀二帝沉没虏庭。差之毫端，一至于此，百代无灭，诚可痛心也。
他虽然不是专门责备魏武帝，而主要是在责备窦宪，但魏武是承继了窦宪的混处政策的。那么“五胡乱华”的责任，在魏武帝似乎也就不能不分负了。这样的归罪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五胡乱华”的诱因并不是由于民族混居，而是由于西晋的内乱。司马氏夺取了曹魏政权之后，不再传便有“八王之乱”，大家抢做皇帝，相互砍杀了十六年。内乱的结果因而便诱致了“五胡”的崛起。
“八王之乱”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由于制度的改革。汉朝的郡国制度，国的诸侯王是没有实权的，实权是操在中央所委派的国相手里。魏因汉制，诸侯王同样无实权，司马氏因而得以篡位。司马氏一夺取了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本姓的王朝便把制度改革了。办法是大封公族，使各侯王得以任官分治，征兵自卫。用心是在防止异姓篡夺，但谁知道却招致了同姓纷争，而终于酿成大祸。因此，“五胡乱华”的责任不能让窦宪和曹操来负。
据我看来，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样，是政权的延续不太长。秦是二世就亡了，仅仅十几年。魏的统治也不久。魏文帝曹丕在位仅七年，只活了四十岁。魏明帝曹睿在位仅十四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偶然碰上了这两位短命皇帝，所以给了司马氏以夺取政权的机会。曹丕和曹睿都是比较可取的人物，如果他们活得长一点，在位得长一点，曹魏的统治就会更长得一点。如果那样，我看历史上对于曹氏祖孙父子的评价是会有所不同的。
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只有在人民做了主人的今天才有可能。人民是正直的，只要我们把真正的历史真实性阐明了，人民决不会把有功于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人物，长远地错当成反面教员。因此，我们乐于承担这个任务：替曹操翻案。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
注释
[1]本篇初见于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收入人民出版社1961年1月出版的《文史论集》一书。现据1984年8月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编入。
[2]“辟”字，《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注引原文作“辞”，作者据《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世语》，改“辞”为“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