靺鞨地处高丽以北，邑落各有酋长，不相统一，共有粟末部、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黑水部、白山部，而黑水部尤为劲健，即古代的肃慎氏，居住多依山水。
开皇初年，靺鞨相继派使者向隋天子贡献，隋文帝诏令靺鞨使者说：
“朕闻听你们那里的士著居民勇敢敏捷，今特前来相见，实与朕意相符。朕视你等如子，你等应敬朕如父。”
使臣答对说：“臣等地处偏僻一方，道路遥远，闻知中国有圣人，所以前来朝拜。既已承蒙慰劳赏赐，有幸亲见圣上尊颜，心中不胜欢喜，愿长久得为奴仆。”
靺鞨国北与契丹相接壤，经常相互劫掠。后来，靺鞨来使至京，隋文帝告诫使者说：
“我对于契丹的怜爱和思念，与对你等没有差异，应各守自己的领土边境，如此岂不安乐？为什么动辄相互攻击，很是违背我意！”
使者向隋文帝谢罪，文帝因而慰劳使者，令他宴饮于殿前。使者乘着酒兴，与一同前来的同伴离席起舞，多是表现战斗的场面。隋文帝观看靺鞨使者等人舞蹈，回首对待臣们说：“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
靺鞨与隋朝相距遥远，惟有粟末部、白山部距隋朝较近。
契丹的祖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居于黄龙（今吉林省农安县），其风俗与靺鞨很类似，好为寇盗。北魏时期，靺鞨遭受高丽的侵掠，部落中有万余人请求归附隋朝，止于白貔河。后来又遭受突厥的逼迫，又有万余家寄居高丽。
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靺鞨的莫贺弗部来长安拜见隋文帝。开皇五年，莫贺弗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予以接纳，听任他们居住于故地。开皇六年，契丹内部的诸部之间相互攻击，久而不止，同时又与突厥相互侵夺。隋文帝派使臣对契丹内部的相互攻战予以谴责，契丹派使臣至长安叩头谢罪。后来，契丹的别部出伏等背叛高丽，率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予以接纳，安置在谒奚那颉的北面。开皇末年，其别部4000余家背离突厥前来向隋朝投降。当时，隋文帝刚刚同突厥和好，以不失远人之心为重，给予他们粮食，令他们回归故地，并敕令突厥安抚接纳前来归降的契丹别部。然而，契丹别部坚持不肯离去。部落逐渐众多，于是逐水草北徙，当辽西正北200余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500里，南北300里，分为10部。各部兵多者3000人，少者千余人。
靺鞨、契丹是居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于隋文帝在位期间臣属于隋王朝，隋文帝对他们亦采取友好政策，对于他们内部各部之间的攻伐予以谴责，劝他们同突厥友好相处，主张靺鞨与契丹之间实行睦邻政策。隋文帝的这一政策对于安定隋王朝边境、密切隋王朝同靺鞨、契丹的经济文化联系，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高丽、百济、新罗是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历史悠久。隋文帝在位期间同上述三国的关系，现分述如下。
北周时期，高丽国王汤曾派使臣朝贡，周武帝宇文邕拜汤为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后，高丽王汤派使臣至长安，隋文帝进授汤为大将军，改封高丽王。
据《隋书·东夷·高丽传》记载，高丽国东西2000里，南北千余里，国都平壤，亦曰长安城。城东西6里，随山而筑，南临贝水（今朝鲜大同江）。又有国内城、汉城，与平壤并列为都会，国人称为“三京”。高丽与南方的邻国新罗，经常相互侵夺，战争不息。
开皇初年，高丽王频频派使者入朝。待到平定南陈之后，隋朝国势日强，高丽王汤大为恐惧，在国内整治兵器军械，积蓄粮草，作据险守城的准备。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隋文帝闻知高丽王“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特赐给高丽王长篇玺书一封，书中指责高丽王：“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骋奸谋，动作邪说，心实不宾”。同时，晓谕高丽王：“王若无罪，朕忽加兵，自余藩国谓朕何也！王必虚心纳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怀异图。”玺书的结尾，隋文帝以南陈的灭亡警告高丽王：“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事实上，隋文帝在平定南陈后，国势日强，对于高丽王的“治兵积谷”是不能坐视的。他的大臣们也有向高丽用兵的意图，即所谓“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不过，隋文帝对于高丽，如同他对待突厥、吐谷浑一样，不主张轻易用兵，更不肯首先用兵，而是采用晓谕和威慑的政策，谋求边境上的安宁。
隋文帝的一道玺书，有指责，有晓谕，但结尾却是严重警告。高丽王汤得书后不由得诚惶诚恐，将要奉表陈述并向隋文帝谢罪，适逢患病而死。
汤的儿子元继承高丽王位，隋文帝奉行对高丽的一贯政策，向高丽派出使臣，拜高丽王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赐衣服一套。元奉表向隋文帝谢恩，并以祥瑞向隋天子祝贺，乘机请求受封为王。隋文帝特予以优待，册封元为高丽王。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元率领靺鞨族万余名骑兵入寇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闻知此事后大怒，任命汉王杨谅为元帅，总领水陆兵马进军讨伐，下诏令废除高丽王元的爵位。当时，由于粮草供给不继，六军给养缺乏，隋军师出山海关，又遇到疾疫，士气不振。待到隋军进驻辽河，高丽王元也感到恐惶惊惧，派使臣向隋文帝谢罪，在上表中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下令罢兵，待之一如当初，高丽王元也每年派使臣向隋天子朝贡。
百济国的祖先，出自高丽国，汉代时已成为朝鲜半岛上的强国之一。隋开皇初年，百济王余昌派使臣向隋贡献特产，隋文帝拜余昌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
百济国东西450里，南北900余里，南接新罗，北距高丽，其都城日居拔城。官分文武，有16品，居民为新罗人、百济人、汉人和日本人。“俗尚骑射，读书史，能吏事，亦知医药、蓍龟、占相之术”，“有僧尼，多寺塔”，行南朝宋的《元嘉历》法，以建寅月为岁首。国中大姓有8族。“婚娶之礼，略同于华，丧制如高丽。”可见，百济国的文化较为发达，受中国影响较大。
隋文帝平定南陈的那一年，有一战船漂流至海东射牟罗国。该船在归还途中，经过百济国，国王余昌资送很丰盛，并派使臣奉表祝贺平定南陈。隋文帝为此很高兴，下诏书说：
“百济王闻知平定南陈，从远方奉表而至，旅途往返，甚为艰辛，如遇风浪，便有危险。百济王的心意和行迹淳厚，朕已全然知悉。相距虽远，事同言面，何必屡次派来使臣相聘问。自今以后，不须一年中再次入贡，联也不派使前往，望（余昌）王知悉。”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百济王派长史王辩那前来贡献特产，当时隋军正出师辽东。百济王派使臣奉表，请求为隋军担任向导，隋文帝下诏书说：
“往年高丽不按时朝贡，无人臣之礼，所以命令将帅讨伐。高丽君臣恐惧，畏服认罪，朕已赦免其罪，不可再兴兵讨伐。”
高丽对百济王奉表为隋军充当向导的消息颇有微词，十分恼怒，发兵侵掠百济国的边境。
新罗国在高丽国东南，即西汉乐浪郡的故地，或称斯罗。国内居民杂有汉人、高丽人、百济人。其国王本是百济人，自海上逃入新罗，称王于新罗国。
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新罗王金真平派使臣向隋天子贡献特产，隋文帝拜金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新罗国先附庸于百济国，后来因百济征伐高丽，高丽人不堪忍受百济王的兵役和徭役，相继归附新罗，新罗因此而逐渐强盛。后来，新罗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新罗地多山险，虽然与百济嫌隙颇深，百济也无力图谋新罗。
隋朝与朝鲜半岛三国的关系，同高丽虽然有过一次战争，但也以和平相处为主，至于同百济、新罗两国，则堪称友好关系，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日益密切。
日本在古代亦称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3000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汉光武帝时，曾派使臣入洛阳朝见汉天子，自称大夫，接受光武帝册封。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世代与中国相通。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派使臣至长安朝贡，隋文帝令有关部门派人考察倭国风俗。其国设有职官、法律，有兵器而无征战。其民信佛法，从百济国求得从中国传去的佛经，开始使用汉人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
新罗，百济皆以倭国为大国，多有珍宝，因而敬畏，经常通使往来。
隋炀帝期间，隋与倭国的友好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隋王朝时期同东南亚交往较多的国家有林邑（今越南中部）、赤土（今马六甲）、真腊（柬埔寨）、婆利（今北婆罗洲）等国。
林邑其国延袤数千里，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相同。南北朝时期，曾与南朝通使往来。乐器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相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为准备投入战斗的信号。居民都信仰佛教，文字与天竺国相同。
隋文帝平定南陈后，林邑派使臣向隋天子进献特产，后来朝贡断绝。平定南陈后，隋王朝境内天下平定，群臣中有人向隋文帝进言，说林邑多有奇宝。于是，隋文帝于仁寿末年，派大将军刘方为磎州道行军总管，率领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刺史宁长真、磎州（治所在今越南荣市）刺史李晕、开府秦雄等步骑兵万余人以及犯罪者数千人出击。林邑王率领徒众乘大象与隋军交战，刘方出师不利。刘方施用计谋，于丛林中挖掘很多深坑，上面覆盖杂草，伪装起来，然后率兵挑战。林邑王梵志率全军布阵，交战后，刘方率军佯败逃走，梵志率兵追击，兵众多陷入坑中，转相惊骇，林邑军大乱。刘方乘机纵兵反击，大败林邑军队。梵志屡战屡败，不得不弃城逃走。刘方率军入林邑都城。刘方获胜后班师回国，梵志又恢复原有的故地。经过这次战争后，林邑王梵志派使臣向隋朝谢罪，从此林邑向隋朝朝贡不断，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赤土即今马六甲。在隋炀帝即位后，与隋王朝有密切的往来。
真腊即今柬埔寨。据文献记载，真腊同隋王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主要在隋炀帝即位以后。
隋文帝在位期间，陆路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海路由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同中亚、东南亚、西亚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有商业和文化往来。
早在隋文帝即位之初，他向汾州刺史韦冲询问安定胡人的计策，韦冲对他说：“夷狄之性，易被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资治通鉴》）隋文帝深以为然。隋文帝在位25年的实践表明，他在处理同周边民族的关系上，基本上执行了“以理绥静”的既定方针。
